广陵郡（扬州）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青铜镜十面，莞席十领，独案细绞十匹，蛇床子七斗，蛇床仁一斗，铁精一斤，兔丝子一斤，白芒十五斤，空青三两，造水牛皮甲千领并袋。吴郡（苏州）贡丝葛十匹，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仁三升，鲻鱼皮三十头，鳅鱼鳍五十头，压胞七升，肚鱼五十头，春子五升，嫩藕三百段。
南海郡（广州）贡生沉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料二十斤，甓皮三十斤，蚺蛇胆五枚，詹糖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领。
唐令规定：“诸郡贡献皆尽当士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匹，并以官物充市。所贡至薄，其物易供。”“其有加于此数者，盖修令后续配，亦折租赋，不别征科。”（《通典》卷六《赋税下》）实际上这不过只是一纸具文，原因很简单，皇帝贪婪，贡物的品种绝不嫌多，贡品的数量则只嫌其少。而地方官吏，借助于贡献，一则讨好于皇帝，以求升赏；另则又可从中渔利，以饱私囊。因此，上贡之风，总是愈刮愈厉害。五代后周太祖郭威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广顺元年明诏：“天下州府旧贡滋味食撰之物，所宜除减。”其中便开列了两浙所进的细酒、海味、姜瓜，湖南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镇州的高公米、水梨，易州、定州的栗子，河东的白杜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糨子面，永兴的御田红杭米、新大麦面，兴平的苏栗子，华州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朱柿、熊白，河中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饭，同州的石鏊饼，晋州、绛州的葡萄、黄消梨，陕府的凤栖梨，襄州的紫姜、新笋、橘子，安州的折粳兵、糟味，青州的水梨，河阳的诸杂果，许州的御李子，郑州的新笋、鹅梨，怀州的寒食杏仁，申州的蓑荷，毫州的草，沿淮州郡的淮白鱼等等。（《旧五代史》卷一一○《周书一》）从这份贡品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到取贡的物种是多么繁苛。而所谓除减，也只不过是郭威个人一时的好心。历史上的赋税摇役，一时因某个“好皇帝”发善稍事减免，而事不迁鹭又被恢复、并反成增重的事，是习以为常的。明从成祖起，迁都北京，每年由运河启运来的江南贡物如枇杷、杨梅鲥鱼、橄榄、石榴、柿子、木樨花、柑橘、甘蔗、随菜苔、紫苏糕、苗姜、荸荠、芋头、鱼藕、香稻等等，各多达数十扛，用船达一百六十只。各处办野味共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只，又活鹿二百六十七只、活天鹅三百二十只，杂皮二十一万二千张，翎毛一千三百五十五万六千根。中期以后，它们的数字又续有增多。（《续文献通考》卷三三《土贡考》）譬如宜兴贡茶，明初额止一百斤，渐增至五百斤，万历时乃至二十九万斤。（《万历野获编》卷一《贡鱼乍贡茶》）清代吉林所贡方物，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十一月之外，皇帝生日，分次进行，山珍野味、土产名品，共计一百二三十种。（《清稗类钞》第一册《朝贡类·吉林岁贡》）贡品不单要求有特殊的质量，还要求有特别的样式。北宋皇帝所使用的御炉炭，“率斫作琴样，胡桃纹鹁鸽青”（《老学庵笔记》卷五）。一炭之微，其讲究如此，真是匪夷所思。贡品的采办，有的是作为赋役的形式，摊派给百姓交纳。也有的名义上由官给价，向民间平买，但“吏胥舞弊，克扣价目，十给二三而已，甚至并十之二三而亦无之”。
定额之外，又有额外之贡。地方官吏希求恩宠，竭心殚智，把一些新鲜的物产上贡给皇帝，它原是岁额所没有的。但有了第一次，便少不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些皇帝生辰、婚事、节日之类的贺礼，本也没有明确的定额。但是，今年的额外，一经贡人，往往明年就成为制度，变成了定额。如明代楚中鱼鲜之贡，“始自成化初年，盖镇守内臣私献耳，为数不过千斤。后渐增至数万，改属布政司，贡船至十二号”（《万历野获编》卷一《贡鲊贡茶》）。红花原不产在宁夏，“特一时喜事献谀之徒，创为此举”，遂成为明朝政府的定额。然水土本不相宜，故“播种耕耨、看守采择之苦，不可胜言”。“而又程途穹远，输运艰难，起役了夫，雇倩车马，以及指称盘费、打点使用，尤为不赀。朝廷之所得几何？而计其所耗，固已百倍于所贡之数。”（《续文献通考》卷三三《土贡考》引王疏）这都是额外转为定额的例子。事实上历史上的土贡定额就是通过这种转化而不断扩增的。庆典的贺仪，丰俭在于地方官的经办，朝廷并没有数字的规定。但是，一个地方今年的贡礼，事实上也便成了不成文的定额，后来者总是只能多，不能少的。也有一些存心侥幸之徒，热中将自己所有的珍玩、宝器献给皇帝，贪图赏赐，有的甚至是自己的女儿。明世宗时，“河南扶沟县民卢大亨，以女卢氏进。受之，给大亨米一石，仍免杂差。是女年十三，颇知书史”（《续文献通考》卷三三《土贡考》）。皇家的无数珍玩，其中的不少便是这种幸进之徒所奉献的。有一等人则专以进贡为名，对百姓家肆行掠取。明武宗时，李充嗣奏言：“近中官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走狗诸物，皆借名科敛。”（《明史》卷二。一本传）这种掠人之所有以为贡献，而讨好皇帝的人，比起卢大亨那种献女而得石斗赏赐的人来自然是更凶暴，更无耻，更可恶！
在额外上贡中，我们还要附带提及唐代流行的所谓“进奉”。唐玄宗在位，始在内廷设大盈、琼林两库，以贮贡献品。王邠佐任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人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肃宗时，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复其出人”。而当时京师豪将强索国帑，第五琦穷于应付，他于是请以全部财赋收入尽属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新唐书》卷四一《食货志一》）。德宗时，始接受杨炎的建议，将天下财赋的管理权复归有司，度宫中经费多少，量取三五十万奉人大盈库。然自肃宗至德以来，“四方贡献，悉人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新唐书》卷~四五《杨炎传》）。内库（大盈库）成了庞大的皇家私藏。德宗建中四年，径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在行宫创立二库。“朱礼比既平，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李皆徽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滴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几代易进奉，取于税人，十献二三，无敢问者。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卒于宣州，其判官严缓倾军府为进奉，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自缓始也。自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新唐书》卷五二《食货二》）进奉多是以正赋之外，尚多羡余的名义进行的。宪宗以后，遂成常例。“藩府代移之际，皆奏羡余为课绩，朝廷因为甄奖”。（《文献通考》卷二二《土贡一》引张潜疏）这种作法一直沿行到宋代。如宋神宗元丰年间，诸路在皇帝生日同天节及南郊大礼中，两次进奉共金银钱帛二十七万三千六百零八贯匹两，其中金二千一百两，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两，折银钱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贯七十七文，匹帛八万七千八百两。（《文献通考》卷二二《土贡》引毕仲衍《中书备对》）宋朝宫中置封椿库，太宗复以左藏北库为内库，改封椿库为景福内库以属之。仁宗时有奉宸五库之设，神宗又增设元丰库。朱元璋读《宋史》，曾就内库之设，严厉地批评说：“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府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人。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名其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往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洪武御制全书·宝训·评古》）不能不说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比赵光义站得更高一些。但是，作为一个家长式的专制皇帝，朕即是国屈也就是家。他俩之间认识的距离池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本质是没有差别的。
在贡献中，还有是来自边境四夷或周邻的与国的。当时概视为朝贡，被当成政治上臣服的象征，是远服、夷服来修职贡。历史上的中国皇朝，大多并不把开边扩土作为政治上的追求，而是把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美化为自己德治成功的标志。因此，多方招徕；而对来者无不优札，厚予回赐。于是异域的珍奇、怪兽、名马、香料、珠玉等等，远道而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或与边远首领间的官方贸易。中朝的皇帝，除了在猎奇与政治上得到满足外，为此而所费不赀，而且在运输、招待等方面，为老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与痛苦。
三、宣索，即皇帝遣派中官或使者持圣旨直接向臣民、有司宣取财货，实际上就是强取、强索。唐敬宗宝历二年，“宣索左藏见在银十万两，金七千两，悉贮内藏，以便赐与”（《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明神宗万历中，御用不给，而左藏已虚，乃“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脉传》）。唐德宗为讨军阀王承宗，以贡献的形式，大肆向度支盐铁并诸道索取所谓“助军钱”；及平，又索取贺礼及助赏诸物。此强取于百官者也。朱面力为宋徽宗措办花石纲，江南“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人其家，用黄封表识。末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宋史》卷四七○《佞幸》）。此强取于乡民者也。中唐时期，内宫取物于市，以宦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值。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贲物人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新唐书》卷五二《食货二》）自居易的名篇《卖炭翁》，描写的就是公开的匪行。明神宗时，税监遍天下，芊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此强取于商民者也。金世宗大定中，“立强取诸部羊马法”（《金史》卷八《世宗纪》）。此强取于北部边民者也。唐时所谓“白著”，就是税外的横取。（《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高云《白著歌》：“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求阙斋读书录》）“上元”就是唐肃宗的年号。
增税，包括增多税额与另立名目，也是皇帝为扩大自己收入的办法。它同是一种强取，不过是堂哉皇哉，用明令增派的一种强取。东汉灵帝中平二年，敛修宫钱，天下田亩十钱。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官被雷火焚毁；明年，又有皇极、中极、建极三殿之灾。军府千户仲春请开矿助大工，进行重修。于是大兴矿税，中使四出，“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间，诸挡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河南巡按姚思仁，疏言矿税之害，“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明史》卷八一《食货五》）与此同时，又以中官充税监，百计征剥。“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茶盐，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抵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后焉。”（同上）“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税人也。”（同上卷二三七《田大益传》）但是，这些收入，后来却又“悉输内帑，不以供营缮”（同上卷二三五《王汝训传》）。
四、卖官。秦朝有纳粟拜爵之令，汉文帝用晁错建议，纳粟拜爵和除罪以实边。正如晁所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穷。”爵只是一种身份，所以这是一笔无本而赚钱的买卖。汉文帝此举是以补国用。东汉灵帝首行公开卖官。光和元年，西园卖官，二千石的官价是二千万，四百石为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谐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富者则先人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资治通鉴》卷五七）“廷尉崔烈人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宫室钱，大郡至二千万钱，不毕者至自杀。”（《晋书》卷二六《食货》）他在西园造万金堂，以为私藏。晋武帝司马炎也卖官肥私。有一次他不无得意地问司隶校尉刘毅说：朕可以和汉的哪一个皇帝比？耿直的刘毅回答说：桓帝、灵帝。司马炎大为扫兴地说：何至于此！刘毅回答说：桓帝、灵帝的卖官钱人归官库两陛下你却把卖官钱归人私门。这样看来，还不如他们（《资治通鉴》卷八一）。刘毅这里说的也并不确切，西园也是灵帝的私库。后代卖官的事例几无代无之。清朝的捐纳也是卖官的一种形式。
此外，又有采办、和买、金商等名目，都是借助特权，攫取商物，“名为和买，实同白著”。明朝又有皇庄、皇店之设，还有所谓“花酒铺”，都是派中官管理，重利盘剥，以益内宫私奉。所有上述的一系列制度、措施，都是在特权支配下，以奉养天子为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把社会生产总值的半数、甚至大部分，据为内宫的私藏，以供皇帝个人奢富、豪华、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需要。上亏国努，下困生民。在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即使是在已经濒临灭亡的时刻，政府财政早已枯竭，老百姓贫困交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然宫中依然是财货山积。崇祯亡国之后，在皇库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