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明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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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罢废丞相与内阁制度之确立(2)

废除了丞相制。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得以基本解决。君权空前膨胀,这对于大明朱氏江山的稳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揆诸史实,有明一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中,前后在位的皇帝多达十数名,其中,有好几位是在童年时代便成为九五至尊的,有好几位则多年避居深宫,倦于理事。但尽管如此,君权还是极为牢固,并不曾出现过权倾一朝、觊觎皇位的人物。个中的主要原因,自然与丞相制的废除有着莫大的关系。与君权的空前膨胀相比,阁臣的作为则相形见绌。明代的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然后再拜命入阁。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往往是靠书本铺砌的,一生久在翰苑,舞文弄墨。从总体上看,缺少长袖善舞的政治实践经验。像仁、宣年间的“三杨”和万历朝张居正那样的权臣,毕竟是凤毛麟角。在张居正当朝的时期,内阁权威曾发展到了顶峰,但这个“震主”的权臣却最终祸发身后,惨遭抄家之祸。其他的内阁辅臣大多庸庸碌碌,只知恪守皇明旧章,而极少勇于任事、敢言直谏者。于是,有明一代关于阁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绰号,如“纸糊三阁老”、“万岁阁老”、“刘棉花”、“伴食中书”、“青词阁老”、“土木偶”、“魏家阁老”、“门生宰相”和“清客宰相”等等。譬如,“纸糊三阁老”之谣,是指成化中后期同值内阁的万安、刘吉和刘翊3人。万安是当时的首辅,他是靠巴结宦官养子得以举荐入内阁的。入阁之后,不学无术,日事请托,整日忙于交结诸阉作为内援。成化七年(1471年),出现彗星,群臣多言此乃君臣之情不通所致,强烈要求宪宗及时召见大臣议政。宪宗畏天命,无奈之余只得面见大学士彭时、商辂和万安诸人。刚刚没说几句话,万安就顿首呼“万岁”欲退出。彭时、商辂不得已,也只好叩头而退。对此,中官戏朝臣日:“你们这些人一直说皇上不召见,等到见面了,却只知高呼万岁罢了。”后人有《万岁阁老》诗曰:

紫微垣旁彗星见,

群臣请对文华殿。

群臣乃受阉宦欺,

情意未洽休尽辞。

一言不合叩头退,

若辈只知呼万岁。

噫吁嘻!

传言绝倒万岁阁老,

安小人不足言,

彭公、商公何草草。

万安诸人见到皇帝,只知高呼万岁。朝野上下一时传为笑谈,谓之“万岁阁老”。万安的同党刘吉,也是锐于营私的小人。此人时常为言路所讦,但却从未倒台。居内阁18年,人称“刘棉花”。像这样平庸奸险的小人执政,内阁自然无从发挥应有的作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神宗皇帝召见大学士方德清和吴崇仁。当时,方德清只是叩首唯唯,并无他言,而吴崇仁更是噤若寒蝉。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万历皇帝勃然大怒,厉声喝令拿下,众太监一拥而上,哄聚殴打刘光复。此事变仓猝,吴崇仁惊怖不已,竟至吓得僵卧在地,口吐白沫,便液流溢。万历皇帝回宫后,当数位皂隶将吴崇仁扶起时,却发现这位大学士犹如木偶像,完全失去了知觉。直到几天之后,才恢复了视听感觉。吴崇仁的胆怯,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内阁大臣对于专制皇帝权威的恐惧。在明代,大多数辅臣虽然还没到吴崇仁那样的地步,但许多人却与另一个大学士方德清的作为颇相类似——见了皇帝只知唯唯诺诺,叩头高呼万岁,成为尸位素餐的“万岁阁老”。更有甚者,则整天迎合帝意,撰写斋醮词文,歌颂天人感应,成为名副其实的“青词宰相”。特别是嘉靖年间,由于皇帝迷信道教,许多阁臣都是以善写青词而得入阁,而入阁后也是专门只写青词,不干别的。清人万斯同有一首《青词相》这样写道:

天子锐意求长年,深居秘殿祠神仙。

一时臣僚争献媚,西苑供奉何荣贵。

撰得青词文句工,富贵即时超侪辈。

君不见夏相当年充西市,颇由青词失帝旨。

又不见严相当年擅国权,实由青词邀帝欢。

神仙之事诚有无,君兮相兮乃争趋。

天下未得神仙力,群公实赖神仙扶。

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

君臣论相只青词,庙堂衮职更谁补。

噫吁嘻!庙堂衮职更谁补。

诗中的“夏相”、“严相”,即嘉靖朝先后以青词而入阁的夏言和严嵩。由此可见,在这种皇权登峰造极的形势下,失去了丞相的辅弼和制约,政治上欲求清明无从谈起。故而明代的皇帝也大多碌碌无为,除了太祖、成祖外,只有宣宗和孝宗,稍为后世所称许,其余的不过是些昏愦无道之主。

“票拟”是内阁的最大权力,而票拟能否被批准,则取决于皇帝的“批朱”。所谓“批朱”,也叫“批红”,是指皇帝根据阁臣的票拟文件,用朱笔批具意见,或是认可,或是批驳,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阁中,命其照拟。换言之,票拟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见,而批朱则是皇帝对内阁所拟意见的裁决,故而处理政务的大权,实际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明世宗,也能“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万历年间范守己就曾说过,他曾在大学士徐阶处看到嘉靖皇帝的谕札和改定的旨草,发现大学士票拟的文件,全都经过嘉靖皇帝的省览改定,有时整个文件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即使所拟完全符合帝王的心意,嘉靖也一定要更易数字,以表示自己的“明断”。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则驳回再拟。再有不符,则必加申斥,所以内阁辅臣拟旨之后,无不惴惴不安。由此,范守己得出结论说:以往人们认为辅臣拟旨,几乎是执擅国柄,事实则远非如此。

事实上,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大太监。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宦官中的秉笔太监,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的,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力很大。“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供他们参考的建议权。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往往深居内宫,不大临朝问政,而将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几度出现宦官擅权的局面。内阁票拟也就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宦官专权,是皇帝极端专制独裁的产物。而它之所以专权,是因为其中的司礼监掌管内外奏章文书,并照阁票“批朱”。他们往往倚权仗势,擅自批答和篡改票旨。司礼监有了“批朱”权,便能代替皇帝批示内阁呈进的拟旨,这使得辅臣与司礼监内臣,实际上对立于皇帝宝座的两侧,形成了宫廷与内阁相互制约的局面。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让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不受损害和侵犯。而司礼监抓到了“批朱”权,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司礼监往往藉此专权乱政,操纵内阁,为所欲为,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对此,清人赵翼曾评论说:“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力又在首辅之上。”阁臣为了保官晋秩,往往必须交结太监。例如嘉靖朝“奸相”严嵩的得宠,就与其善交内侍有关。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宦官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起来。在内阁与宦官的矛盾斗争中,皇帝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就曾明确指责内阁大臣说:“天下事哪里都是内官闹砸的?你们阁臣办坏事的十常六七,先生辈应当有自知之明才是。”崇祯皇帝更是多次对阁臣表示:“如果各位大臣都能殚心竭虑地为国家尽力,朕怎么要倚靠内臣呢?”由于皇帝的心理天平严重地向宦官倾斜,显然直接导致了后者对内阁辅臣的蔑视。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宦官的态度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如日中天和阁臣权势之式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却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迫退位;另一辅臣高拱企图赶走司礼太监冯保,结果自己反遭放逐。而张居正则正是因为密结了冯保。才得以取代前者而为首辅。执政后,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至于后来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有的辅臣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成为“魏家阁老”,阁臣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当时,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大都要取决于魏忠贤。而中官与阁臣的勾结,又必然引发党派纷争。于慎行认为:“国朝既罢丞相,大臣体轻,以故政归宦竖,士鲜廉节。”这确实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状。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机密、夤缘作弊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及内外官员勾结的打击不可谓之不严,但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其具有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愈来愈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手段也越来越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从嘉靖初年张璁以议礼入阁以后,阁臣问的争夺倾轧更为激烈,到了夏言与严嵩、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阁臣间拉帮结派,拉拢言官,攻讦不已,进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客观上来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室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使得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明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与此不无关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无止的倾轧纷争,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悬想事势,遥度人情,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牵制、内外相维的官僚体制,却没有想到后世竟因此造成了朋党迭兴、党争激烈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至走向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亡矣。故此,晚明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