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里，我的角色是实习生，为期三个月。尽管如此，我仍然把自己第一天上班叫“入职”。早上出门的时候，许多镇上的小学生上学和我同路。他们背着小书包，里面放着教科书；我也背着小书包，里面放着电脑。他们开开心心，我也开开心心。这种强烈的代入感让人觉得不免有些心灰意冷：我把青春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想，到头来殊途同归，让老师知道一定要挨骂了。在中国南部的这个小镇上的一个普通的清早，我看到校车，看到摩托车大军，看到传说中春运的主力农民工，看到成片连在一起的民营企业。我看到许多平时看不到的景象，心想，这原来也是中国。
要去的企业是个家庭企业，上一代女老板当家，住在总经理室。老板的女儿J小姐陪着在总经理室，慢慢学着接手。外面有一个房间，老板的女婿，大飞，和两个文职在那里算是公司里距离中心最近的地方。我来之后，虽然是个小小配角，但因为是大飞的助手，被安排在和他相同的房间里，和女婿坐隔壁。女婿给人感觉是个“打工的”，但怎么说也是家里人，让我心悸不绝。
开始的一上午，本来想着能让大飞带着我到处逛逛，结果大飞忙的脚不着地，俨然一副台柱子的形象。我以前虽然很看好他，但没想到他的重要性竟然如此。而作为新晋小生，第一天来上班的我显得灰头土脸。对企业不熟悉，对产品不熟悉，当然也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也许是第一天上班很容易遇到的事情，但是我总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总想着出场就是提刀的李逵，而不要当刀下的小鬼。可是早岁哪知世事艰，出了学校，原来从头开始的道理我是不懂的。我不想当闲人，可是一上午我一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闲人。原来，个人英雄主义只能用来骗自己，却根本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人会相信。
中午吃完饭，被老板叫到屋里聊了一会天。老板今年六十岁，依旧风姿绰约，优雅精干。她和她老公早年跟随国企从东北来到珠海。国企倒闭，发不出工资，他俩双双下岗。“那个时候，我女儿才这么高”，老板比划了一下班台的桌面，“虽然没挨过饿，但是总是心中不安，感觉好似明天就要露宿街头了。后来没办法，只有自己干。她爸爸懂点技术，搞些设计，我们拉来几个朋友，就坐在自己家的地板上做出第一单。那时候也有一股子劲头，家庭小作坊，愣是比大工厂做出来的质量高。订单慢慢来了，我们的规模也慢慢做大，直到今天你看到的。”老板说完，把双手攥在一起，眼睛没有焦点，仿佛在回味这些年来的酸甜苦辣，她当然有理由。用一代人的时间将家庭作坊变成养活一百多人的一个企业，确实是一项成就。但是和真正的大公司比起来，人员职责的重叠，前朝老职工的懒惰，小企业面临的人才短缺，都成为了老板的心病。企业生产的东西尽管有专利保障，但是技术含量其实不高。成本很低，主要推向欧美市场，因此原来利润空间相对丰厚。近两年欧美对于这类商品的要求不断提升，迫使企业更多的倾向于实验与研发。企业规模有，但就正规方面仍然好似北大荒。因此，在老板看来，像大飞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正是她想要的。
下午的时候我跟着参观了企业的一些具体的部门，认识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具体的生产流程，而我也终于有了工作。我最开始接手的工作都非常琐碎：跟单，催货，画图，上网联系新的供应商。老板说想做一个东西，但是怎么做不知道，你来帮我想办法。可是我去哪里给她想办法呢？
有问题，找大飞。在这里做了这么长时间，大飞有他自己的绝招：淘宝，阿里巴巴在他主页栏的靠前位置。除此之外，经常光顾各种展览会也是一个好方法。广交会，电子产品展览会等等都在他的单子上面。这些东西，在平时（除了淘宝）我可能碰都不会去碰，想都不会去想。但是在这里我才知道，对于民企来说，这些东西有多么重要，民企之间的交流有多么重要。你觉得似乎不可能的东西，早有几家企业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你认为是商机的东西，早有几家企业已经探得极深。作为一个刚走出象牙塔的人，我瞠目结舌。
晚上大飞按理是要加班的，他是工作狂。但是因为我第一天上工，所以还是有所收敛。我们大概七点离开了公司，行政楼已经暗下来了，但工厂那边仍然灯火通明。我惊讶的问道：“工人们不下工？”大飞说，不下。我便感叹：“好可怜的工人啊，多辛苦。”大飞却说，你可不知道，在这边，你不让工人加班，工人是要闹的，因为正常工作后的三个小时算作加班时间，工时费翻倍。农民工是弱势群体这不假，因此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保证他们的权利。而他们其实很善于利用自己的权利。比如，国家规定，周六上班算加班，工时费翻倍，于是许多工人周五请假，周六来上班，也算休了两天，还多拿钱。东南沿海一带的小企业很长时间以来都处于用工荒，说白了企业找不到人，工人是大爷（尽管工资也没有很高）。
才仅仅做了一天，什么都还没有全面接触。但我已经隐隐觉得，这个社会的另一面慢慢向我揭开了面纱。新闻联播里那些官话文件大话精神开始一点点的变得有了具体的面孔。
明天的工作仍然琐碎不堪，但值得庆幸的是，明天的我又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