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兵学家们，曾长时间抱着以道德化育天下的理想观念，认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洋务运动》第6册，第166页），仁义之师必会取得胜利，强调“倭、法残人之宗，夷人之祀，虐用其民。我以仁义之道，行壮直之师，兴灭继绝，其理亦可以一战”（《涧于集·奏议》卷1，第11页）。但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的本性是中国受侵略、遭压迫的根源所在，认识到“十九世纪之中，白皙种人既占领澳大利亚，又出全力分割阿非利加洲，粒砂寸土，皆有主权；于是登喜望之峰，脾脱全球，见夫太平洋东之大陆，可以染指，遂乃移戈东向，万马骄蹄，群趋并力，移其剧摄于亚洲，六十年于兹矣。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姐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值此强权之世，中国数千年来所奉行的“兵者不祥之器”、重文轻武。兴文堰武的战争观念已经过时，中国虽然爱好和平，但国人必须崇尚武力，“非尚武不足以立国”。从世界各国兴亡废替的教训看，“英法德美何以强？强于民质之尚武也；印度、波兰何以亡？亡于民质不尚武也”。所以，“国之有尚武精神，譬之则国魂也。今者中国已矣，其无国魂矣。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黄天已死，四郊皆多事之秋”。“吾将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迎之，日魂兮归来，吾祖国之魂兮，盖归乎来！”
（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兵战、商战并举的新型国防建设思想
经济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必备条件，也是人们研究国防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它又最直接地表现为粮草与战争的关系。据古代史籍，早在上古时代，部落领袖神农氏就说过“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汉书·食货志》）。此说固无足信，但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很早就产生了“重农重粮”思想则是不错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兵学家就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发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军争篇》）的告诫。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样式的日趋复杂，战争对经济的要求也超越了以往储粟运粮的水平。基于古代中国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人们首先想到搞好农业生产与富国强兵的关系，强调“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古代兵学家都从“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出发，把发展农业经济视为强兵的惟一途径，把孔子提倡的“足食”、“足兵”、“民信”视为国防建设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王朝在大多数情况下面临的是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袭扰，而对于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政权来说，构筑长墙、城邑是防止边疆游牧民族袭扰的最重要手段。所以从战国时代开始，历代王朝大都很注意修长墙，筑城邑。秦统一六国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从临挑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中原北部竖起了一道人工的国防屏障。汉代更在阴山之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并将秦长城延至焉耆。即使在无法修筑长城的情况下，如宋代燕云十六州被辽朝占领，国防线被迫内移，无法修补长城故址，仍特意兴置稻田，开挖塘泊，建成一道长四百五十公里，以关隘为重点，用寨栅渠网相连接的防御工程，以阻遏契丹骑兵漫野而过。鉴于修墙筑城在古代国防建设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它也成为传统国防建设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使用冷兵器的侵略者，所要进行的战争也不再是建立在农耕及游牧经济基础上的中世纪战争。中国一方面要改变国防经济落后的状况，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将国防潜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直接的国防力量，这就需要对国防建设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思考。
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最早将目光集中在国防科技的问题上。林则徐等人基于对鸦片战争中西方“船坚炮利”的深刻印象，首先开始了师敌长技的初步探索，如设法购买外国制造的大炮和水师船只，组织编译有关西式枪炮技术的书籍等。魏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系统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总叙》），并具体说明西人长技主要就是战船、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但他后来对“养兵练兵之法”有所忽略）。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成为中国国防建设思想历史性变化的开端。其本质是突破了传统重农耕、重修城筑墙的原则，凸现了国防建设的科技主题。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全面展开。在从事国防科技引进的过程中，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国防科技与国防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经济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体现为对农耕和农业经济的重视，而是要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具体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近代国防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这一思想认识大体表现为三个逐步递进的深化过程：最初，人们只是认识到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最主要的途径是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这种近代军事工业不再是古老的手工作坊，而是建立在“制器之器”基础上的新式工业。李鸿章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国自强的推一道路。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仿制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对中国国防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接着，一些人看到单纯发展军事工业是不行的。军事工业需要原料和燃料，故应开采煤铁矿藏，冶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经费，故应发展近代民用工业和商贸，靠它们的利润来不断为军事工业注入巨额资金。因此人们由求强进而求富，认识到“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晌源，莫如振兴商业”（《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的道理。最后，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发现，中国近代国防虽然直接表现为军事落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国家经济的不发达。他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防问题，主张首先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即与东西方列强进行“商战”而不是“兵战”。王韬说只有民族工商业发展了，“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驭外之法也”。郑观应则明确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因为“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所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把商战视为无形之战，把兵战视为有形之战，主张先进行商战，即对中国国防力量衰弱标本兼治，反对遗其本而图其末，反对单纯重视军事斗争。同时，他还把国富看成是兵强的前提，坚信“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的道理。
（三）改变以往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做法，实行全方位防卫、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方针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威胁大多来自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袭扰，因而国防的主要方向在北方。历代王朝筑墙置戌的重点在北方，兵力部署的重心也在北方。从先秦至明代，在北方边疆实行多层次、大纵深战略防御的思想日趋完善，普遍采用了修边墙，屯重兵，以边墙当其出没，以重兵当其长驱的作战原则。随着火器在明清战争中得到更广泛应用及西洋大炮的传人，边防城守战法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的兵学家提出了构筑城壕、牛马墙，以铣护城，以城护民的战法，还有人提出了主张计谋退敌的谋守，奇袭出击的以战代守，凭坚城用大炮的固守战法，等等。而在中国辽阔的东南沿海，由于以农业经济结构为主的古代中国缺乏海洋经济利益的强大推动力，古代战略家们一直难于解脱自安于陆的传统心态，大多数缺少海上生活经历的封建文人士大夫，对惊涛巨浪极为恐惧，甚至在海上力量相当强盛的明代，仍然有人认为：“今之说海事者，往往谓御之于陆不若御之于海。其实大海茫茫，却从何处御起？自有海患以来，未有水军能尽歼之于海者，亦未有能逆之使复回者。”不如“陆战一胜即可尽歼，贼乃兴俱，不复犯我”（《筹海图编》卷12）。以胡宗宪为代表的主张歼敌于海上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并不占主导地位。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其海防的主要目标是防备汉族反清力量和海盗抢劫、走私，而非把已经大举东侵的西方殖民者从海上入侵看成是国防的主要威胁。康熙帝晚年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西方殖民势力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认为“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并提出“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清圣祖实录》卷270）。但实际上，中国国防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倾向并没任何改变。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海上、陆上频频入侵，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复杂，战略形势更加恶化，以往较少碰到的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国防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海防和塞防等一系列新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用新的战略观念和理论来加以解决。
制定中国近代国防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清敌友，即搞清楚中国已经遇到和即将遇到的敌人是谁。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仍没有从所遭受的打击中清醒过来。林福祥、魏源等人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时，也主要是着眼于对付现实威胁，对长远的国防问题尚未涉及。只有林则徐在充军新疆期间，耳闻目睹沙俄侵吞中国疆土的勃勃野心和强权行径后，一曾指出：对付英国侵略军“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国朝先正事略》卷25）第一次提出了国家面临的潜在威胁问题。1861年。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各族人民大起义和西方列强的人侵，清朝重臣奕沂等人联名上奏“章程六条”，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进一步分析了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他们指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吞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这一认识虽然在方法论上比前人有所进步，但在选定国家主要敌人时，将对农民起义军的血腥镇压放在首位，而没有从全面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对可能的作战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只对单一的敌人进行防卫，没有注意到潜在的、次要的威胁也可变成现实的、主要的威胁。所以清廷上下很少有人预料到普法战争后元气未复的法国，竟会在茹费里上台的短暂时间里就改变国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当法国侵略军向越南北圻步步进逼时，清政府也对自己的作战对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指出“环何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中法越南交涉史料》卷2），因此“亟宜通筹边各，以弥后患”。基于上述新认识，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后普遍的边疆危机面前加强了全方位的国防建设，特别是结合对周边环境的分析，正确地认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主要的直接的威胁。当时情况恰如时任北洋大臣幕僚的姚锡光所分析的那样：“今日本机牙甚锐而毛羽未丰，举中国全力以经营朝鲜，彼尚未能与我争衡；失今不图，殆非区区对马海峡所能限制，更非鸭绿江门一衣带水所能防维，患气所乘，恐将延及畿甸”（《尘牍丛抄》上卷）。但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十分重视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防范，由此造成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与辨识主要威胁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问题。近代史上最先涉及这一问题的，是70年代那场海防塞防大讨论。当时，俄侵东北，日犯台湾，英窥新疆，边睡多故，危机四伏。中国的海防塞防同时出现危机。对此，一些督抚要员提出不管海防，专顾塞防的主张，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暂时放弃新疆，移塞防之费专顾海防的主张。左宗棠则提出海防塞防并重，海军、陆军发展并重，最后清政府采纳了他的主张，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海防提到与塞防等量齐观的地位。
三、近代建军治军思想
（一）建立“忠义血性之师”的湘淮军建军思想
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以后，确立了以八旗、绿营等经制兵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系。为报答八旗军功贵族和保持八旗军较强的战斗力，清朝统治者为八旗官兵提供很高的政治、经济待遇和优厚的兵饷，让八旗子弟成为专门的候选军人群体，专心练兵，不得从事其他营生，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操练校阅制度和军纪军规。但随着旗人生活奢侈、贪图享乐风气的漫延八旗很快走向衰败。官兵们整天四处游逛、斗鸡走狗，或做小生意，出操训练在往雇人顶替，作战技能和尚武精神普遍下降。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就暴露出其贪生怕死、战斗力低下的弊病，进而完全堕落成为靠官府供养的社会救济群体，失去起码的战斗能力，不得不由绿营兵出面打头阵。至嘉庆年间清军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时，连绿营兵都打不了仗了，只好改由临时招募的乡勇冲锋陷阵。对清军积弊深重，久已不堪任战的情形，清朝皇帝和大臣们并非一无所知，却碍于不敢触动祖制成法，不做任何军事上的改革。19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将清朝经制兵打得溃不成军，非正规武装团练也不是起义军的对手。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湖南籍文人，决定按照儒家思想并参考明人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湘军。在建立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陆续提出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建军治军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忠君勤王，捍卫封建礼教为建军宗旨。清朝经制兵八旗、绿营的将领们大都文化水平较低，有的靠门荫、世袭和从行伍升迁而来的提督、总兵大员，甚至斗大的字识不得一升，士兵或是世袭，或是雇募，清廷也把“忠君”和“当兵吃粮”作为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以湖南籍儒生为基层军官，所以除了强调替君主分忧，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朝廷的一面，还特别注意从维护封建礼教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明其建军宗旨。曾国藩在建军之初，就发布了一篇名为《讨粤匪檄》的文章，攻击太平军的政治和宗教纲领，说太平军独尊上帝，主张政治平等、经济平均以及反对孔孟儒学和关公崇拜等鬼神迷信，是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来奉行的“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名教之奇变”，自称镇压太平军就是为了捍卫性命所系的封建礼教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