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野心，除了把事情做好的野心。
博士毕业，离开学院，选择做记者以来，看似做出选择的我，其实还面临着不知该如何选择的选择：是做一个真正的好记者，还是做一个快乐的自由人。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好记者意味着他或她的工作联结着他或她最深的欲望。他们有真正的情怀，舌尖舔硫磺而绕开蜂蜜。他们不得不去看最残酷最真实的东西，然后，他们最深的欲望抓住他们的笔，驱使他们写下去，就像缪斯抓住诗人的笔。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好记者跟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没有什么区别。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最深的欲望从不衰竭。从不怀疑。永远燃烧。永远不抵达虚无。
这样看来，我所定义的“好记者”，似乎等值于一个“真相永动机”。
我准备好了吗？我可以做这样一个人吗？
又忍不住娘娘腔地加上一句：这样做我会幸福吗？
我极少与人讨论这些，只分裂为二，自己和自己争辩。
是做探险家，直抵俗丽皮毛底下的心脏，还是继续“文艺青年看世界”，为世界加持上一层并不存在的梦幻泡影？
前者会让人痛苦，后者也许会让人幸福。但很难说两者是否都会避开最终的：虚无。
至于我，我已经把那个文艺青年扔进了垃圾桶（可以放心的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纠结，我终于把工作和爱好分开了，我把对文学的追求放在另一个头脑中，她完好无损地成长着——注：这句话也值得怀疑），我在向那个探险家走去吗？今天是碰巧的支教青年很迷惘，昨天是碰巧的超现实石化国企城民，明天是什么？我会走到更残暴的世界上去吗？我究竟能为这个残暴世界的改变做点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样害怕我在幻想着自己“并不拥有的才能”。
我怕自己靠短暂激情做出的选择，不过是对他人欲望的模仿。我怕我在幻想着我并不拥有的欲望。
最重要的是：新闻理想和“真正的好记者”，难道不也是一个扁平至极的概念吗？
想起曾读到，福楼拜在给他的情人的信中写：“不要过多去想幸福，那会引来魔鬼。天堂的观念，是魔鬼发明出来的，从而引得人类发疯。幸福完满的假设，比逃不过的挫折更让人发疯。”
当时觉得明白了什么，此刻却又不那么明白了。
前日，与作家David Vann闲聊，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大学任教？为什么做记者？”我想了想：因为我想认识真实的世界。我不像你，早早就认识了真实的世界，之后，得以持久而热情地写作。
他有古希腊悲剧中的家族故事。12岁那年，父亲开枪自杀，巨大的悲剧像陨石一样砸向了他。他花了漫长的时间去承受痛苦，“荒废”了许多年时间去造船，航行世界，15年失眠，终于还是难以舍弃文学，在漫长的航路上，绝对的孤绝中，每隔45分钟就要醒来一次查看船况的黑夜里，读书，写作。写第一本书用了10年，无人敢出版，又等了12年，才等到第一本书付梓。
……这些与“记者”有关吗？我想说的也许是，人总要去经历的，对生活在古希腊悲剧中的人而言，这些悲剧本身毫无意义，只有被审美化、被变形、被再创造，才有意义。对一个生活在散文中的人而言，庸常本来就是生活的本相，美好的生活也毫无意义，况且“美好”多半是我们对真相的粉饰罢了。乔伊斯曾在《尤利西斯》中分析莎士比亚的一生时写道，“走遍世界，方成为自我本身”。我一直信任这句话。作为一个记者去走遍世界，其实也毫无意义。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去走遍世界并粉饰世界，就更加没有意义。也许只有寻找属于自己的真实，是有意义的。而选择走出象牙塔，只是通往意义的无意义旅途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