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为养家糊口奋不顾身的人们
辞掉工作之后，我开始无法承担高昂的房租和物价，便从繁华的重庆城搬到了一个偏远的郊区居住，试图尝试一种截然不同的宁静的生活，也想静下心来把自己的书完成。
然而，当我真正远离了朋友和城市，来到这个荒郊野岭之后，又变得寂寞难耐、痛苦万状了——黑洞洞的窗外，再没有大排档的喧嚣，再没有通宵公交车的呼啸而过，再没有醉汉的乱吼，甚至连一个红绿灯都看不到。日子变得很慢，让人窒息。
一天晚上，我吃过晚饭，姐姐从老家打来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说挺好的，还是老样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经年在外漂泊的山东人都有一个常识——报喜不报忧，生怕因为自己的不如意或者不开心影响了家人的心情。
闲聊起来，姐姐兴高采烈地说，小雪又给她打电话了，奇奇也跟她通了话，她们姐弟俩是偷偷打过来的，小雪现在在村里读一年级，学会了几首唐诗，也认了不少字。
电话这头的我思绪万千，可毋庸置疑的是，四年时间过去了，他的死对姐姐造成的身心伤害已经遥不可及，她心里的阴霾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了，只剩下一条干瘪的疤，静静地滞留在那里。
挂上电话，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望着黑黢黢的大山和村庄发起呆来。
姐姐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寡妇，当然，她怀里的两个孩子也毫不知情。大的是个女儿，叫小雪，那年才三岁，幼小的她并不知道爸爸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吃生日蛋糕的时候她还问爸爸去哪儿干活了，怎么还不回来。而她的弟弟还有两个月才出生。
在我们山东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一个女人如果生不了儿子，会一直低人一等，甚至遇到家族里的红白喜事，她连席面都上不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生下去，直到生出儿子那天为止，而那些实在生不出儿子的人家，也都会铤而走险，从人贩子手里非法取得。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我那个得了大半辈子气管炎、咳喘素一把一把吃的父亲和那个害了大半辈子腰疼的母亲，终于无法承担我们姊弟俩的学费，姐姐读完初二上学期，便铁了心不去学校了，尽管她当时的学习成绩很不错。她说，她要赚钱养家。之后，她每天跟着父母干活，有时也帮着爷爷奶奶干，任由父母光发牢骚也一句话不说。父亲一看自己“砸锅卖铁”供其读书的愿望化为泡影，很是无奈，刚过了年，就让堂哥带去青岛造轮胎了，那年她十六岁。几年之后，她厌倦了异乡的打工生活，回到家来，父亲找来媒人，把她急不可待地嫁了出去。
姐姐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是什么白领小资，至于新时代女性的思想觉悟我们更不必考虑，也许她只是被公婆逼急了、被亲戚说烦了，也许是她自己下定决心重新做一次母亲，找回做女人的尊严，不久，她就怀上了。家人给医生塞了红包，一查是男孩，全家欢天喜地。
那是2009年的春夏之交，一个美好的梅雨时节，细雨绵绵，栀子花、油菜花、各种野花都在田野里肆无忌惮地盛开，我正跟着滑模队在四川达州的一个山沟里造烟筒。
烟筒，可不是平常所说的烟筒，直至今日，它在我心里依然是那么高大、那么雄伟、那么孤独，它是一个巨人，一个杰作，屹立于大地之上，十年如一日傲视着我所陌生的、所熟悉、所难以忘怀的土地。它高达60～280米不等，多被化工厂、焦化厂、钢铁厂、火电厂，甚至殡仪馆所采用。然而，外界对于它的了解一直不多，至于它一不搭钢管架，二不用起重机，如何从正负零飞速升高且垂直于地表的原因，没干过的人几乎永远都想不明白，以至于每逢烟筒工地开工，总有三五成群的人跑来看稀奇，但要说起它的历史和操作原理，在我们黄岭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早在1990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师父的堂哥宏伟和同村的小闻从遥远的黄土高坡打工回来，对我们村的人说，混凝土烟筒在未来几年一定会发展起来，“滑模”不仅改善了砖砌烟筒的寿命短和高度低等缺点，也凭借液压顶的擎举能力，使工程变得更加简便和可操控。
赚钱吗？
当然赚钱。
于是，穷则思变的黄岭人才不管三七二十一，随即跟着这两位领路人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的滑模队之旅。
然而，建烟筒这种庞然大物毕竟属于高空作业，就像矿工要下井、石匠要点炮一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少像我父亲、也像我堂哥父亲一样患有恐高症的人们，思前想后还是留在了村里。
当然，也有人意识到靠这种脆弱的经济形态生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另寻发财门路，他们北上东三省，南下珠三角，做起了各种小生意。但对于一穷二白的黄岭村而言，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几百户黄姓人家最终还是选择了种地和建筑相结合的求生之路。
我的家族很小，发展得又很快，等到了我这辈，辈分就比同龄人小了一级，一般人我都得喊叔或者爷爷。我父亲原本姊妹九个，上有一个远在黑龙江的老大姐和两个少年死去的哥哥，下面还有四个远嫁他乡的妹妹和一个刚出生就夭折了的弟弟，到最后，死的死，嫁的嫁，家里就剩下父亲一个人了。他一边种着那几亩薄地，一边扎着笤帚、种着蔬菜大棚，然后开着手扶拖拉机走乡串巷，卖掉自己的劳动果实。
二十多年时间过去，我们八零后一代已经长大，并开始主宰了整个村庄，同时，滑模队也发展壮大起来，这个时候，镇子里出现了首屈一指的黄岭帮，相对落后的司堂帮、张堂帮，以及名不见经传的龙山帮、大邬帮等等队伍。
而黄岭帮始终以施工技术和参与人数遥遥领先，令外帮望尘莫及，曾有人如此总结：你们黄岭这些年一直靠“扎笤帚、种大棚、开手扶拖拉机、干滑模队”这四件事发展，你们村胆小的只会扎笤帚，胆大的除了干滑模队连笤帚都不会扎了。
这样的话刚传到我们村之后，就遭到了人们的反驳：你们有本事也在两百米的高空走两步试试？
我当时也是嗤之以鼻，但当我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八年之后，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一个正直的中国农民不管以何种方式、何种途经养家糊口，总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是的，我跟他们一样，也成了一个农民。尽管在姐姐辍学后，我考上了鲁南地区最好的一所高中，但由于我对文学走火入魔似的狂热和父母的极力反对、压制，一年之后我就走了极端，带着父亲给准备的下学期学费和两部小说残稿离家出走了，期间又经历了一些变故，两年后，我跟着几个远门叔叔，来到聊城一个长满野草的工地上，正式成为滑模队的一员。
在2005～2009年期间，我时而跟着滑模队东飘西荡、帮着父母春种秋收，时而坐着火车到处穷游，几乎横扫了整个北中国。
我胆大心细，天生能上高，干起活来也简直不要命，是干滑模队的好料。记得在2006年7月间，我结束了短暂而悲催的北漂生涯，回到了滑模队的大家庭中，刚到工地就赶上浇灌地基，由于才出道，工地上又缺人手，就被宏伟大叔安排了一项又脏又累的活儿——倒水泥。
搅拌机以半分钟打一罐混凝土的频率忙得我不亦乐乎，然后我把汗衫脱了，后来嫌鞋子进水泥，把鞋子也脱了，只身上下只穿着一条大裤衩，在水泥库里来来回回拖水泥，脚丫子踩在水泥灰上，扑哧扑哧地直冒青烟。
地基如火如荼地浇灌了两天两夜，我也在水泥库里大干了两天两夜，早已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村里人看得惊心动魄，也都默默惋惜，“一个大学的好苗子就这样荒废了。”
但正是因为这种不要命精神，在村里，我家以最快的速度盖起了新房子，在工地上，我也得到了领导和工友的重视。此后，不少人都教我一些技术活儿，我开始了拜师学艺。
我的师父跟我同龄，都是87年生人，他在我离家出走的那个夏天和羊山（宏伟三弟）一起被宏伟拖进了滑模队，师父走的时候哭叫狼嚎，抱着公路上的大杨树死活不肯出去受罪，但短短几年过去，他哥俩都摇身一变，不仅练就了一身的肌肉疙瘩，还成了技艺高超的牛人。
在那年夏天，山东潍坊建筑工地气温一度高达40℃，人往太阳下面一站就是一身汗，更不用说干活了，师父把我拉到太阳下面，开始手把手地教我电焊、气割、埋弧焊、对接焊，也使我在随后的两年里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提模”师傅（提模是滑模队最为核心的工种，关系到烟筒建设的全部进程，一般由两个技术过硬的带班师傅完成）。
2008年7月，我们从陕南地震灾区建完烟筒回到山东后，师父经过宏伟的搭桥牵线，转而成为包工头，并开始在山东、天津、河北、内蒙等地攻城拔寨，接下一个又一个工程单。师父有个哥哥叫黑生，黑生帮着师父带夜班，白班则由羊山负责。我和他们都是光着屁股玩到大的伙伴，出师之后很自然地和黑生成为提模搭档，后来又帮着师父管些账务，一来二去，也成了红人。
黄岭村不同于中国其他村庄，让人们赖以生存的除了土地就是烟筒，近些年里，耕地被卖了不少，村庄南部已被卖光，如今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水库，汪洋似海，东部也所剩无几，而村西头又被高铁冲出一条几十米宽的大道来，那些早年种大棚的农民也没了起早贪黑还赚不到钱的耐心，如今的田野上，只剩下一条条光秃秃的泥巴墙，被雨水冲蚀得残败不堪。迫于生活压力，更多的人都把卑微的希望寄托在了建筑队上。
每逢打工时节，黄岭村的劳动力几乎倾巢而出，一批走完，另一批接着走，浩浩荡荡地走到村头的马路上集合，留守村庄的老人、妇女、孩子也基本都来送，我的体弱多病的父亲也总会点起一支烟把摆在地上的鞭炮点着，为我们送行。我想，父亲自始至终都是忧伤的，也更是担心的，在他眼里，我那时应该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将来也该坐在堆满书的写字楼里写文章搞研究，而不是像这样踩着刀尖过日子。
2009年9月，我们走完天津辗转内蒙才回到家中，这时大部分人都打工回来了，准备种麦子，然而土地毕竟有限，忙完土地的人又开始蠢蠢欲动，遇到师父和黑生，及其他包工头就问：活儿定下来没有？
当他们问到师父的时候，师父就说，快了，快了。但村庄那么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遇到之后，有人还会问，什么时候才有活儿？得到的回答，除了“快了、快了”，便是几句玩笑话——你就趁空搂着娘们多睡两天吧。
恰在此时，姐夫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和姐姐正在齐河一个烟筒工地上，我问他齐河在哪儿？他说在济南北边，隶属于山东德州的一个小县城，过了黄河就没多远了。
姐夫家住在司堂村，属于滑模队的司堂帮，我在赤峰工地提模的时候，他才从一个小工厂辞职下来。他说，你姐姐快生了，为了给孩子多赚点奶粉钱，就跟着村里人出来了。而深一层意思他虽然没说，我自然是了解的，姐姐怀了二胎，他们出去的最主要目的是躲计划生育。
姐夫又说，这个烟筒是120米的，滑完模了（烟筒封顶），还没开始内衬，原先那帮人烟筒一封顶就被项目部撵走了，工头现在找不到人，问问我们村能不能过来帮帮忙。
我一听就来了精神，干过滑模队的人都知道，混凝土烟筒是给大工厂烧火用的，但混凝土一遇到烈火就会像炒爆米花那样爆炸，所以，烟筒封顶之后，都会贴着内筒壁再造一个砖砌烟筒，即大烟筒套小烟筒，我们称之为“内衬”。
别看内衬工程量不大，却是个肥差，由于这种活长期以来都是按砖头计工资，完全调动了工人的干劲，一般情况下都比往常多赚一半，有的时候甚至能赚两三百元。
话说回来，赚钱是赚钱，活儿也确实累，全靠力气吃饭。不少人下了工，腿都打着颤，走起路来像被阉掉睾丸的猪崽子。
你想，一个120米高的烟筒，内衬需要大约十八万块耐火砖，外加十米一道的牛腿（减压层）浇灌，不用半个月就完工了，耐火砖也不像盖民房用的普通红砖，这种砖一块就重达七斤，形状只比普通红砖稍大，可要把这堆积如山的砖头一块一块地运到烟筒底下，再砌到120米高，付出多少血汗就可想而知了。
我问姐夫，为什么撵走了？
他说，那帮人活儿干得烂，项目部和甲方都不满意，这个烟筒滑模的时候就换了三伙人了，都没干利索，现在好不容易才封了顶。
我暗自吃惊，心里想这可能就是人云亦云的风水问题，就叮嘱他干活的时候多要注意，千万别喝酒。
他很无所谓地说，没事，光在地面上干，没登过高。
我嗔怪起来，在地面上也不行，只要上班就一滴酒也不能喝，这是老规矩。常年干烟筒的人都清楚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可对于初入此行的姐夫来说，仿佛不以为意。
人一喝酒，反应就容易迟钝，一不留神从上面掉下来必死无疑，同样，一颗小石子从高处掉下来，如果躲闪不及，砸到身上就是一片伤。
我从进入滑模队那天起，就对各种流血和送命的例子有所耳闻，有的只是道听途说，有的则真真切切发生在工地上，像那些“谁谁从上面掉下来了”、“谁谁刚掉下来半截，被麻绳缠住了一条腿，差一点没了命”、“哪个工地掉下来一根钢筋，直接从一个工人的安全帽上穿下去了，当场就死了”、“哪个工地砸死了七八个”等等血淋淋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毛骨悚然。
姐夫心不在焉地哦哦两声，又回到了主题。他说，你们看看能不能干，能的话，我就把工头的电话发给你，不行的话我也给他回了。末了，他补充道，要是你们村来人还好，可是万一包给了别人，我和你姐姐就没地方去了。
说了一些话，我就跟他们工头老王通上了话，老王久仰黄岭帮大名，诚意十足，价钱开得也很合理，由于工期很紧张，让我们火速去救援。当然，按照滑模队的规矩，工程完工之后，工头都会封个红包给带头的。
我吃了饭就去找师父，把这事一五一十地给他说了，他一听是内衬，就没了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活儿小，另一方面他包工地之后也不干活了，所以就让我和黑生找几个人去。
黑生问我，内衬完，滑模遗留的架子拆不拆？我说要拆，他听完顿时心花怒放。因为拆这种架子可是一本万利的活儿，不仅如此，烟筒竣工前，都会在烟筒顶部刷一截红白相间的航空标志，四个人干，三天就完活，却能分到两三千块的工钱。
钱赚得越多，风险也就越大，但普通的工人还是捞不着干，有的人甚至干了大半辈子滑模队，到金盆洗手那天都还在问，咱们滑模用的架子你们到底是怎么拆下来的啊，总不能一件一件地往下扔吧？
干滑模队的人都油嘴滑舌，擅长讲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黄段子，玩笑话里也尽是淫秽词，有的人则像一只肥壮的种羊，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骚气，更有甚者每去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打听红灯区在哪儿，到最后，留了一串串避孕套和松垮垮的腰包回家了，而他们眼中的童蛋子自然对嫖娼兴趣寡淡，让其情有独钟的唯有网吧、啤酒、猪头肉之类，遗憾的是，大部分烟筒工地都藏在穷乡僻壤里，上网成了无法企及的梦想，一到下雨天，童蛋子们就蹲在杂乱而拥挤的活动板房里，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打牌的打牌，手淫的手淫。
黑生比我大两岁，游走江湖已近十年，说起俏皮话来更是滑模队里的佼佼者，他总是习惯性地回答他们：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黑生堂兄弟六个，其中五个干滑模，个个都是拆除高手。2007年冬天，我也跟着他们在河北省林冲当年下放的那块盐碱地上拆过几次架子，已变得如同城里人上班挤地铁、有钱人出差坐头等舱一样轻车熟路了。
这时黑生说，内衬、拆除、刷漆，再加上杂七杂八的零活，起码也得干二三十天，趁着天还暖和，明天就去找人吧。然后喊我一起去找羊山，跟他说拆除的事。
我们来到羊山刚盖好的新房子后，小两口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羊山媳妇来我们村还不到一年，人长得眉清目秀，看模样也就二十岁。她见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旁若无人地抽起烟来，连忙捏着鼻子把我们撵到了院子里。
后来才知道，这丫头怀孕了。
黑生没正经地说，行啊你，婚都没结，种都种下了。
羊山神采奕奕地说，结婚不结婚都没什么，就是不能耽误儿子上学。
我们开始谈齐河的活儿，羊山说，内衬就不去了，等你们内衬干完再去拆除。
黑生便埋怨他学懒了，毕竟走一趟齐河也就个把月时间，少说也能赚五千块钱回来，他放着快钱不赚，却窝在家里搂着媳妇睡大觉。我心想这也难怪，那一年羊山学会了开塔吊，活儿很轻松，收益也不错，有了女人之后，一米八多的他，也像泄了气的轮胎，前两年和我一起扛钢筋比赛的魄力也荡然无存，那时候，我们像扛着玉米秸秆那样扛着一把螺纹钢，在工地上一路飞奔，在几十米的高空飞檐走壁，可是羡煞不少人。
黑生说，随便你吧，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羊山想了想，说，你们先去，我还是等十月一给我娘上完坟再去（农历十月初一，这里有给死去的长辈烧纸的民俗）。
哪曾想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师父几个电话打过去，再经过我和黑生牵头，很快就有人找上了门，一天下来，就有十多个人表示想去，之后，还有人来打听队伍即将开赴哪里，砌一块砖多少钱等等。
到了第三天，我和黑生就发现人多的已经用不开了，只好拒绝掉了后报名的。
黑生毕竟是老江湖了，人到齐了却不急于出发，他知道工期紧张，就说，先抻抻他，看看还能不能加点钱，电话里也满是委屈地跟老王诉苦：工人都在种麦子，找不到人呐。
老王情急之下，便表示每块砖多加两分钱，牛腿也从原来的每道四百提高到五百元。工人们听说后，无不高兴，约好第二天早上在村头集合。
这天，太阳刚刚升起，黄岭帮的黑脸汉子们便又一次扛着大包小包从家里走出来了，他们走上村里的泥巴路，走上村头的小马路，走上了通往齐河的大马路。
我一家人也都兴师动众地来送，父亲照例买了一串鞭炮，等我们上了车，就噼里啪啦地点起来，一时间硝烟弥漫，瞬间就把那个黑瘦的身影和前来送行的人们淹没了。
但鞭炮的声响并不能真正驱魔和保平安，习惯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民工们，在习惯地奔赴工地之时，也绝不可能察觉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张开双臂等待着他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