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口头禅“搵食啫”是化解各种矛盾的尚方宝剑
香港人有很多口头禅，其中许多都透露了他们的一些性格特征。
在香港有一句话，上至富豪，下至乞丐，无论是IT码农、投行金领，还是作家、艺术家、演员，都会摆在嘴边，化解任何突兀的尴尬，抵挡任何不友好的质疑，粉碎任何激烈的攻击，这句话就是“搵食啫”。
比如有一次快递员到我们公司送件，行政Cici签完字，他忘了给东西转身就走。Cici发现后跑去追，他道过歉后，Cici继续责怪他太着急，他竟不耐烦、理直气壮地说出一句黄子华所说的“人生三大金句”之一：搵食啫！
“搵食啫”，非常接地气的一句俚语。“搵”，广东话的“找”；“食”，即“食物”、“吃的”；“啫”做语气词，为让步的意思：“而已”。“搵食啫”即“讨口饭吃罢了”，是最卑微的“赚钱”意思的表达方式。找吃的而已，活下去而已，整句话没有主语，却暗含了两个主体，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们”。如果谈话内容指向的是“我”，那么我不过是为了“糊口而已”，你别为难我；如果谈话范畴涉及对话双方、各方，那么我们都是“养家糊口讨口饭吃而已”——大家都不容易。
这句话蕴含了香港人非常广泛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定位，依稀能看见残留的亚洲农业社会晚期形态的精神思想，深刻反映香港人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草根核心价值观。
因为无人不晓得无人不认可，它甚至成为了香港人解决日常矛盾的尚方宝剑。说夸张点，打起架来拳头都要碰到鼻尖了，你说出这句话拳头还能急刹车。因为虽然生活压力大，“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巴士阿叔），但香港人之间却没有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大家都是：“搵食啫”。赚口饭吃，何必为难彼此，以和为贵、闷声发大财才是正道。所以，“搵食”是最高生存法则，“阻人搵食”则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搵食啫，只不过有的人山珍海味，有的人残杯冷炙。这一方面反映了香港人积极、融通的务实精神，另一方面一些人无形中把音乐、文学、电影等人文工作也归为“搵食”，则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而不自知。
香港口头禅“犯法啊”体现香港人“以法为先”的认知
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社会，法、理、情来比，当发生问题时，至少在台面上，摆出“法”来是无敌的。香港人法律意识之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涉及经济利益时，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大伯，说出“我要找律师楼告你”或“我要先咨询下我的律师”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前公司迟付了某外包商的款项，该外包商立马发了一个邮件过来，警告将寻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真真一点面子情都不留。
在这样“法律最大”的大环境下，黄子华人生三大金句之二“犯法啊？”成为香港人的口头禅之一，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犯法啊？”带有一种反击和挑衅的意味，意即我犯法了吗？凭什么管我？
比如说，在TVB或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当一个小混混深夜在街头流离浪荡，经过的警察投以关注的目光时，小混混劈头说一句：半夜逛街犯法啊？警察便只能干瞪眼，嘀咕两句转身走开。
实际上，除了对付“差佬”，“犯法啊”中的“法”在香港人日常生活中已经泛化了，而不仅仅是“法律”、“法规”的意思，更多的是“习俗”、“常规”的意思。比如说有一次开派对，阿May穿着睡衣就来了，有人好心提醒她：今晚不是睡衣趴哦……谁知道阿May眼一瞪，说：我知道啊！穿睡衣犯法啊？当然，我想她应该是在犯二，搞混了……
“犯法啊？”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你可以做出任何怪异的行为，只要法律没规定是犯法的，别人奈何不了你，即香港人也经常说的：“你吹我唔胀”。
所以说，当“搵食啫”还不足以解决矛盾和问题时，来一句“犯法啊？”基本上能将90%的攻击消除于无形。这句口头禅充分体现了香港人“法”字当头、事事以“法”为先的法制思维，然而某种程度上，也暗藏了香港人被动接受法律的心态：我犯了什么法，你给我说说——兴许哪一次，就真的犯了法了呢？
英文名字对香港人是一种“社交润滑剂”
不少香港人误以为我是本地人，原因是觉得我的名字感觉很“香港”，却说不清为什么。我后来研究了下，觉得大致可以回答他们的困惑：香港人起名实在太爱“嘉/家”字了。
比如说香港电影界就有梁家辉、张家辉、韦家辉……但比起“嘉欣”，“家辉”真是小巫见大巫：李嘉欣、林嘉欣、钟嘉欣、龚嘉欣，傻傻分不清楚……
香港芳名谱统计过3万个香港人共3927个名字，最常见的名字就是嘉欣（79个），其次是淑仪（76个），然后是嘉敏、志伟、嘉惠，家辉（20个）排名110。总的来说“嘉/家”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含有“嘉/家”的名字竟占约6%。
这里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香港人起名没有单字的，都是两个字，中间那个字读音上必须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是“嘉”有美好的意思，而且在广东话读音中“嘉/家”（读“ga”）朗朗上口清脆好听，容易记忆；三是广东人习惯按字辈排序起名，也许这一辈的香港人里比较多“嘉/家”字辈。
如此雷同或容易混淆的中文名字，对外国人来说自然难以准确读出并记忆。因此香港人普遍使用英文名字，首先是因为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由来已久，更因为作为国际商埠使用英文名字显然更方便跟外国人沟通、进行商务活动。
实际上，中文名在社交上有一些天然的缺陷，导致在香港人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反而可能没有英文名高。对香港人而言，中文名以姓称呼，如“林先生”，显得拘谨疏远；以名直呼，则过于亲昵有失妥当；全名照唤，有时似乎暗示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差距，因此过于需要斟酌。反倒是英文名字，有一种“社交润滑剂”的作用，既没有过分亲昵的暧昧，又产生了一种“平等社会地位”的感觉，因而广受欢迎。
曾看过有些网友质疑香港人爱用英文名是“后殖民情结”，代表了一种身份认同云云。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但我想这里面其实更多的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罢了。
香港人说“我想嘎？”用动机博取同情
黄子华不愧是香港民间最负盛名的草根哲人。在他的“栋笃笑”里流传甚广的哏，“人生三大金句”，一针见血地刺中香港人的痒处，唤起了香港人太多太多的共鸣和自嘲，甚至许多没有看过他那段“栋笃笑”的人也熟知“揾食啫”、“犯法啊”，以及今天要说的“我想嘎？”这三大金句，成为谈论香港人俗语俚语所不能回避的话题。
所谓“人生三大金句”，是化解香港人日常矛盾的利器，如前两句都不起作用，就到了最后这句“我想嘎？”出面解决最后10%的矛盾的时候了。“我想嘎？”其实是“难道你以为我想这样？”的反问句的缩用，一旦说出，往往意味着委屈爆发的前奏或歇斯底里反击前的冲锋号。
比如说不时在香港影视作品里看到的，一个抛妻弃儿的男人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声泪俱下。但他一不是为了“揾食”，其次又确实“犯法”了，这时候他就只有一句话能够博取评审团的同情了：我想嘎？
“我想嘎？我日做夜做挨生挨死（注意，这两个四字俚语连在一起也算香港人常用搭配），却总被资方算计，赚鸡碎咁多（鸡毛蒜皮那么多）。经济差就说要与公司共度时艰，经济好就说要居安思危积谷防饥。我哪有钱养家？你以为我想嘎？”
再说下去，《唐伯虎点秋香》那句“边个够我惨？”（谁够我惨）都要蹦出来了。
因为过于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想嘎？”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弱化版的说法，即将反问句改称否定句：“我都唔想嘎……（我也不想的）”
在台面上，香港人的确很重视法律，然而从“我想嘎？”这句口头禅可以看出，在重大问题上发生差错时，香港人往往并非寻求逻辑和责权的厘清，而是用“动机”的清白来为自己辩驳。
“我想嘎？”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动机是好的，所以出了错你不能怪我——法制外衣褪去后，情先于理的内核呼之欲出：通过对动机的讨论，转移注意力，窃取人们的同情。
实际上我可以大胆地说，香港人对于制度典章、法律条文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然超越着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因为相信彼此的性本善，而产生血肉相连的感情，成为判断对错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便是“我想嘎？”所蕴含的实质。
职场耍太极：“我揾同事帮你”
像大家熟知的那样，大部分香港人都是非常敬业爱岗的。然而因为分工细致、思维固化，有些时候也会发现一些香港职场人很会耍“职场太极”，尤其是服务行业。
比如说有一次我给某银行技术支援热线打电话，要求处理前公司网站出现的网银支付问题。在我将问题详细描述后，很有礼貌没敢打断我的接线员沉默了数秒，然后打出了香港各种客服电话中最经典的一句“太极拳”：“我揾同事帮你”（揾，意即“找”）。
我表示无奈，但也没办法。过了会电话里响起了一把中年男人的嗓音，姑且认为是“资深同事”，我又向他详细重复了一次问题。他听完后又追问了我几句，想了想，说，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你等等“我揾同事帮你。”
崩溃！最后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而是被他们以“需要向上级请示探讨”为由压下，称之后再回复我。
“我揾同事帮你”这句话不能说非常普遍，但至少是见惯不怪的，而且不仅限于电话，几乎任何需要提供商业服务的场所都可以听到。我不是说这不代表一种专业谨慎的态度，但某种程度上，它为一种害怕“孭鑊”（读mie1wo3，“背黑锅”的意思）、不愿担责的心态提供了充分的借口和理由，某种程度上是对客户提出的问题的回避，即香港人所称的“卸膊”——将责任“卸”下自己的肩“膊”，是一种不够果敢的表现。
“我揾同事帮你”之所以是一种完美的职场耍太极，是因为它并未直接拒绝客户的要求，反而提供了类似于将问题升级的解决办法，表面上让客户感到受到尊重。然而因为前公司也有技术支援热线，很多时候当我的前同事对客户说“我揾同事帮你”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这家只有三两个技术人员的公司里头来来回回传话筒，甚至找我这个半桶水的人来“咨询”，却因为客户在电话中所等待的时间变长而显得我们很专业很认真，背后的支援团队貌似很庞大。
话说回来也不能太刻薄，其实我对香港人在电话中一如既往的礼貌是很敬佩的，因此为了给对方省工夫，常常在电话里听到那饱含微笑的“您好”时，我都有种冲动想直接跟对方说：“麻烦你揾同事帮我。”
多喝“鸡汤”无害，“做人最紧要开心”
“TVB体”总结了很多连内地人都耳熟能详的香港电视剧台词，让香港市井语言更深入人心，比如最经典的“做人最紧要开心”。很多人以为这句台词表现了香港人乐观开朗的性格，待人处事总抱着乐天积极的态度，于我却并非这么简单。
大体上这种看法是对的，香港人善于自我安慰互相疗伤，从“TVB体”可窥一斑。然而从另一面来看，正是因为香港人在都市工作生活中承担着较大的压力，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时间去直面和化解这些压力，再加之近年来经济情况欠佳、物价房价飙涨、社会问题丛生，这些“疗伤系”的语言才更被市民所需要。
从电视中听到“做人最紧要开心”，对肩负重压的中层上班族来说，仿佛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投射，不断提醒自己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对自己好一些，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但是转过头却又不得不面对“做牛做马”一般的疯狂OT（overtime，即“加班”），才被“TVB体”安抚梳理过的思绪又被抛诸脑后，如是循环。
最近香港理工大学公关部主管黎明辉在校园内跳楼自杀，留下的遗书说道，“希望我的离去，唤醒雇主对员工的Work-Life-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关注”。我认为这是香港人生活工作压力过大的极端体现。近年来香港人从自虐式的加班情结到开始倡议探讨标准工时、质疑超时工作情况严重，说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香港人通常认为两种人最幸福，一种是年薪百万以上的富人阶层，一种是住公屋的受助人士，前者生活优渥，后者多自甘平淡，反倒是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压力最大处境并不如意，常常自嘲为“伪中产”，因此对“做人最紧要开心”也最受用。
我其实很喜欢这句话，哪怕它有些犬儒有些享乐主义，但它暗示了人们，“主动的开心”比“被动的开心”好，基于物质产生的幸福不如从心里感受的幸福持久。因此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听到香港人说这句话还是太少，可以再多说一些，再滥用一些，直到身处压力中的人们意识到：未来总值得期待，无论过程有多艰辛。
“无鸡不欢”的香港人，用“鸡”打各种比方
如欧阳应霁所说，香港人的餐桌上可谓“无鸡不欢”。而禽流感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地区亦无疑是香港——君不见每当禽流感爆发全程屠鸡之时香港那哀鸿遍野之感。不止于此，香港人对鸡的热爱还体现在语言上，跟香港人聊天发现，他们用“鸡”来打比方的词汇可谓“罄竹难书”。
比如说形容“当下很火的明星”，香港人会戏称为“当红炸子鸡”。“当红”，意为“正走红”，即“走红”、“变火”的现在进行时；“子”即“幼小的、稚嫩的”，“子鸡”即“小而嫩的鸡”。因此“当红炸子鸡”除了很红以外，通常还是年轻相俊貌美的男女明星，受欢迎也很正常。当然“当红炸子鸡”确实也是一道菜名，指的是在婚宴上使用的“炸子鸡”，具体做法以后再介绍。
还有一种常见的菜式，“咖喱鸡”，同样另有所指，指的是男女激情过后在彼此颈脖处留下的“机械性紫斑”，即：吻痕。这个说法的来源很蹊跷，因为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都很难将两者联系起来。网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咖喱鸡跟英文的吻痕“Hickie”谐音，但我怎么读都不觉得两者读音有相似之处；二是咖喱的英文Curry有“Beat”揍的意思，揍了自然有淤青，所以便将看起来像淤青的吻痕叫“咖喱鸡”。这两种解释都有些牵强，反倒是风味上咖喱鸡与吻痕有类似之处：一样火辣美味。
又有一个类似歇后语的说法，叫“死鸡撑饭盖”。死了的鸡还撑住锅盖，就是“死撑”嘛。明知自己不对还矢口否认，人们就可以称他为“死鸡撑饭盖”了。
除此之外，还有“发鸡盲”、“睁眼瞎”的意思，明明就在眼前还看不到、看走眼。“偷鸡”，意指“违规”，原因倒不是源于字面上的意思，而是短跑或足球比赛中裁判的哨子因为跟“鸡鸣”一样叫得响亮，俗称为“鸡”。在裁判还没“吹鸡”之前就抢先跑了，便是“偷鸡”违规；同理足球比赛90分钟完毕，裁判便“吹鸡完场”。“走鸡”，没捉到鸡，“错失了机会”的意思；“执死鸡”，捡死鸡，“捡到便宜”的意思；“静鸡鸡”，“轻手轻脚、偷偷摸摸、暗中从事”的意思；“残鸡”，有性别歧视和侮辱成分，通常指女的“泼辣粗鲁”。
嘴里吃着鸡，嘴边挂着“鸡”，香港人“无鸡不欢”之名，确确不是盖的。
“食柠檬”、“食死猫”、“炖冬菇”，香港人以食物做“暗语”
用食物做隐喻是香港人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傲的本领，虽然有时候对外地人而言这些比喻会显得有点无厘头，但还是不得不让人佩服他们创造各种食物社交暗语的智慧。
比如说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的“炒鱿鱼”一说，其原意据说是缘于鱿鱼一炒就缩成一团，卷起来像“包袱”一样，引申为“打包袱走人”，也就是“辞退”的意思了。
又有一次大伙一起吃饭，有朋友嬉皮笑脸地问阿May：听说你这个月又请不少帅哥“食柠檬”了？阿May“切”了一声，轻描淡写地说：“又不是我想请他们吃的，他们不自量力死皮厚脸，我不请他们食柠檬都过意不去啦！”
柠檬原味又酸又涩，单吃柠檬没多少人受得了。那么阿May为什么要请“帅哥们”“食柠檬”呢？当然是因为阿May眼角高看不上他们了。因为被拒绝会让人很心酸，与之感受相似的“食柠檬”便成为了“遭到拒绝”的暗语。
还有一次阿辉开完会回来，气鼓鼓地跟大家说，他的顶头上司是个大混蛋，因为大老板召开部门会议时上司又让他“食死猫”了。问题又来了，什么叫“食死猫”呢？日剧《半泽直树》里头有句话，叫“上司有错下属来扛，下属有功上司来邀”，“食死猫”说的就是前半句。“死猫”谁想吃啊，被逼“食死猫”就是被迫背黑锅的意思，指的是“接受并非因自己行为造成的恶劣后果”。
但是打工仔总是身不由己的，如果不吃老板递过来的“死猫”，虽然不至于被“炒鱿鱼”，但被“炖冬菇”还是很有可能的。
“炖冬菇”的说法最早源于香港皇家警察。一般来说，穿警服的警察叫做“军装”，而更高级的警探一般是穿便服不穿“军装”的，无论地位还是待遇都比穿警服的“军装”高。而“军装”的大盖帽看起来跟冬菇也颇有几分相像，所以穿便服的警探一旦穿起了警服，通常意味着被降职了，戴上大盖帽的过程便被称作“炖冬菇”。久而久之不仅仅是警察，只要是工薪阶层遭到降职，都被人们称之为“炖冬菇”。
香港人鲜活生动的语言天赋在这些食物隐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当他们饭桌之外无端说起某种食物短语时，可得留心他们的言外之意了。
“对股东利益负责”，香港职业经理人的金字信条
香港印度裔富商夏里利拉曾这样形容香港，他说：“香港的核心就是商业，所有事物都围绕着营商，商业文化深入香港骨髓。没有营商，香港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作为这样一个高度成熟且极度崇尚市场经济的商业社会，必然有一些坚实的商业伦理作为基础，比如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商务诚信，以及一切职业经理人的首要信条——“对股东利益负责”。
“对股东利益负责”，无比政治正确、在商业世界横行无阻的金字格言，无论是商务谈判、企业大会，抑或是压力山大的新闻发布会，只要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地说出这几个神奇的字，大部分质疑或争议似乎便被******“啪”一下拍死，“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君不见，就连在放售百佳、出售数座内地商厦后受到接连不断的“撤资”质疑的“李超人”李嘉诚先生，也不得不多次搬出这一句万能金钥匙为自己解决难题：“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主持人，一切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对股东的利益，要负起绝对的责任。”
只有从心底以股东利益为己任，企业才能基业长青。而在香港，能说出“对股东利益负责”的人，一般是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企业职权。因此，多少商人以能够理直气壮地喊出这句话为理想。
例如我在面试前公司的时候，前老板便告诉我，公司计划三年内上市。当时，公司还仅有5名员工，且一年后我依然看不出它成为上市公司的可能。此老板是否志大才疏我不能轻易评论，但成为“对股东利益负责”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成功，就像许巍的《蓝莲花》唱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上市公司’的向往。”
反过来说，侵害股东利益无疑是罪大恶极、为香港人所不容的恶行。没有人敢明着冒犯，但暗渡陈仓、用“对股东利益负责”为由伤害股东利益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比如2008年，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意欲以4.5港元的低价购入市民以高达百元购买的电讯盈科股票，以便将其私有化、退市，计划一旦成功小股民必然损失惨重，幸而最终被法庭驳回。
因此，虽然一旦谈及商业利益便说“在商言商”、必言“对股东利益负责”，但对于不少利欲熏心的大资本家而言，“股东”往往是“自己人”，小股民得到的，常常不过是人家从桌上掉下的饼碎罢了。
香港也有“差不多先生”：“使唔使咁认真？”
众所周知，胡适先生曾介绍过一位德高望重的“圆通大师”给我们，这位大师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因此广为人们称颂。圆通大师生前有一句话常常摆在嘴边，他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恰恰，他的诨名，就叫“差不多先生”。
在香港生活得久了，我越来越觉得那些总试图把自己跟我们内地人划清界限的香港人纯属徒劳，越来越觉得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差不多先生”的传人。因为在一些香港人的口中，我一样看到了“差不多先生”那熟悉而亲切的身影。只不过香港人有香港人的语言，他们也会说“差不多”，但更经常反问你：“使唔使咁认真？（用不用这么认真？）”
有一次前公司来了一位实习生Jacky，老板交代他做好一幅宣传海报。结果过了下班时间很久，他还在埋头苦干。老员工阿东走的时候经过他身边一看，原来海报主体已经做完了，但Jacky还在吹毛求疵地修改海报背景的一些小细节。阿东随即讪笑：“使唔使咁认真啊？”
“使唔使咁认真”从字面意义来说，是工作经验更加丰富的老员工对一些细节功夫是否值得花时间去做、是否应该用这样的时间做更多更有效益的工作的判断。然而根据我对香港版“差不多先生”的了解，这句话其实重点并不在此，它的重点在于提醒新人“学精一点”，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前面名为“憨居”（指为人过于憨直，思想笨拙）的悬崖。
在这种语境下，圆通大师再次显灵：在该“差不多”就行的地方“差不多”，才是好孩子。事实上对香港版“差不多先生”们而言，“较真”的态度不仅仅在工作上，在社会议题、价值观判断等更需要严肃认真态度的讨论中，也常常不受欢迎。对他们来说，“过得去就得啦”的态度往往是更安全的选择——放过自己就是放过别人，人生已如此艰难，何必再给别人平添压力。
因此每当听到类似的论调时，我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感动：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天各一方，想来你我亦不过“差不多”。
香港人做事目的性很强，事事都问“博乜”？
就像在电影中出现的枪，一定会在某一刻把膛中子弹射出一样，许多香港人相信，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有一天前公司新来了一位西班牙同事胡里奥，好奇之下没过多久我就屁颠着跟他学西班牙语了。奇怪的是，貌似别的同事都对西班牙语不怎么感兴趣。于是我问阿辉，怎么不跟新同事学学新语言？结果他一脸惊讶，反问我：博乜？
在广东话里面，“博”是“想要”，“乜（miè）”即“什么”，“博乜”可以理解为“图啥”的意思。博乜？问得好，我发现自己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博乜呢？我一不可能移民西班牙，二泡不到西班牙妹子，学这鬼烂西班牙语，又大舌头又难听，图啥？仔细思索之下，我感觉自己真不博乜，不过学学玩罢了。但在阿辉眼中，我脑筋绝对有点不正常。
其实不难理解，香港地寸土寸金商业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基因渗透人们神经，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标价，每件事情都代表了一定的成本，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哪有那么多精力可以无偿付出？心里没有一杆精准的秤，哪能很好地存活在这竞争残酷的商业社会？
努力工作当然是为了升职加薪，不然拼命加班最后还被无良老板无视，博乜？请美女吃饭当然是为了泡妞滚床单，不然真以为“只为一睹红颜”啊，博乜？哪怕你做一件事的目的性不明显，也不必担心，大家会给你戴上各式各样的“博帽子”，总有一样适合你。比如每个星期都买马，当然是博彩数啦。阿娇新闻发布会凄然落泪——博同情嘛。阿辉开年会头脑发热爬上桌子跳舞——博出位！而不小心撞到美女，摆明是吃豆腐：博懵！（意即：希望对方傻愣被自己占了便宜也浑然不知。）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梁朝伟有时候闲得蛋疼了，随便搭趟飞机到伦敦喂一天鸽子，那也是一种生活。问题是，你得照照镜子：你是梁朝伟吗？
香港人的“存在即合理”哲学：“系咁嘎啦”
“系啦定律”，是香港栋笃笑始祖黄子华在他2007年名为《越大镬越快乐》（意即：事情搞得越大就越嗨皮）的Show中提出的所谓“宇宙最高定律”。“系啦”只是简称，完整的说法是：系咁嘎啦。
“系咁嘎啦”，即“是这样的啦”，的确是一句香港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句哲语。它具有合理化一切事物的魔力。好的，极好的，“系咁嘎啦”；坏的，极坏的，“系咁嘎啦”。“小明考英语连续考了5次满分！”“学霸嘛，系咁嘎啦！”；“小明泡完了校花不过瘾，又泡了校草！”“现在的后生仔，系咁嘎啦！”
“系咁嘎啦”，一句犹如万有引力一般恒定的定律，完美阐释了“存在即合理”的实践意义。当然，一般来说需要合理化的事情，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你会更经常在你说一些负面的、抱怨的话的时候，听到别人的这句回应。
用“系咁嘎啦”回应，一般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安慰你。比如说，你今天犯二触怒了客户，回头被老板臭骂了一顿，去相熟的大排档吃宵夜时忍不住向大排档老板娘抱怨。她听了后大咧咧地笑道：“系咁嘎啦！现在十个老板有九个是无良老板啊！”有时候她甚至不一定会真的听你说话的内容，“系咁嘎啦”便成了一句纯粹安慰性的回应。“我昨天踢球扑街了。”“系咁嘎啦！”；“啊，我鲠到鱼骨了……”“系咁嘎啦！”；“我奶奶昨天去世了……”“系咁嘎啦！……啊？！”
第二种意思则带有一点点讽刺对方大惊小怪的意味。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你看到阿龙用湿纸巾把手擦了又擦，不由吃惊道：“哇阿龙这么爱干净。”于是一旁的阿May说：“系咁嘎啦！我男朋友更洁癖啊！blablabla”这时候，如果够嚣张，想语气再强烈一些，便可以用上另一条黄子华钻研所得的方子：“好啊法则”。同样，“好啊”也是缩写，全名为“好出奇啊？！”（意即：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哇那个内地人一下买了三个LV包包！”“系咁嘎啦，好出奇啊？！我内地的亲戚上次来买了十个呢！”
黄子华不愧哲人也，总结出来的“系啦定律”和“好啊法则”既显圆滑又不失大体，还能有暗示对方自己见多识广、没什么能够震住自己的作用，实乃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良药。然而其不求甚解、具搅屎棍特性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正如黄子华所说，这两句话真正的威力，暴露在当不幸降临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当你跟好基友哭诉自己又被美女骗财骗色时，丫左一句“系咁嘎啦”，又一句“好出奇啊？！”，真能活活把你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