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萧红研究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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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和萧红偶然相识(节选)

和萧红偶然相识(节选)

萧 军

人生是很难于排除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尽管在这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后面是存在它的必然规律,但偶然究竟也还是“偶然”。

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裴(裴馨园)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

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裴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道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门吧。”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道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迺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去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裴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瞄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看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形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的朋友J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裴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裴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吧!”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作过储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他妈的!……”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张图案式的花纹和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我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予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着上来对比,我当时只是穿了一件褪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丁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装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做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袋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吧!”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在临离开那家旅馆时,我到了账房了解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据旅馆人员说,她和她的“丈夫”汪××在这旅馆已住了半年有余,除开房金以外还要供给他们的饮食,有时还要借钱使用,因此计算到现在已经欠了六百余元。一个月以前,汪某说回家去取钱,至今未回,信也没有,……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留在旅馆里,等待她丈夫回来还了钱,她就可以随便走了,……

旅馆并不知道他们还是“未婚”的关系,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只是警告他们说:

“钱不会少了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存心不良,别有打算的!……我警告你们!”

“我们没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债还钱。谁把钱给了,谁就可以领她走……”

我明知他们是“瞧我不起的”,但他们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吃“报饭”的,轻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时期一些在大都市里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结,有的就是“一家人”。后来从侧面听说,他们待一个时期汪某再不回来,就要把她卖进“圈儿楼”(当时哈尔滨道外妓馆区),而且说她是自愿“押身还债”的,这就是当时可怕的处境。

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

稍稍长大以后,由于有了思想,有了意志……就要和腐朽的、顽固的家庭、学校、社会……作斗争!由于本身是无力的、孤单的、无助的……结果是失败了!遍体伤痕地失败了!几乎被拖进了万丈深渊,可怕的黑色地狱!

我们遇合了,我们结合了……就共同从事文学生涯。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起始她是谦逊的,缺乏自信的……好则,这特刊是由熟人所编,文章不会落选,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各省以后,首先是忙于军事征伐和建立伪政权的组织,对于文化方面的镇压和统治还没有提到首要日程上来,因此在哈尔滨还有着几家私营报纸和印刷业得以残存着。利用这一可乘的间隙,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开展一些文化、文艺方面的活动。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尽管有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有的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各自参加的地下组织都各有各自的体系,在思想意识上也各有各自的观点,存在着认识现实的差异和距离。但在“反满抗日”这一共同的目的上是同一的。

在《国际协报》上开辟了一个每周一次的“文艺”副刊。还在“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上办了一个名为《夜哨》的每周一次的副刊。

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

创办了一个“维纳斯画会”。

《国际协报》的副刊和星期副刊,那时由白朗(刘莉)负责编辑。

《夜哨》由我集稿而后寄给《大同报》副刊主编陈华,由他来选取。这副刊出到了二十一期因被发现有揭露日本兵在乡村“讨伐”过程中的恶行,被报馆当局勒令停刊了。

“星星剧团”导演是金剑啸,我是演员之一。

“维纳斯画会”主持者是金剑啸。会员有冯咏秋、白涛、萧红……我也是会员之一。

年秋,我把自己和萧红写过的文章,选拔了一下,出了一本小说、散文集名为《跋涉》。这里收有我的六篇文章,她的五篇文章。

随着一些反满抗日的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连被破坏,白色政治恐怖气氛一天比一天浓重起来,随着《夜哨》的被停刊,剧团的一个团员被捕了,从民教馆借用的画会房子也被收回了,展览会也无地可开了,只好把剧团解散,画会解散,加强个人写作的活动。捕人的事情,杀人的消息,经常发生,我们这些人在生活上、工作上,全进入了一种紧张的、时时刻刻做着有被逮捕可能的准备,很有点“朝不保夕”、“日不保夜”的趋势。

有的朋友一再地警告我们,敦促我们,应该赶快离开哈尔滨。

但是,我们投奔哪里去,投奔谁呢?怎样走法呢(这要一笔路费呀!)?单独我一个人还是方便的,萧红该怎么办呢?能丢下她不管吗?她的身体弱而多病,又无生活能力,……一切陷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一位讲武堂时期的老同学名叫黄之明(黄田)的,他那时在伪满警察局做一名警佐,平时在我们生活上他是经常给以支援的,他给我的绰号叫“闯大运”,意思是说我好冒险,什么也不在乎。他是位很谨慎的人,每次总是显得很痛苦的样子警告我说:

“三郎,你必须走了!不能再闯大运了,不能再满不在乎了!路费……我从每个月的薪水里为你积攒一些。你必须走了!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讯问犯人的地方,他们打人时那种叫骂声和犯人们的哭喊声,我全听得很清楚,万一哪一天他们把你弄了去,给你用刑,你让我怎能够听下去啊!你必须赶快走!”

我被这位善心的老友如此真诚的关心,确实很为感动!要离开哈尔滨的念头开始萌芽了。

一次,金剑啸来到我家,他的习惯是喜欢在地上踱来踱去。踱着,踱着,他忽然停住了脚步,把鼻子上的眼镜向上推了一下,直直地望向我说:

“三郎,我们该走了!”

“到哪里去?”我冷冷地问着他。

“上海!”

我摇了摇头说:“上海?那里我连个鬼也不认识。”

“我还有几个熟人。”

他在上海学过画,这是可能的。

“好,我们研究研究吧。”我说。

“不是研究研究,而是准备准备!”

“好,准备准备!什么时候走?”

“五六月间吧。”

“一言为定!”我点了一下头,决定着。

“一言为定!”他把身上穿的一件半长的黑色皮面的羊皮大衣拍打了一下,接着说,“这件皮大衣一定要带着,万一没办法就卖了它,皮衣服在上海比北方值钱。”

我把和金剑啸的决定,认真地告知了黄之明,他高兴地点了点头,决定地说:

“好!从现在起,我就给你们积攒路费!一言为定。”

这时期,舒群去青岛了,接到他的信,催促我们应该早些日子去青岛。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

一天,北杨突然来到我的住处,戴了一副特大的口罩,进门以后,他要萧红到大门以外去看看,可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徘徊?

他把口罩掀起来,脸型有些变样了,近于浮肿,一只眼睛半封闭着,我问他:

“你病了吗?”

“没——”

“那为什么戴口罩?”我问。

“慢慢再说。给我弄点吃的。”

萧红回来了,摇了摇头,表示没什么情况。我又请萧红到对面小铺子里去买一块面包,一些肠子和一瓶啤酒。

“我要走了。”北杨说。

“到哪里去?”我问。

“去磐石游击队!”他抚摸着自己那肿涨了的脸颊。

“为什么?”

“组织上的决定。——我昨天被日本宪兵队弄了去,揍了我一顿,从我身上没翻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我会日语,我说是教日语的,他们关了我一夜就放了。我不能再在哈尔滨住下去!”

萧红买了面包、肠子和啤酒回来,他一面吃着面包和肠子,一面喝着啤酒,很快就吃喝完了一切,立起身子向我伸出那只粗大的手掌表示要向我告别,我握了它,而后他也和萧红握了手道别,他声音显得有些悒郁和低沉地说:

“再见了!”

“再见!”我和萧红一同说。

“我希望你们能来游击队!”

我望了望萧红摇了一下头,叹了一口气:“恐怕很困难!”

照例,我们不送他,让他自己走。

他出了屋门又转回来向我说:“你们也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为什么?”

“我忘了告诉你,宪兵们竟在我衣袋里搜查到一张纸片,上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写了你的名字和地址,他们问我为什么认识你?我说你跟我学日语,他们说知道你。”

他说完就匆匆地走了,从此我们就成了永别。因为后来得知他在磐石游击队中牺牲了。

节选自《人与人——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

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张秀琢

最近在几家报刊杂志陆续读了有关萧红和她所著《呼兰河传》的文章,勾起了我对故乡和姐姐的深切怀念。萧红,这个曾每天见面,但又陌生的姐姐,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我的生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萧红还不满十岁的时候,母亲姜氏就患肺病逝世,留下她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张秀珂。父亲带着他们生活了一年多,继母(我的生身母)梁氏来到家。我出生的时候,姐姐已经十几岁,我刚记事儿,姐姐就离开了家。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

萧红姐姐的学名张乃莹,在家乡——呼兰河城里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读了小学、高小后,又到哈尔滨市第一女中读了一年多。

姐姐从小性格倔犟。父亲曾对我讲述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形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碴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犟劲儿是“天生的”。姐姐热爱生活,她有一颗炽热而善良的心。但是她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幼年丧母的过分悲痛,使她的性格变得孤独、倔犟,爱反抗。好像什么都不顺她的心,不中她的意。

姐姐小时最喜欢我家房后的菜园,它虽不大,莱的种类却很多,晶莹闪光的紫茄子,足有一尺多长;粉红、金红交相辉映的西红柿,远远望去像一丛丛盛开的鲜花;攀藤而上结出硕大果实的大南瓜,像一个个大灯笼……其中最吸引姐姐的是那片用秫秸搭成屋顶形的三角架,被绿盈盈的瓜叶和瓜秧罩满的黄瓜地了。一条条像翡翠般碧绿的黄瓜吊在上面;那周身长刺,一朵小黄花还顶在头尖的青翠欲滴的嫩黄瓜,给少年时代的姐姐带来了许多乐趣,姐姐很喜欢藏在黄瓜架下。有一次有二伯到园里来干活,把她领来了,临走时就找不见她,喊她也不答应,后来发现她在黄瓜架下睡着了。

我家的后菜园种了各种花草,有晚香玉、夜来香、百合、西蕃莲……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里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很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连她喜爱的后菜园也被丢在一旁而钻进那个又小又黑、必须端灯进入的小后屋,翻腾着那些多年用不着的老古董。

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上娇惯了。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不喜欢这个家。她在《呼兰河传》里写了和家人的关系。除祖父外,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她和祖父的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说的:“……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和祖父感情深厚的另一面,反映了她对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满。和祖母、父亲、母亲不亲近,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她,或在哪件事情上招惹了她。父亲有时严厉些,母亲遇事爱唠叨几句,祖母则像书中所说的用针扎过的她的手指,为这事儿我问过父亲,父亲笑着回答说:“哪能真用针扎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画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书中这样写道: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

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强,谁要是说了她或是骂了她,她会几天不理睬你,整天撅嘴躲着你,除非你带歉意甚至赔礼般地哄她,方肯破涕为笑,和好如初。

舒适的家庭生活,没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娇惯,没有使她感到温暖,她刚满20岁就离开了家,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她不但倔犟而且刚强,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她也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压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个生平充满着战斗性。

姐姐自幼就同情穷苦人。《呼兰河传》里描写的有二伯,实际生活里确有此人。不过他姓张而不姓有,因为他的乳名叫有子,叫惯了大家倒忘了他的真姓,就随口叫起有二伯来了。

有二伯的身世详情,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无依无靠,没有什么亲人。他从三十岁就到我家,一直待了三十多年。形式上是家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挂名的长工,我家房后有个菜园子,种着蔬莱、包米、黄烟等作物。虽然忙时大家也到菜园里干点活儿,但主要劳动却落在有二伯身上。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侍弄菜园子,供给家里食用的相当一部分蔬菜。有二伯不挣钱,家里只供他吃穿,但是生活待遇是很不平等的。他干活在先,吃饭在后,多半是和老厨子一起吃。穿用也是破旧不堪。姐姐同情他,同情这位在有钱人家里劳动了大半生,孤独、贫寒的老人。姐姐在《呼兰河传》中用了不少笔墨叙述有二伯的生活。“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枕头……花花的往外流着荞麦壳。”

姐姐常常和有二伯在一起。有二伯到后菜园干活,她也去,有二伯锄地,她拿着一把小铲子挖草;有二伯浇水,她提起小喷壶弄水玩儿。有二伯挺喜欢她,干活时常常主动地把她带着。有时嫌她碍事儿让她躲开,她立刻撅起小嘴儿生起气来,弄得有二伯没有办法,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儿哄她。

姐姐关心这位老人,帮助他缝补破旧的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落花生、冻梨送给有二伯。二伯性情古怪,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有猫、狗吃的,有蟑螂、耗子吃的,就是他妈的没有人吃的……”若把东西送给他,他还不要,每当姐姐送去东西,二伯脸上立即露出笑容,“嘿嘿!小荣华(姐姐的乳名),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姐姐离家后,还打听这位老人的情况,惦念着有二伯。

我家西院住着好几户人家,大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房户,其中崔家、李家最穷。李家的男主人在外边打短工,有时卖点蔬菜,女主人在家里为别人缝洗衣服。夫妻俩从天亮忙到天黑,仍然养活不了他们一家。一年过去了,又转过一年,照旧是缺吃少穿。四个孩子都是夏天光着身子,秋天还光着身子。九月中,在南方的人们穿着衬衣还觉得热的时候,北方的呼兰河边却要穿绒衣,早、晚甚至要披棉袄了。一次姐姐到李家,看到家中最小的女孩光着身子蜷缩在炕的一角,冻得小脸都发青了,姐姐看了一下自己身穿的绒衣,便飞快地跑回家去,把母亲新给她买的一件绒衣拿到李家给小女孩穿上。这个刚刚懂事的小女孩,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友谊和爱怜,她用兴奋的目光怯生生地望着姐姐。由于身体暖和了,发青的脸蛋儿也变得红润了。姐姐上下端量着小女孩,小小的个儿穿起一件大衣服,显得笨拙而有趣儿,便乐得拍手大笑,抱起女孩亲了又亲说:“这衣服送给你穿了!”为这件事,惹得母亲生了一顿气,埋怨她不该把新买的衣服就送了人。由于她对街坊邻居中的劳动人民很同情,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因此大家都说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姑娘。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水坑,实际上是走车马的大道,地势低洼又没有人修,一下雨就积满了泥水。对行人以及由此经过的车马说来,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大车陷下去,行人掉进水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姐姐上高小读书的时候,大水坑是必经之地,如果绕行要多走二三里路。好在人行道旁是一家住户的板墙,过路的人,只能借助这道板墙贴着墙根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姐姐第一次过水坑时,也是紧张得心里扑腾扑腾直跳,男孩子们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带着嘲笑的口吻朝姐姐喊:“绕着走吧,这道你们女孩子走不了!”姐姐当时把眼睛瞪得溜圆,“哼,你们等着瞧吧!”说着挽起裤腿,两手扒着板墙,虽然很吃力,但还是过去了,从此男同学便不敢轻易地讥笑她了。姐姐上学是这样走过的,后来我们姐妹兄弟也和姐姐一样像接力赛似的天天都从这里经过。这种安排似乎是预示着我们姐弟未来道路的坎坷不平。

姐姐在《呼兰河传》中还有一段描写,是意味深长的:

车马陷下去,过路的人都去帮忙,不过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提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

……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这段简短的描述,鲜明的对比,淳朴的感情,充分反映了姐姐对绅士与劳动者两种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姐姐的爱与憎。

姐姐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她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她反对封建迷信,对于抽帖算命、拜鬼敬神等事从来是很反感的。四十几年前的呼兰河小城不大,封建迷信活动却很猖厥。大寺庙就有好几座,小土庙到处皆是,“铁嘴”、“金口”等挂摊儿的幌牌飘摇街口,活动最猖狂的算是跳大神儿的了。它不仅骗人而且害人,轻病加重了,重病闹死了,有一些侥幸好了的病人,白白地被他们骗走了钱物,真是害人非浅。姐姐不相信这一套,她把这些骗人的把戏揭示出来,告诫人们不要相信神鬼,不要相信什么因果循环,因果报应。

记得我家到了年节,总要有一番举动,最热闹的该是春节了。我们童年时代都盼着过春节,吃点好东西,穿件新衣裳,放放鞭炮,算是我们孩童的最大乐趣。家里从旧历腊月中旬以后就开始忙碌,蒸黏糕、做馒头、杀年猪、包冻饺子……一边干着活,一边叨念着流传的顺口溜儿:二十一,杀年鸡;二十二,写字块儿;二十三,灶王上西天……直到三十下晚坐一宿。对这些举动,姐姐不大感兴趣,敬门神、供灶王、烧香上供,姐姐连看也不看一眼。说起这些,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春节照例要祭祖,供上祖宗牌位,摆上干鲜果品,到了除夕晚上,夜半要吃顿饼子以表吉利,之前要敬祖先。拜祖要按辈数排列顺序,首先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然后是我们。父亲有个习惯,他不愿当着我们的面下跪,总是偷偷地磕了头走开后才叫我们进去。姐姐也学会了这一手,虽然规定姑娘不磕头,只要鞠躬就行了,但她也不叫人看见,偷偷点了一下头,甚至在供桌前转了一圈便高喊:“我拜过了,我拜过了!”

我家没找过跳大神儿的,但算命却是常事。有一次母亲找来一个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他吹嘘自己如何未卜先知、通晓生死,姐姐却非常讨厌他,站在窗外大声喊:“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惹得孩子们哄然大笑。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有两三个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扎彩铺里做活的人每天忙碌着,扎出了双双对对的奴仆,华丽闪光的车马、豪华壮观的住宅、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让它们伴随着死去的贵人进入阴曹地府。但是连扎彩匠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在《呼兰河传》里写得很深刻:“……没有人看见过扎彩匠还活着的时候为他们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阴间,假若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

在姐姐青年的那个时代,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闺女,顾名思义,是房门里的女子,即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可是姐姐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像天生不懂规矩似的。那时候姑娘要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缺少管教,甚至说成是大逆不道。父亲治家颇严,虽然不像他人那样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稳重文雅,三从四德。这一切在姐姐看来,都是对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缚。她敢于改变现状,第一剪掉辫子,梳短发,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当人们以奇异的目光望着她、发出种种议论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家人劝阻,她干脆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第二天她像是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卫士们挑战似的,穿起了白上衣、青短裙,从南街到北街,游了个遍说:“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

在姐姐带动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有的还是她亲自动手的。街坊的几个小姑娘,也把辫子剪掉了,加入了“示威”的行列。我们家有一个远亲、王家的大姑娘,当时只有十来岁,就是姐姐给剪的辫子。现在我们遇到一块儿,提起当年剪发辫儿之事,仍觉得很有意思。

听爸爸说,姐姐特别好学,读小学时就学唐诗。家里藏书不少,她几乎每一本都翻一翻,有些开始她看不大懂,可她坚持学习,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就愈来愈用心了。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满足的,她从同学、亲戚家里,从父亲朋友的手中借书看。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先后阅读了鲁迅、茅盾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和苏联及外国的翻译作品。她学习成绩很好,从读小学起就是班级的高才生,常常受到老师的夸赞,说她天资聪慧,很有前途。

姐姐小学时的文稿,我没有见过,我看到过她中学时期的作文簿。全册都是用毛笔书成,封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她的名字。这个文本和姐姐一张叼着烟斗的照片(据说这张照片是1934年在上海参加鲁迅先生一次宴会之后拍摄的。从照片上姐姐诙谐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她是闹着玩的,因为她根本不会吸烟),这两件东西在我手里一直珍藏了多年,可惜在1968年随着批判30年代反动文人的急风暴雨,也同其他“污泥浊水”一样被荡涤得不知去向了。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由于卖国贼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我东北的大好河山横遭蹂躏,东北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家人随着逃难的人群东奔西跑,姐姐则参加了斗争的行列。她在标题为《有感》中写道:

“……穿着长袍短褂,西装革覆的大人先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们,手举着‘美丽的’红白膏药旗,耳听着‘悦耳的’东洋大炮声,眼望着踏着东北大地行进的‘武士’们,口喊着万岁,万岁……他们似乎顷刻就要进入天国而早已把祖宗的姓氏忘得干干净净了。”姐姐为祖国大好河山惨遭蹂躏而悲愤,为东北广大同胞横遭涂炭而彻夜不眠,对那些卖国求荣、奴颜媚骨的汉奸则是切齿痛恨。姐姐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

“……夜里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绿油油的草儿枯黄了,红艳艳的花儿凋零了。虽然还没有到深秋季节,人们感到寒气逼人,好像大地要封冻了……”

姐姐的反帝思想,感染了她的弟弟秀珂,他们写了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诗词,油印成传单,散发给人们,我曾看到过油印的诗抄,可惜目前连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环境突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使姐姐离开了家。姐姐出走不久,哥哥张秀珂也留学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那时姐姐已经进关,由于他们之间的消息传递和书信来往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了,日本“刑事”多次搜查哥哥的住处,甚至在他的饮食里偷偷放入慢性毒剂,企图暗害他。是旅馆一位好心的下女(服务员)暗示哥哥,他才死里逃生,而后回到了祖国。

年冬,姐姐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一段时间经常去鲁迅住处,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有时一直谈到深夜。鲁迅给姐姐写过许多书信,指点她写文章……在鲁迅先生的熏陶教诲下,姐姐在思想上得到了启示,在写作上得到了提高。

在姐姐的影响下,秀珂哥哥在江苏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新四军,在黄克诚同志率领的第三师政治部工作,开始了对于他和我们一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生活。姐姐没有和哥哥在一起,她先在青岛、上海,1936年去过一次日本,回上海后又去武汉、重庆,1940年去了香港。12月她在香港完成了《呼兰河传》。她对20年的家庭生活感到寂寞、孤独、痛苦和凄凉。从这点看,《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

年,年仅32岁的姐姐被战争的灾祸、婚姻的不幸、生活的漂泊、疾病的折磨,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长眠于香港的浅水湾。

年“八一五”,呼兰河小城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欢呼雀跃,“解放了!”“咱们是中国人,再不当亡国奴了!”

这时父亲才告诉我们:“你姐姐(萧红)、你哥哥(秀珂)都参加了革命。”光复后,呼兰城里,地下国民党活动频繁,一些伪官吏也一下子都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可是由于姐姐、哥哥早期参加革命,对我们影响颇深,使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并从而促进了我们弟妹几人较早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6年哥哥从关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呼兰家乡。哥哥的归来,给我们带来了欢欣,使我们初步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什么是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是什么货色……

当我们谈到萧红姐姐时,哥哥很悲伤,他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她是个好姐姐,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是革命的,她写了不少进步的作品,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勉励过她。”哥哥又说:“参加革命后就与姐姐分手了,谁承想离别的那天竟成了我们姐弟的最后诀别……”说着,哥哥流下泪来。“后来我们通信不多,甚至有一段时间完全断绝了联系,在香港时她很难过,她病了,病得很重,她希望活下去,和疾病作了不少斗争,但是她终于倒下去了。临终时,跟前一个亲人也没有……”

姐姐生于1911年,1942年死于香港时只有32岁。她写完《呼兰河传》是1940年,离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呼兰河经过了多少次的风风雨雨,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

东二道街的大水坑不见了,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过去只有几家商店、药店的十字街,如今变成了繁华的地方,老十字街东又兴建了一条新十字街,八米宽的柏油马路两旁,百货商店、食品商店、饭店、旅店等大楼比比皆是。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一片繁荣景象。再也不是“晴日风沙满天飞,阴天雨落满街泥”的呼兰河了。如今老火磨已经变成了现代化面粉厂,原来的小铁匠炉已经发展为年产千台中耕机的农业机械厂。还有已具有相当规模的亚麻厂、电机厂、水泥厂、化工厂、晶体管厂……呼兰河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城镇了。

农历四月十八日的娘娘庙会没有了,野台戏也不再唱了。代替它们的是人民俱乐部、电影院、剧院、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和室内体育馆。那里每天都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节目和各种娱乐活动,让呼兰河人愉快地度过他们工作劳动的余暇和节假日。

姐姐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部分讲到了我们的家。我家原有的五间砖瓦房还在,这可能是最后一点痕迹了。姐姐关心着的东邻西舍的人们,他们的儿孙后代活得比他们的先辈更美好了。

像姐姐希望的那样,呼兰河人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翻开了《呼兰河传》的新篇章。萧红姐姐,您可以瞑目安息了!

原载《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

我的同学萧红

刘俊民 讲述?何 宏 整理

五十多年前,我从宾县考入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编入第四班,与张乃莹(萧红原名)、沈玉贤(哈尔滨市兆麟小学副校长)是同班同学。有人说萧红没有毕业,被开除了,甚至被写入电影脚本,这是不对的,我们三个人都毕业了,而且还拍过毕业照片,可惜这些照片谁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过,沈玉贤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第四班的称谓,并不是本年级的第四班,而是全校班级的统一编排顺序。我们班是学英语的,开始时,有四十左右人,除萧红、沈玉贤外,我记得还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迟伯昌,督办的两个女儿……因为都是女学生,往往等不到毕业,就结婚了,所以毕业时仅剩二十多人了。

张乃莹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浓的黑头发,两个很粗很粗的大辫子,垂得她仰着脸,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不仅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后桌。上课时,她常常捧着小说偷偷地读,有时老师走到身边,她还不知道,于是,小说被没收了,她被批评一顿。有时,甚至被叫到校长室,再批评一顿。

在她读初中的三年里,可能把校图书馆中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读遍了。当时校图书馆由美术老师高仰山(号高昆)兼管,他不仅借给萧红许多书,给她讲过许多文艺知识和革命道理,而且还教过萧红绘画。萧红虽然不是沈玉贤、王丽颖她们那个学习美术小组的成员,却也十分喜欢绘画。一次萧红在校园写生,被高老师发现了,于是,萧红便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后来,萧红能为自己的书作封面设计,正是高老师值得欣慰的。

虽然,萧红平素不爱说话,却好打抱不平。记得我们读二年级时,一天,伙食委员任淑珍(她是五班的)和另外一个同学买菜回来晚了,让二师傅给炸馒头片、炒白菜,引起大家议论纷纷。于是,萧红写了一首打油诗,放到任淑珍吃饭的桌子上(当时每人吃饭都有固定的桌子)。第二天,吃饭时,任淑珍看见了,大发脾气,萧红端着饭碗走过去,拿起诗稿看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是写得有些过火,不过,假若没有这事,我就不会写了。”我们见了她的恶作剧,只好偷偷地笑。那首打油诗,大概是:“任伙食长真叫馋,出去买菜回来晚,还吃油炸馒头片,大伙便宜不该占。”

读初一时,张乃莹家里便给她订了亲,男方是哈市顾乡屯的汪家,未嫁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的教员(其兄汪大澄是该校校长),同时读法大夜校。他还来过我们女中,乃莹还给他织过毛衣。读初二时,他父亲死了,乃莹还去他家给未过门的公公吊孝。后来,乃莹发现他吸大烟,才讨厌他。

年,为边境之争,统治东北的奉系军伐与苏联发生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很快便以中国失败告终。我们这些青年女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为阵亡将士家属募捐,做了一些小兰花,到马路上,给过往行人(当然要选择比较富裕一些的)戴上,然后他给一些钱,这种活动叫配花。我和乃莹在一组,最多时,一天能募一百多元。由于我和萧红住同一宿舍,所有的社会活动,我俩总是在一起的,而且我们非常要好,什么心里话都互相倾吐。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说,沈玉贤与萧红同住一宿舍,是不对的,因为沈玉贤当时家住哈尔滨市偏脸子(今道里区),根本不住宿(她上高中后才住宿,那时萧红已离开女中了),可能当年萧红病卧香港说错了,或者骆宾基记错了,因为当年与萧红住一宿舍又很要好的,恐怕只有我了。

另一次学生运动,便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建五条铁路了。当时的女中校长孔焕书(萧红给她起个外号叫孔大包牙),被迫同意女中学生参加游行,她让一中和二中的学生代表给吓坏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首先奔向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今南岗民益街)请愿,然后转向道里外交特派员兼滨江道尹蔡运升家(今哈市市委侧门),要求他出来解答问题,“打倒卖国贼蔡运升!”“反对日本强修五路!”口号响彻云天,蔡运升从后门逃走。当时,天色已晚,临时决定解散,第二天继续游行示威。次日,我们在许公路二中门前操场集会,学联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使我们明确了抗日斗争的伟大意义。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排八人手拉手。口号此起彼伏,传单从我们手中撒向人群……当队伍走到西门脸(今新闻电影院正阳街一带),与前来阻挡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子弹射向天空,水龙头射向学生,但队伍在继续前进。萧红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很勇敢。还如她在《一条铁路底完成》一文中说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站在这几千人之中,我的脚步,我觉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于是我就站在雪花里开始读着已经得到的传单。”

“那天受轻伤的共有二十几个。我所看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的血还凝结在石头道上。”

“第二天的报纸上登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

在游行之后,我又和萧红秘密商量,每天下晚自习,去学校附近的中长铁路护路军司令部(今铁路卫校校址,当时司令是丁超),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回去!”“打倒卖国贼!”“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这些标语是我们在宿舍里偷偷写在报纸上的。每次约贴十张左右,贴了近半个月,每当贴标语回来,我们总是挂满胜利的微笑,特别是萧红,兴奋得很。护路军司令部门前是有哨兵的,我们两个,常常是一人监视哨兵,一人贴标语。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去贴标语呢?因为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曾激昂地说,如果让日本鬼子修成五条铁路,那么他们便可以在一天之内占领全东北!贴标语这件事,没有第三者知道。

当年女中有一门公民课,是原修身课改的,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叫于嘉杉,总是照本宣读,同学们很不感兴趣。他讲法律那节课上,坐在最前排的小个徐微(就是萧军小说《涓涓》人物的原型),竟睡着了。于是,这位胖秀才老头发火了:“我讲公民课,你们不爱听;我讲《妈妈好糊涂》,你们就爱听了!”说完摔门而去。他这句话可把同学们惹火了,因为《妈妈好糊涂》这首民歌,是姑娘埋怨妈妈不给她找婆家。大家一致认为,于老师这样讲话是污辱学生。于是,决定报复一下。在他再次上课之前,在黑板上写下:“一、何谓‘妈妈好糊涂’?二、试述‘妈妈好糊涂’的含义。”为了不让于老师看出笔迹,一人写一笔,这个点子,好像是萧红出的,于老师来了,便问班长郭淑媛:“这是谁写的?”她说:“大伙写的。”于老师见问不出,便气鼓鼓地走了。这件事几乎闹成学潮,后经训育张主任出面调解,才平息下去。

临毕业时,老师们很关心同学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的去外地读书,有的回外县。教英语课的马梦熊老师问萧红时,她说:“我要去北京读高中。”马老师马上警告她:“我可告诉你,你的性格与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毕业后,她与表哥陆学禹一起去北京了。临走,她还嘱咐我们(我与沈玉贤都升入本校高中):“如果汪恩甲来找,就说乃莹不在。”家里催她与汪恩甲结婚,她假装同意,骗了一笔钱,还是我陪她在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的绿色皮大衣。

陆学禹在暑期,提出要与妻子离婚,家里便断绝经济供给,乃莹也不得不中断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学习。此时,汪恩甲赶到北京,乃莹在逆境中,只好同他返回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但汪恩甲的哥哥已经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又断绝了经济供给,汪恩甲回家取钱,也被扣住。乃莹赶去汪家,也被骂出。于是她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了保全哥哥汪大澄的名声,在法院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要离婚,于是法院判了离婚。虽然下堂之后,汪恩甲再三向乃莹解释,这个离婚不算,但乃莹是倔犟的,一气之下,便与他家永远分开了。她父亲张选三、继母梁亚兰,还有我,都去法庭了。她给我爱人(当时在英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工作)打电话通知了我。她后来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曾来找我要过衣服和鞋。她和三郎结合以后,我和沈玉贤去商七街她家看望她。她说她生过一个女孩子(那是汪恩甲的),把她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了。她还说她穷得要过饭,就是要饭也养活不了孩子啊!后来,我在哈尔滨大街上,遇见过她,她说她要去上海。以后便无消息,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她已病死香港,为她的夭折,我们深深感到悲痛!

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萧红生父张廷举其人其事

王化钰

萧红生父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是萧红祖父张维祯五弟——张维岳之三子。在他12岁时,张维祯将他从阿城福昌号(哈尔滨市太平区光明乡民主村)接到呼兰读书,过继为子。

张维岳生七男一女。老大廷蓂,老二廷选,老三廷举,老四廷会,老五廷禄,老六廷献,老七廷勋;女儿秀珠,行五。

张家始来福昌号时,既种地又开烧锅。民国末年烧锅停烧,以种地为主。福昌号张家是由老二、老四当家。张廷举虽然来呼兰读书,并成家立业,但张家哥儿几个未分家,来往甚密。每逢年过节,福昌号派车往呼兰张廷举家送肉、面、黄豆、黄米、豆秸等。

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获奖励师范科举人,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兼任实业局劝业员。1908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姜文选长女姜玉兰结婚。1910年转回呼兰,任小学教员等职。

年,张廷举升任呼兰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长(今胜利小学校)。

他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招收女生入学。因在县内有一定威望,被推举为县通俗出版社社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翌年又被选为第三届教育会的评议员。

张廷举从封建主义思想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出发,他认为一个女孩子应恬静、文雅、端庄、温顺,他不喜欢萧红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对女儿有些疏远,放不下做长辈的架子和尊严,逐渐和女儿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

张廷举和其续妻梁亚兰很支持萧红去哈尔滨从德中学读书,萧红每周六都回呼兰来,对她提出的要求,继母梁亚兰从未回绝过。萧红上初中二年级时,经她六叔张廷献做媒,张廷举做主,与汪恩甲订婚。后来,她参加反抗日本修筑吉敦铁路的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又与陆哲舜双双去北京念书。此事未告诉家里,她父亲十分生气,真是无法容忍,认为是伤风败俗,枉费父母的一片心血。

年7月,张廷举任县教育局局长。据与他共过事的健在的老同志讲,他忠厚老实,待人诚恳,谦虚严谨;平时,不好结交俗人,寡言少语;不吸烟,不喝酒,从来没有人说他有什么不轨行为。他不攀龙附凤,不阿谀取悦,落落寡合。

年,萧红与萧军出走青岛,《跋涉》被没收,日伪特务机关嗅觉十分灵敏,立刻来张家进行两次大搜查,翻箱倒柜,寻找书信,进行拍照。虽然如此,但并没对他采取其他过激手段,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搜查后张廷举感到问题严重,为了免遭灾祸,只好求他表哥帮助。日伪政府军政部大臣于琛徵、日伪军管区司令长官王济仲等把巨幅戎身照片送给他挂在屋中,又给他在县里进行了通融。有鉴于此,日伪呼兰县政府让他就任了协和会副会长。

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呼兰县成立了地方维持会,张廷举是负责人之一。地方维持会召集县内工商各界人士开会,动员募捐,他带头捐献,为供应苏联军队军需物资付出了心血。

年,呼兰土地改革开始,张廷举参加新四军的儿子张秀珂,因患风湿性心脏病,经黄克诚同志批准,携警卫员回到家中养病。梁亚兰亲手为他做饭、熬药,悉心照料。张秀珂与继母关系十分融洽。

张廷举在儿子的帮助下,主动请农会处理自家的房产田地以及浮产,并把房地照交给农会,广大贫下中农没有斗争他。不久,他又把保存的《呼兰府志》交给县委书记李建平同志。经研究认为,张廷举家境已经破落,本人大半生没做过什么坏事,民愤较小,并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被定为开明士绅,选为松江省参议员。

年前(1951年),笔者执教于萧红小学(原建设小学),曾有过一面之识,并交谈过。

张廷举中等身材,微胖,圆脸,慈眉善目,一缕银须。一对磨得通红锃亮的小圆葫芦,在手心转动,发出悦耳的声响。

一天,我下课走进办公室,他站起来让我坐,我还以为是学生的家长呢!

“您老找我吗?”

“不!”他一边转动着手中的小葫芦,一边说,“我是前院的,没啥事,闲走走……”

从那以后,他经常来。有时学生上间操,他就站在一旁看。有的老同志告诉我,他是过去呼兰教育界的人士,是女作家萧红的父亲。我不觉肃然起敬。

有一次他问我:“你教了几年书?”“刚刚三年。”我告诉他。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教书时是旧社会,你今天赶上好时代了,我这老头子羡慕你们啊!”

因为接触多了,逐渐熟悉了,谈起来也就少些拘束。我问他:“萧红为什么离家出走?”

“萧红是搞写作的,她走是去参加革命。为了打日本,许多青年都去寻找革命了……”别的他一字不谈。显然,在他的心灵深处埋藏着隐痛。

年,他与梁亚兰去儿子张秀珂家养老。当时,张秀珂在哈尔滨市卫生学校当校长。张秀珂病故后,老两口去了沈阳。临走时曾对邻居老王太太讲:“我女儿萧红还留下一部《呼兰河传》呢!”他哪里知道萧红留下的何止这一部书?

年,张廷举因病去世。

原载《呼兰文史资料》,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