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叔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我并不觉得奇怪，想来家里人同样谁也不会吃惊。他一贯是反对派。凡事他一定想参与意见，而其意见往往就是反对已有意见。我猜想，大叔叔夹在哥哥弟弟之间，在成长过程中既没有得到对长子那样的重视，也没有小叔叔所得到的宠爱，机会也少。在忽视中长大，他一直要争取注意力似的，要折腾，其中也含有不甘心不服气的意思。听说他从小就给全村人留下叛逆、不驯服、爱挑事的印象，不好惹。他这次的心态我也大抵明白。反正，这些大事的决策，不是谁说了就可以算的，他不能被忽略，他一定要参与，当仁不让，甚至犯点浑。
大叔叔不太在乎仪表，看上去就像一个不修边幅又有些潦倒的诗人。他卷发，但头发已经稀疏了。满脸都是胡子茬，现在都是灰白色的了。眼镜呢，已经破了缝，杆也变形了，因此戴在脸上有些歪，但还真有一股另类知识分子的样子。他这几年实在是比我父亲老得厉害，不过那镜片后浑浊的眼神中仍然含有桀骜的气质乃至一点坏，闪动着各种点子和反对意见。灰头土脸，不拘小节，衣服脏脏的，皮鞋上落满灰，虽不精干，举手投足间却透出傲气和偏激。他的一双手粗糙而又厚实，让人不容易想到他是一名即将退休的中学文科老师。
那双手也记录着他一生的折腾。他的本职是人民教师，同时他开过小卖部，放过高利贷，倒过煤，参与过民主党派，办补习班，办寄宿，想过办报纸（未成）……我父亲总劝他多歇歇，因为他干了这么多，吃了不少苦，收益却难以保证，而在旁人眼中不过是不务正业。然而他从不听。当然，他有现实的考虑。我婶婶是农村户口，她是我见过的最勤劳能干的妇女。80年代初，因为刚刚重新分地，农民们很珍惜很在乎承包地，我婶婶承担了爷爷家不少的农活。可后来种地越来越不重要，而婶婶在城里却没有工作。于是大叔叔开始做起生意。我两个堂妹在长大，大叔叔也希望为她们将来打下基础。他想搞出些动静，另活出一个样。
大叔叔对我很亲，愿意和我谈天，我在他面前也没大没小。我记得他以前曾和我说起他年轻时，70年代80年代，在新华书店排队买书的往事，这也就是老宅很多藏书的由来吧。他也和我聊到，有些书只有读第二遍才能看懂，例子是，他第二次读《复活》，才明白“复活”何意。我也记得在我初中时，他和我辩论家里是不是应该供佛、神，他坚称迷信是必要的，我完全不同意，现在想起来，他并不是完全没道理。我上大学后，他有一次来北京到我家。那是个冬日下午，刚好赶上我从校园回来。我把我从哲学课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都讲给他，他从午睡中被我弄醒，但竟听得兴高采烈。而我父亲是从没有时间和兴趣听我说这些的。
再后来，我和大叔叔疏远了。
而他终究不能得志，慢慢也变化了。我刚上研究生回过一次老家，在乡间，夜里无事，和他闲聊。“我失败了，”他笑着说，表情中有颓唐也有自嘲。我一怔，问为什么。他接着说：“曾有过很多想法，曾想把有些事情做大。但我错了。原本还是应该在自己单位搞个职务。谋得一官半职，有了权力，很多理想才能去付诸实践。”他仍然挂着笑容，但我心中却有些沉重。他在学校最后的确是孤立了，边缘了，没得到任何好，而且他在老去，一切没有了再来的机会。随着这溃败和衰老而来的，是他对世事的一整套错乱的情绪化的态度，时而急匆匆地承认庸俗的法则，时而又对社会生出许多近乎绝望的不满。这次回去和他喝酒，他谈论着家事国事天下事，口气大而强硬，带着肢体动作，然而激烈的观点一个又一个，有时我也摸不着头脑了。说到中国当代政治的问题，他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给丢了，所以乱象多；可涉及当下具体的政治运作，他又说现在靠的全是传统中国的那一套，所以没有一点进步的迹象，真让我无所适从。他也专门对我提到当地的一位海归副市长，讲述中似乎对这位博士的高升充满艳羡，“如今就重视洋文凭”，然而一面又怀疑起那人的实际才学，“无非就是被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作为一个留学未归人员，也不知如何接话。
不再像90年代时那样有异想天开的计划，但大叔叔仍然在为现实而折腾着。其实就在我回老家前，他也正好在北京。我堂妹来北京发展，已经和异地恋的男友领证，只是还没有办婚礼。大叔叔没有干涉女儿的选择，但决意要双方家长凑钱，帮一对新人在北京买一套房。他来北京，就是来看房。我堂妹在城北边工作，所以先开始大叔叔想选回龙观的房子，然而太贵。于是他就天天坐着地铁，从北跑到南，辗转于寒冬的都市人流中，去房山看房。房山的房价还没有贵得离谱。我们在北京聚会时，他已经看中了一套，开始下定金办手续。其实这套房，堂妹是不会跑那么远去住的，何况她男朋友还在外地工作，将来他们最终在哪发展还未定。那为什么一定要买？“住，租，卖，将来再定。但在北京有套房，我们算是给他们过日子打下了个基础。”的确，北京的不动产，就是经济基础。大叔叔为女儿做的，也是他一辈子折腾实打实的成果。
席间他难免显出疲倦。他对我抱怨北京人的冷漠。他说在地铁上，有时想向坐在周围的年轻人打听个事，人们却躲着他。他满腹不高兴。我想象着大叔叔每天在地铁上的那两三个小时，想象着他在这座大得不可思议的城市，慢慢认路，鞋上的灰更厚了。我想着他的外表，衣着，举止，口音，想着他时不时扶一下歪着的裂纹眼镜，去看那些地铁里的广告，并不时要给房源大声打手机。地铁里的年轻人，一定把他看做是外地的怪大叔了吧。我自己在地铁里，也总是冷漠着，无视了多少类似的大叔们，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折腾过溃败过，他们几近绝望地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