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一个看似很乖的孩子，让家人想骂我都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理由。那个时候自己酷爱两样东西，一个是书，另一个就是钢琴。
第一次听到钢琴是在“姐姐”家楼下，她不是我的亲姐姐，也不是表姐堂姐，我和她没有丝毫的家属关系。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剧团，她的父亲是演员，母亲是乐团钢琴师，我的姥爷是导演，姥姥则是行政部门的一个文员。那时候的院子很小，一排四层楼高的房子隔出一块空地，楼房正对面是只有两层楼高的剧团排练室和员工宿舍。空地上有一口井，常年被一块很沉的石板盖压着，剧团的人把它当做桌子用，不时在上面下下象棋，喝喝茶，到了团里停水或者需要浇灌公共花圃的时候，才会由一个保卫科的老大爷带着几个年轻人一块儿把井盖推开，打水，浇灌，然后再把井变成空桌。
那时候剧团里分成两个小帮派，分派方式很简单：按照性别。男孩儿属于招人恨的小团伙，一群毛孩子总是耍着小聪明做些淘气的事儿，平均两天一小祸，三天一大灾，从来没有安分过，唯一正常的时候就弹玻珠。
院子里的路面并不平坦，坑坑洼洼，高低起伏，其中有一条微微凸起的痕从井的一侧划过，紧邻凸痕有一个小小的凹洞，据说是杨老大叔喝醉后用酒瓶砸出来的，但至今也没人能够证实。我们就把那个小凹洞定为了玻珠的“洞”。每个人从一个小斜坡上将玻珠朝洞滑出，离洞最近的可以优先弹，第一次进洞后就拥有了杀生权，出洞后只要弹到另外一颗玻珠，那就归己所有。刚开始的时候我一颗玻珠都没有，但是很想玩，跟家里要钱姥姥姥爷不给，最后是杨老大叔给了我两颗玻珠，从此我用这两颗“投资”赢得了整整四大罐的“利润”。
杨老大叔是我“姐姐”的父亲。标准的东北人体型，在当时我们西南部的剧团里是最健壮和充满男人味的。再加上他性格直率，爱好喝酒，每个人都叫他杨老大，我们小孩儿也跟着叫，杨老大眯缝着眼哈哈大笑说：“等你们以后可以喝酒了，就叫我杨老大，现在，得加个辈分，你们就叫我杨老大叔吧。”从此，我们也就听从了他的说法。在我们这个小帮派里，大家都默默的将杨老大叔认可为领头的，我们第一次喝酒也是老大带着。
另外一个小帮派很自然就是女孩儿的派系，头儿是杨思霖，也就是我们老大的女儿。她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人，经常带着她的“手下”围剿我们。所谓的围剿其实也就是告状。一群小男孩儿只要闯了祸，大部分的信息都是从她们那散播出去，但我们却都怕她，每次都只要“姐姐”站出来，一群小男孩儿都只有装乖的份儿。也许“姐姐”自小就遗传了父亲的气场，身上有股充满威信的震慑力。
某天夜里，我一个人在井旁摆弄烟壳，一个个用烟的包装纸折叠成的三角形玩具。我不想回家，因为回去了又要听姥姥的唠叨。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钢琴曲。从“姐姐”家传出的，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钢琴的声音，却是我第一次听到柔软动听宛若天籁之音的旋律，我愣住了，呆呆的看着“姐姐”家的窗户，就这么安静的站了一个晚上。
从此，我几乎每天都会到姐姐家楼下的井旁听她练琴，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12年。
最后一次听她的琴声是12年后的某个夜晚，杨老大叔和妻子感情上出了问题，我对“姐姐”的感觉也渐渐从仰慕转化成爱慕，这是一种无法道明的爱慕，掺杂了敬仰，崇拜，喜欢和友情。那个晚上是我第一次听到那首中断的钢琴曲，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她弹琴。
第二天她走了，很伟大的一个决定——支教。送她的人只有杨老大叔和我，在安检口，你和父亲拥抱，表情坚强和决绝，而和我告别的时候却哭了，我忽然意识到，一个能够让你流泪的决定将会是多么的残酷，还没等我做出任何反应，你转身进入了安检口，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汉子的眼泪，杨老大叔泣不成声。
电话里传出你的声音，带有一种轻熟女性的沉静，我感到有些紧张，因为我想起了几天前给你发的那封邮件。内容虽然只是简单的问候，但这那问候对我来说却并不简单。
“冯柯，你身体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挺好，好久没有你的音讯了。”
“还挺好？你的事情阮先生已经都告诉我了。”听到这儿，我就像一个青涩少年被发现偷写的情书一样窘迫和腼腆，我感到身体发热，电话中继续传出你的声音：“你到底怎么了？听阮先生描述似乎还挺严重的，医院报告出来了吗？有没有确诊是什么问题了？”
我微微皱眉，有时候岁月确实不饶人，它改变我们的外表，甚至也会改变我们的习惯。你的语气让我有些无法将你和曾经的记忆联系起来，更像一个家长，一个有些年纪的妇人。我微微皱眉，努力的克制着自己稍显失望的情绪低声回答：“正在等体检报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之前咨询了一下医生，他说有可能是我之前受了外伤，造成体内有积血，调养一下就好了。”
“恩，摄影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会来墨江城，到时见面了我们再叙旧吧，还有就是，你给我的邮件我收到了，谢谢你。”
这次，我彻底沉默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声谢谢。简单的两个字却显得如此陌生，将我们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在我从小至今的记忆中盖上现实的印章。
职场上我是一个机敏的人，而生活中却是一个明显的悲观主义者。
对于感情，我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大而渐渐变得充满距离，这种距离是被动的。当我们以已过而立之年的人的身份来维持彼此关系的时候，就不再能够按照年幼时那种纯粹的思维来彼此相处，我们必须讲究距离，谈吐和态度，因为这个时候每个人之间除了朋友还背负了很多其他的头衔，例如夫妻，情人，男女朋友，忘年之交，狐朋狗友，酒友，牌友，球友，同事，领导，下属，同学，发小，业务经理，作家，老师，公务员，金融精英等等，在顾及这些头衔的考虑下我们必须站在身份的角度去行事，聆听和回答，这样的逻辑才能够让我们的谈吐显得礼貌，成熟，内敛。
我想了想回答道：“不客气，好久没见了，看看你是否一切都还好，那等你到了墨江城我们再聊吧，现在有些晚了，早点休息。”
“你早点休息吧，我这儿现在是白天，先去工作了，到时候见。”
“到时候见。”
挂上电话，我想起了杨老大叔，也就是你的父亲。听家人说他已经走了，喝酒时猝死。我想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死亡方式，没有任何的躯体煎熬和思想折磨。
杨老大叔走的第二天夜里我接到了姥爷的电话，他的声音有些沮丧，他说就在一天前的晚上，杨老大叔和姥爷正坐在庭院里喝酒，小时候的井已经被推平，四层的小楼还在，成为了新团员的临时宿舍，原本两层楼高的排练室已经重建成为一栋12层的楼房，里面包括排练区和居住区，很多老团员都住了进去，原本的庭院也成为了一个绿化带，有喷水池，停车场，运动区和小公园。那天晚上，杨老大叔和姥爷就坐在小公园的木桌边喝酒，说着一些家长里短的话。
姥爷说，那个时候，他们正准备回家，杨老大叔拿起自己专用的小酒壶说喝完剩下的最后一口酒再走，随即一边说话一边仰头小酌，脸上是开心的笑，缓缓的，杨老大叔的表情平静了下来，脸上还挂着一丝残留的笑容，他高举酒壶的手缓缓下落，刚将酒壶放到桌上，头一歪就走了，最后的那口酒都没来得及咽下，从嘴角溢出，顺着脸颊滑落。他的双眼没有闭，目光有些慌张的盯着酒壶一侧，上面写着：“古来圣贤皆寂寞，2000年夏。”
那一年，你离家去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