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学术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学术与政治》收录的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的两篇演讲，韦伯针对德国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的情况，通过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的分析，就学术与政治进行界定与慷慨呼吁，希望人们能摆脱自己内心所处的困境。
对于学术的问题，韦伯先是指出了德国的一些问题，诸如学术研究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学术中机遇占了很大比重、学术与教师通常难以得兼等等，学术逐渐进入了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也成为了一场空前的冒险，皓首穷经又没有一丝灵感，学术的枯燥乏味与灵感的重要性就会使一个人缓缓休矣。随后韦伯提出了学术的真正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即提出问题。通过学术的概念发现与理性实验，我们的理智化逐渐增加，而逐渐达到学问的价值或是各个学科的终极意义。对于韦伯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不禁和当时的德国一样感同身受，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中国的人文香火会越来越弱，人们逐渐看不到了这些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因为其的实用价值不大，而在这样一个拜金王朝或是社会，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已经渗透了大多数的大脑，价值之上成为主流。我们可以从身边去发现，真正希望潜心于致力于做学术的人太少了，从学生方面来说，就业是其主要选择和首要目标，选专业时要考虑其是否好就业，做学术时认为将青春投入这么一项枯燥乏味的学术事业中是否值得，没错我的思想和大部分人一样也就是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从已经进入学术领域的人来说，他们似乎有的也做得不是那么好，各种官职加身，什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在行政化逐渐深入一个人或一所大学的学术时候，我想学术是否能够做到极致恐怕很值得怀疑。因此，说我们的人文香火会越来越弱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也可以看见对于我们的传统保留的最好的，不是大陆人而是香港台湾人。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思想的提出，社会的变革等等重大问题，基于种种原因往往也会受到重大的阻碍，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学术做起来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囿于体制的原因，很多东西是敏感的，很多因素是不能触及的，因此就会使得人们对这些重大问题缺乏论述，而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牵绊。学术的意义在于得到知识、学到思想的方法以及“清明”，面对现实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仅仅做到强调其价值、发出呼吁是无法改变的，还需要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增强人们对于学术这一项志业的吸引力与诱惑力，而将其作为一种志业去对待、去追求。
谈及讲政治作为一项志业的问题，韦伯首先将本文谈论的政治限定在一个较为狭义的范围内，即“一个政治团体（国家）的领导或对这一领导所施的影响”，随机谈到了国家或者是社会团体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支配性问题，并将这些支配的正当性的根据分为三种，即“永恒的昨日的权威”（神圣的习俗）、卡理斯玛式的支配（来自个人身上超凡的恩典之赐）以及对于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承认。韦伯还谈到了关于政治家的兴起及素质（热情、责任感、判断力），首席政治家、职业政治家、领袖政治家的产生、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的分化、政党的初始形态等等问题，也指出了德国政治工作的三项基本态势，即国会的无力、具有专门训练的专业官僚阶层以及政党有政治上的信念和主义。演讲对于我们来说感触最大的往往不是这些一味的陈述，而是像做学术一样的问题的提出，韦伯谈到了官僚与政治家的区分，官僚与政治家具有不同的性格，源于责任的分化，官僚只是一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往往没有独立的思想，是依赖政治而活的群体，而政治家则是对于自己行为敢于负责的一种群体，往往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关于政治的见解。对于这两种分化，我觉得用韦伯的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来界定也未尝不可，官僚信奉的更多是心志伦理，相反政治家则是两者兼有，恰如韦伯所说“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韦伯更重视责任伦理，尽管是一个人对某事怀有极度的信仰也应该考虑到其行事会带来的后果与责任。然而我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兼具，即对于政治有一种信仰，自己是为了政治而活而不是依赖政治而活，又会对于责任无所旁顾勇于承担，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人。反观我们的过度，似乎更多的是官僚，而政治家则是较少的一群人，严格的行政划分无疑造就了这一局面，以下犯上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底层低层的官吏很难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即使对其上级进行建议有时也很难得到采纳，来自下面的声音有时会被过滤后在呈交，由此下去，就像《雇佣人生》里面所讲的一样，每个人都是一种工具，从下层往上层逐渐传递，最后都是好听的美妙的乐章，而美妙背后却是千疮百孔的现实。
所以，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韦伯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德国，人们忽视平实的工作，伦理困境逐渐囿于自身，我们现今社会无疑也会面临如此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将学术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无疑是必要的一步，只有这样，随着这些人的不断兴起，这一群体势力的不断增强，我们的对于社会信念的塑造，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所需的源源不竭的动力，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二、莱茵模式VS新美国模式
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两大阵营，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作者通过考察将其分作两块：以英美为代表的安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英美等英语世界的国家，而在这内部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的新美国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河谷国家，几乎覆盖了所有欧元区的国家，作者将日本也算作在内。而对于自己的国家法国，阿尔贝尔则认为其是处于两者之间中的一种模式。
究竟那一种模式更为有效，对于经济的发展那一种模式更具有良性的促进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模式的特点来窥见其中的规律。美国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一个时期的大萧条之后，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动作用，经济逐渐开始复苏，常年的发展也使得其雄踞资本主义国家之首。然而，作者认为，“美国回来了”的背后也有“美国倒退了”的趋势，作者也列举了一些不争的事实。如里根极端自由化的政策，使得美国开始一分为二，贫富差距也开始出现极大的分化，这与新美国模式的初始的投机性很大相关；极度的程序信仰使得“学校病了，医院病了，民主也病了”；教育分配的不均逐渐增大，主要是体现在高等教育之后的教育之中。最为重要的两点，作者提到，美国工业正在衰退，并将其的作用归于“内部市场的缩小，技术主导地位的不再明显，工人素质的降低，财富积累的减少，管理方式的优势不再”等原因；另一方面在里根看来美国最大的威胁财政赤字也在逐渐增大。这一切所述都改变了我们以前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的看法，也许问题并没有那么大，然而现实问题的存在也不得不给美国敲响警钟。
对于另一种模式，即作者更为偏好的莱茵模式，作者提到了其与新美国模式的一些对立，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于两者之间的金融体系，对于新美国模式或是安格鲁-撒克逊模式，占主导地位的资金融通方式是股票债券，因此投机性与风险性更为严重，而莱茵模式的国家更为注重银行的作用，银行承担着资金融通的主要作用，因此就更为保险；第二，两种模式的对于职业教育的看法不同，在这一方面莱茵模式做的明显要比新美国模式要好；第三，两者的社会保障程度，安全保障程度不同，新美国模式的程序狂严重打击了这两种制度，有时会因为很小的程序问题而无法得到实体保障，有时一些机构也会因为利益问题而偏向程序的另一面，如政府竭力限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决定不再按医疗的次数，而是按病理的性质来报销，则会使得一些医院容易在报销多的疾病上进行投机等等；第四，工会组织的不同，莱茵模式具有强大的而又负责任的工会组织，“结社运动团结和动员了市民社会的有生力量，在德国，为促进莱茵模式的有效运行起了关键作用，这是一种中介体制安排和公民表达意愿的场所”，而新美国模式的表现则较为低劣，撒切尔主义的时代就是很好的证明；第五，保险业方面的巨大差距，莱茵模式的保险业归属于阿尔卑斯式保险业，在这种模式中，保险业是一种和互助的形式，更为优先考虑长远的利益，因此其人合性更大，其保险业的目标在于提供比较便宜的产品和最低限度的安全，而安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保险业其费率过于复杂，互助性得到了很大的削弱，其基础建立在股东和短期利润至上。然而莱茵模式是否就是最完满的模式，无疑并不是，莱茵模式也像新美国模式一样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最为明显的是由于金融的暴利的诱惑，作为莱茵模式的最重要的特征的金融保护主义传统在逐步的瓦解；同时莱茵模式的工会组织及其力量也在不断地削弱，其实际作用与忠诚性也受到了质疑，07年西门子的受贿案件便体现了这一点；不平等局面也使得使得消费竞赛在不断升温，容易造成巨大的泡沫。
虽然说，两种模式都在走向衰退，局面在逐渐变坏，然而作者更为倾向于莱茵模式，而将新美国模式视为“最不完善的却占了上风”。对于这一局面或现象的发生，作者将其归于两个因素，其一在于金融的巨大的暴利诱惑迎合了人们最为根本的人性需求，其二则在于“媒体的胜利”，过度的宣传为新美国模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逐渐形成经济的媒介化和媒体危机。“利润就像燃料，如果燃料太浓或者定量不对，发动机可能熄火，或是爆炸”，我们比较两种模式，莱茵模式体现为朱诺，具有浑厚的内心，新美国模式则体现为维纳斯，具有美丽的外表。我们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应该选择那一种模式，注重长远的利益的话，偏向莱茵也许更好，追求短期的利润，新美国模式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在作者看来，法国已处于与柯贝尔传统决裂的阶段（社会-柯贝尔主义，及国家以一种政治雄心和一种社会进步意愿的名义统帅经济），在这一传统的决裂之后，新富人依靠按美国模式运行的金融市场登上台面，新穷人也成为美国式不平等的派生物，通常来自社会的另一端。对于法国的走向，我们说其更应该向莱茵模式的方向发展，如果法国更为偏向于长远利益的话。
三、荆棘，满是荆棘
伊萨克·巴别尔在1940年1月26日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事法庭上做出了他的最后陈述，“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然而当局并未满足他的要求，最后的作品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标题，只是一部尚未成型的手稿。就这样，随着巴别尔的屈死狱中，这部作品也胎死腹中了。
亚特兰斯·霍兰的小说手稿《最后的手稿》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巴别尔虽然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只是首尾的几次谈话而已，然而其却是整部书的线索以及最能反映当时的恐怖政策下的阴云的人。小说始于档案管理员帕维尔与巴别尔的一次谈话，帕维尔原来是一所大学教文学的老师，主要讲授巴别尔的小说，对其甚是喜爱。后来他被调到这里来负责销毁那些档案以及那些反派作家的书籍，当他发现那份既没有标题也没有署名的手稿时，他知道那一定是巴别尔的作品，此刻的他出现了动摇，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背叛当局，要么保护巴别尔的这份手稿。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产生，这份手稿并没有纳入到指控巴别尔的证物材料之中，自己将其偷出来保管也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小说描写了他从档案室怀揣着那份手稿的紧张心情，短短的路程却让他汗流浃背，他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发现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后来，他又利用职务之便偷了巴别尔的一份手稿出来，将这两份文件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里面。后来，他身边的朋友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受到逮捕，遭到清洗，自己的命运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仿佛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了一样。其实在那个“集体决定一切”的年代，当局可以以任何理由来对他们做出裁决，喉舌在于党的机关，他们的宣传很到位，以至于大家都会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进而去拥护这个政权，而不带也不被允许有任何的反对意见。帕维尔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激进言论会被打击，甚至于在学校与那些传统人士有分歧也会受到迫害（例如帕维尔的好友塞米永，后来被停职），然而出于对“文字的一种冲动”以及信念，他们还是在坚持着。他们的命运似乎不在自己的手上，随时可能会被当局剥夺，这些激进的人活在阴影之下。
这样的时代同样会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代表着当局、维护着当局、为当局奉献自己的一切，这不仅仅是它的喉舌即宣传机构，同样还有一些人民。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着，然而似乎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努力工作着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库提勒夫作为他的同事同样从事着档案的管理和销毁工作，尽管他也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尊敬感，然而在这样的时代他会陷入矛盾中，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到了最后，他患了重病，却仍旧不愿意休息，希望能为祖国的事业奉献一份力，直至帕维尔将他送回家才使他不至于过于严重。他无疑是一个勤劳忠实的人，然而在时代背景下，他的这种忠实以及唯命是从使得他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高贵的灵魂，在满是荆棘的年代无情的被刺伤。与其相比，被伤的最深的人无疑是像巴别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过多的反抗社会的言论使得他们不断地受到迫害，这位《红色骑兵军》的伟大作者，在这样的时代下被处决，实在是巨大的损失，我们不禁为其感到冤屈，然而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时代延续的很长，便有很多人在不断的重复这一件事情。
同样的，索尔仁尼琴应该是知识分子这群人中的有力代表，这位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却因为害怕被祖国驱逐而没去领奖，实在是个人以及社会的一大悲哀。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他在《癌症楼》中写道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13号癌症楼里面的生活，与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凸显出这个社会的具体情形。癌症楼里面的人形形色色，有当局的维护者尼古拉亚维奇，也有希望通过自学来获得学位的大学生，他们的癌症都不一样，然而有一点共同的是，病症都比较严重，有一阵哀嚎声，有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就会有一个人被送进来。在这里，有的人被治好了，有的人却不幸去世，他们似乎是在这里接受审判。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政治性的东西，党的宣传报纸是他们从外界获得信息的手段，一张报纸就会引起哄抢；当年的清洗运动到后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不记得了”；集体制的国家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些改变等等。最为动人的是，在故事的最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这位善良美丽的医生也患了癌症，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对于生命的探讨，病人在癌症楼里面接受医生的治疗，生死全在他们手中，他们来负责审判他们的生命。然而当柳德米拉也患上癌症之后，她的生命又由谁来审判，生命的审判的标准在于何地。在我看来，癌症楼里面的那些得癌症的患者并不仅仅代表着他们自身，他们还代表着整个社会，他们所患的癌症也是这个畸形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当局就是医生，他们渴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事不尽如人愿，他们能解决一些问题，然而另外的一些则由于一些禁锢而不得不放弃。在这个时代里，真正的审判权在于国家，人民的生死要么是直接掌握在当局手中，要么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基于复杂的社会因素而间接的受到当局的控制。所以癌症楼，就是这个国家的缩影，将这个畸形的社会微缩就是癌症楼所描绘的景象。
我们不禁可以发现，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集体主义逐渐演变为集权主义，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于民情的不了解，对于反对意见的打压，培养喉舌来宣传自己，掩盖错误，势必进化成破败的“癌症楼”。在这里，满是荆棘，民之不民，家之不家，国之不国，只有无尽的惨淡。
四、《在细雨中呼喊》：孤独的旁观者
初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仿佛是在品味一杯香醇的美酒，时间在记忆中穿行，记忆在文字中停留，回忆随着文字的流露在读者眼中展开一幅画卷，“在细雨中呼喊”，这个在小说首尾都出现的意象，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何其异样的感觉。
在我的眼中，孙光林是一个孤独的人，却又旁观恶的社会。在他的生活里，充满着许多“不幸”，而他也在一些错误的场合做了所谓“错误的事”，因此，久而久之，生活表面上是光亮的，其实背后掩藏着我认为的孤独与悲凉。在家里与父母兄弟的关系中，他似乎是一个被排挤在外的对象，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蛮横专断，母亲的逆来顺受，哥哥的强势地位等等，孙光林似乎保持着与这个家不协调的一种节奏。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孙光林与这个家的不合来源于一场殴打，哥哥哀求“我”承认使自己打了弟弟，结果是被父亲绑在树上殴打，自那之后，“我在语文作业簿的最后一页上记下了大和小两个标记，此后父亲和哥哥对我的每一次殴打，我都记录在案”，隔阂自此产生。而那场和王家的争斗则更是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在家人都上前去捍卫自己的家的时候，他退却了，无动于衷，于是又一次陷入被孤立的危机。在孙光明死的时候，他被彻底的孤立了，他又一次没有随主流，他又一次在事情面前犹豫了，以至于他声名狼藉，以至于在后来家里都穿上新衣服时他在大家眼中的不伦不类。他是孤独的。而不仅仅是在家庭中，甚至于在朋友的问题上，他也是孤独的，苏宇苏杭这对苏家兄弟在南门的时候与自己没有多少交集，却在自己的友情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还有郑亮这个高大威猛的学生，他们在一起，他和他们玩在一起，却又随时会面临者失去友情的危险，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有时甚至不堪一击。作者在小说中无疑也向我们展示了友情肆意的场面，在这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过往似乎也在他们身上重现。孙光林的青春的骚动，一时的极度不安在苏宇与郑亮的话语下化解了，他们开始一起对青春中的元素进行探究。在这之中，他似乎并不是冷眼的旁观者，自己的生命似乎也融入进了里面，不错，和家庭的人和事相比，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纯真，而非一些社会中的恶。然而，随着苏宇的死去，他与郑亮的感情也淡化了，只因少了苏宇这个媒介，于是他便把目光转向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鲁鲁身上，在与他的友情中，他付出了，也得到了收获与回报。
作者借孙光林的视角来描述了一个家庭，进而描述了整个社会中的恶。父亲孙广才的恶，对祖父和自己儿子的冷淡与专断，甚至于与自己的父亲之间争斗数个回合，还为自己最后的胜利沾沾自喜；苏宇在家人的漠不关心之下丧失了生命；孙光明的死没有给家庭带来太多太久的悲伤，却成为家庭获得奖赏与钱财、荣誉的一种工具。这个社会的恶，各种盛世之下掩藏的是人民之间的争斗与疾苦，人民的生活其实也是苦不堪言的，甚至于生命竟也成为了工具，何其悲哀！！鲁鲁的生活经历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无情冷酷，社会怎么能让一个这样小的孩子承受如此多的困苦。
读《许三观卖血记》，我们看到了在社会重重压迫下的无奈，在社会的困苦下结束生命；读《活着》，我们也是饱含泪水，看着社会的悲凉，看着主人公的悲惨生活，我们无言以对；而纵观《在细雨中呼喊》，是孩子的视角来回忆往事，作为冷眼的旁观者，回忆似乎只是一场社会的恶的舞台剧，我们坐在台下，平静地看完这一出，接着还有另一出，似乎没什么大的心情起伏，却是透视了回忆中的世界的恶。
五、无限弃绝——《搏击俱乐部》与《恐惧与战栗》
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其思想在《恐惧与战栗》一书中体现出来。克尔凯郭尔认为人们并不能透过客观性获得真理，而真理只能通过主观性呈现，反对传统哲学讲真理当成客观知识那样追求；他同时将人的存在描述为三种不同层次：感性，理性和宗教性。
《恐惧与战栗》讲述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听从神的指示杀子作燔祭的故事，神为了试探他的虔诚，给了他三天的时间，这三天，他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做出弃绝。三天痛苦的挣扎之后，尽管拉罕从心底不愿服从这个命令，究于其与儿子的感情，最后他还是克服了心底的抗争，拜托了伦理的诱惑，服从了自己的信仰，将儿子带到山上，准备交给神，神却告知他可以用另外的东西来替代。在神的眼里，这是一个考验，做出弃绝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他预先不知道事情的结局，也不知道可以上天堂。亚伯拉罕做出了弃绝的决定，他就由理性阶段上升到了宗教性阶段。“无限弃绝是通向信仰的最后阶段，因此，任何没有做出这个运动的人都没有信仰，因为只有在无限弃绝中，我才能悟出我永恒的有效性，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谈得上依靠信仰的力量才把握存在”作者如此写道，而做出弃绝这个决定的人，同样需要领悟到恐惧，任何没有领悟到恐惧的人，无疑不能成为信仰义士，因为对于未感觉到恐惧的人，无法体会到理性上升到宗教性的痛苦阶段。“每一个感觉到恐惧的人都不会否认，与稳稳地蹑足而行的信仰义士相比，大多数人只不过做了如同摇摆不定的舞者那样的悲剧英雄式的尝试。”
在《搏击俱乐部》中，主人公杰克受长期的失眠症困扰，经常去参加一些癌症病人组织的俱乐部来发泄情绪，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肥皂商人泰勒，他们来一起组建了搏击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男人们不用护具，仅仅是单纯的搏斗，后来俱乐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规模不断扩大后对泰勒的盲目崇拜盛行，到处进行犯罪活动，而杰克对这一切逐渐无法忍受，准备去阻止泰勒，然而到最后发现自己与泰勒其实是一个人，泰勒只不过是自己的脑海幻想出来的一个人。故事可谓是跌宕起伏，导演无疑具有非凡的才华。在这个故事里，人们逐渐在现实生活的物欲横流中失去自我，他们怀着深深的通恨却又无力去改变，这个时候搏击俱乐部的出现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发泄的方式。在俱乐部中，他们认为发泄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归到人类的暴力原始的原初状态，此时俱乐部是一种工具，是空虚，压抑，恐惧等的发泄，搏击俱乐部无疑成为了像鸦片一样的东西，它取代了宗教及其他的用来治愈人们心灵的良药的方式。
“工作不能代表你，银行存款并不能代表你，你开的车也不能代表你，皮夹里的东西不能代表你，衣服也不能代表你，你只是平凡众生中的其中一个。”
“忘了你知道的一切吧，那是你的问题所在。忘了你以为的生活，友谊，尤其是你和我的事。”
“躲到安抚团体不能解决一切，别再控制一切，应抛弃一切。”
“你得先放弃一切，你必须没有恐惧，面对你总有一天会死的事实。只有抛弃一切，才能获得自由。”
这些台词是泰勒的哲学观的体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的影子。不同的是，《恐惧与战栗》探讨的是对于信仰的追求，而《搏击俱乐部》则是对于自由的探讨。相同的是，即本文的主题，无限弃绝，我们想要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信仰抑或自由，我们必须先有抛弃一切的勇气，得先放弃一切，必须领悟恐惧再放弃恐惧。也许正如我们所说的凤凰涅磐，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样，抛弃一切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力量的积聚，抛弃后才能获得自由，获得我们的信仰。
六、巴别尔《红色骑兵军》
1920年，26岁的伊萨克巴别尔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本以为是毫无悬念的战役，战线却拖到了3个月之久。巴别尔目睹了欧洲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会战。几年之后，他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汇集起来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红色骑兵军》。
《红色骑兵军》曾长期作为禁书而存在，短小精悍的文章中究竟蕴含着什么，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究。纵观这本书，与其说它是一篇篇叙事小说，倒不如说是叙事散文要来得贴切，文章短小而又犀利，情感色彩浓厚，哥萨克战士在巴别尔的笔下，形象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些叙述与抒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外远征的战士的不幸，也可以通过波兰妇女的表现来窥探战争的激烈以及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然而，对于刚刚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讲，紧接而来的战争，与波兰的领土争端的解决无疑是展现自己力量的好机会。然而在华沙战役后，苏俄渐渐独力难支，向波兰表示求和，波兰一来在战争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二来迫于国际的压力，也表示愿意谈判。就这样，战争实际上是波兰取得了胜利，苏俄丧失了一部分领土，却换来了国内的稳定。巴别尔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未予质疑，却从革命的进程中发现人们早已偏离人类文明的轨迹，心里的庄严目标与眼前的闹剧扭结在一起，却又不能找到真正的联系。小说真正要探究的不是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对于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而是人们行动的标准在于何处，理想与现实的歧途以及血腥与混乱的现实世界。
反观小说中的各种描述，发现巴别尔将善于写残酷与人性的天赋与文采发挥到了极致。巴别尔总是用冷静，缓慢，有条不紊的笔触来叙述一个残酷的故事；用一封封平常的家书，信件来寄托各种情思与人性的放大。作者将人性，战争的残酷娓娓道来，似乎如湖中静水般不动声色，一点点涟漪，一点点痛苦似乎也破坏不了整体的氛围，一种“静”的氛围。在巴别尔笔下，战争不是对于坚船利炮的描写，不是对于流血与冲突的描写，而是透过战争中的人，小群体来平静的叙述出要表达的主题。读者读完似乎完全感觉不到这是在写一场战争，一场耗时3个月的战争，一场大规模的骑兵会战。我们只会看到人们在战争中的各种期许，人性在每个人，甚至每一匹马都能体现出来。就如骑兵军的那位师长侵占了哪位连长的爱马之后，连长宛如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对于一位骑兵而言，马就是自己的同伴，因此，他不得不发疯的四处找马，甚至在那位师长引咎辞职之后，他还要骑着马去戏弄他一番！
战争的残酷可以不必去描述多少人死于炮火，一两句话就足够了，在第一篇的最后，那一句“你们到哪儿去找像我爹这样的父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撼，还是深刻的反思。犹太女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死于非命，这是她对于战争的拷问，对于人性的拷问，亲人死亡时的哀嚎在这里似乎被放大了，人性的残酷充分的体现出来。作者也不得不深思，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否还在自己的心中，残酷血腥混乱的现实是否会动摇哥萨克战士们的鉴定信心。在作者笔下，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仅仅是朴实，勇敢也是残酷，血腥的战士，战士们不再是流水线下来的标准好革命战士，而是有自己的个性，有血有肉的群体。
“骑兵军是我们党中央所变的一种社会戏法，革命的弧线把满脑子偏见的哥萨克自由选民抛到了第一线，然而党中央因势利导，用钢铁的梳子将他们梳理……”这令我们不禁深思，其实我们反思的还不多，不够深刻，更多的东西留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