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窝子以远，还有一个甲支店小学，因为时间不够，那次就没去，后来刘春去过一次。那时候已经开阳关午餐了，周末我去县城买菜，俞老师带他去甲支店考察学校并且家访。有一家困难到俞老师和刘春叙说时，多次说不下去。
一家人父亲因病死了，母亲跟人跑了，不管孩子了。
彝族的风俗，化繁为简的说，妻子地位很低，近于附属品，在家里要尽职尽责，辛苦劳动，伺候丈夫，生养子女。但是如果丈夫死了，妻子没有照顾孩子的义务，可以另嫁他人。一般人会问，怎么能有这么狠心的妈呢？不但有，而且常见，事实如此。
且说这家，三个孩子跟着奶奶过，地也没有几亩，住的房子“哪能叫房子啊，就是棚子”刘春说。我看了他们拍的照片，确实只是一些板参差不齐的钉出个四下漏光的木墙壁，上面蒙着块布，布下面可能也有些板子。墙也不直，斜斜的歪着，比比萨斜塔还险。吃饭就连个正经的锅也没有，一个水壶煮饭、煮水都是它了。水壶让火熏得四壁乌黑，里层粘着烧糊了的一层东西。每顿就煮一点洋芋和南瓜吃，别的什么都没有。已经在小卖店赊了很多东西，要不然就饿死了。三个孩子都辍学了。那次去，俞老师和刘春又把孩子拽回学校上学，不用交费用了，一日三餐都可以免费在学校吃，三年级的哥哥才回中心校上学，妹妹也到了羊窝子读一年级，后来又做了一对一资助，每个月给他们二三百块钱。
我亲眼见到这样的孤儿，还是在支教第二学期下山以后。我到了西昌，和陈斐菲一起去四合乡中心校看那孩子——小沙。
不幸的家庭真的各有各的不幸！反过来，她的母亲死了，父亲出去打工不管孩子了，也许我对风俗的理解不够地道，所谓风俗就是穷的实在没招了，又不想挂个拖油瓶，以之为借口，让自己过得稍舒服一点，就像借着酒劲盖着脸。
我们去学校接那孩子，那是我从8月上山之后第一次回到四合乡小学。这一次，学校里还在上课，院子里跑满了孩子，先去和“索玛花班”的班主任聊了聊，她抱怨有几个孩子逃课，打家长电话也不接，实在太难教了。陈斐菲说去家访看看。
一整个“索玛花班”的孩子都是“索玛花”资助的，从山上下来，超生户，大部分没有户口，原本都是失学儿童，索玛花发现以后，学习成绩能跟得上的都到了四合乡中心校上课，有学籍，跟不上的或者小一点儿的，还在山上“索玛花”修建的索玛花小学上课，没有学籍。
小沙那天穿着校服运动上衣，牛仔裤，平底旅游鞋，乌黑的头发扎了个马尾，深色的皮肤，单眼皮大眼睛很有神，鼻子嘴都秀气，她嗓音沙哑，不爱说话，也不爱说话，问一句答一句。
我们和她一起回家，坐公交车之前，我请这两个妹子吃了冰棍，自己也吃了一根儿“雪人”，下车后拎着大包小裹吃的、用的往她家走。一路上坡，由沥青路到山间泥土路，左侧出现了一条河，河床干涸处已种起了绿油油的庄稼，一大片新绿飘到城市边缘，这里是城乡交汇处了，远处正是楼房林立的西昌城区，我简直不敢相信，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还有这么样的人家存在。小沙还有一弟一妹，都在姑姑家生活，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原在阿姨家，一年前又到了姑姑家。姑姑家看来也不宽裕，屋里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唯一的一张沙发，海绵垫子都坏掉了。
“索玛花”找到人一对一资助他们每一个月三百元，都交给最大的小沙。正值端午节，我们带了些粽子，斐菲的意思是让他们当时煮了吃了，她看着，免得姑姑少给他们吃，他们吃不着，见他们迟迟不煮，也就罢了。姑姑一味地说着好话，自己怎么照顾孩子，洗衣做饭都是她，谢谢志愿者帮他们家。我们应承着。单独嘱咐小沙多照顾弟弟妹妹，限量他们零花钱，其实也不用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