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唱片式微、数字音乐崛起的行业巨变中，不混音乐圈、不签约唱片公司、不参加电视选秀、不接受媒体采访的李志，一直在探索独立音乐人的生存方式。如今，这名被称作 “逼哥”的创作歌手正在经营着一家小而精的互联网团队，成为了独立音乐人发展的标杆。
《财经天下》/杨蕾
2010年，李志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看过一场印象最为深刻的演出，70多岁、头发花白的加拿大歌手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在体育馆里为两三万名头发花白的观众唱了近三个小时。5年后，聊起那场演出，李志依旧津津乐道，甚至在摄像机前模仿科恩单膝跪地起身的招牌动作。
现在，这名出道了10年的独立音乐人，也要像前辈一样，走进体育馆开唱。4月中旬，李志打破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宣布启动“看见”2015巡演，于5月23日在深圳、5月29日在西安、6月6日在上海、6月13日在武汉、6月20日在重庆、6月27日在北京进行六场场馆级巡回演唱会。
这是中国首位独立音乐人依靠自己的团队启动运营的场馆级巡演，平均每场卖5000张票，规模远超LiveHouse，而巡演的最高票价为880元。对独立音乐人来说，其演出规模和高票价都很少见。
为了此次巡演，李志付出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站台，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第一次进棚拍杂志照片……他表示，这次演出所有的东西，跟他以前的原则也好、价值观也好，有所违背的，他都认了，他把这次巡演当做一次出轨。
“我觉得这次就不要脸了，打自己嘴巴，没关系。我想得很清楚，如果我不同意这么做，这个演出是搞不下去的。”
对于李志来说，这似乎是一场理应到来的挑战，他的票房号召力和人气早就不再小众。2013年下半年，李志就提出想在大场馆演出。过往小场地演出模式已经到顶，无论是李志最在意的乐队水平提升速度还是利润空间，都已经无法满足。“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事情来把团队、乐队的提升速度提一提，而大场地演出是提升团队水平的最好手段。”
过去李志在小场地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即便这样，收入仅能勉强支撑团队运营。“这次大演出只是一个手段，我的动机还是要回到小场地，要把小场地的演出做得更精，但精的前提是得有钱啊！”
“独立音乐人也有了自己的土壤”
“看见”巡演的主办方是S.A.G北京博生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志与S.A.G采用新的合作模式，去掉唱片公司和传统演出公司这一环，用S.A.G的技术、设备器材和经验整合音乐人的需要，直接给到顶层运营商，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被外界打上“特立独行”标签的李志来说，这样颇具互联网风格的合作方式并不让人太过意外。
2015年4月15日，在北京S.A.G艺术舞台召开全国巡演发布会，李志自嘲是个网络歌手。不过提到互联网，他会正色起来：“我一直在说我最感谢的是互联网，它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太强大了，就好像工业革命这种巨大的变革给人类带来方便，我们每个人都在受益。”
李志认为，音乐人在传统唱片上的收入不断缩水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互联网的错，就像互联网没出现之前，盗版CD就已经在横行。互联网不仅没错，还为音乐行业带来了两个好处：降低音乐制作的门槛和宣传成本。
这两点好处，李志深有体会。1999年，刚上大学的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5年后，李志在南京自费完成了第一张音乐作品，并找朋友帮忙编曲制作。“以前要制作唱片就必须跟唱片公司合作，就那么几个盘，你买不到设备，买不到软件。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廉价、盗版的软件出来了，很方便。”
制作出第一张EP小样，李志还刻录了250张唱片，以20元一张的价格到处兜售，名字叫《BB》（这也是他最早上网用的名字）。“1990年代，辛辛苦苦做完了唱片，要抱着一堆碟往这个地方送、那个地方送。信息不对称，交流不畅。所以我认为从土地革命、工业革命到IT革命，信息的交流更快捷了，你做的东西不用去求电台。我往网络一放，大家想听的都能听到。”
2005-2006年，免费的数字音乐开始在国内兴起，“MP3”连续两年出现在百度年度十大热搜关键词排行榜。同一时期，李志制作的三张“Low-Fi”专辑开始在各大音乐论坛走红。当时，口袋音乐创始人崔人予收到李志歌迷寄来的唱片，听后觉得还不错，他通过网络联系到李志，帮助李志把小样变成了正式出版物，还把李志两张没有名字的小样，分别命名为《被禁忌的游戏》和《梵高先生》。《梵高先生》后来放在“摇滚南京”网站上，被人大量转载，成了李志标志性作品。
“李志可能是我们这批人中第一个纯粹从网络出来的歌手，他不是靠一个音乐圈子或者唱片公司的烘托，而是从一开始就独立于这些之外的。”国内著名民谣歌手张玮玮如此评价他。
李志进入音乐行业时，数字音乐正在冲击传统唱片公司所依赖的工业系统，而新的规则尚未建立。音乐行业传统的发行和销售渠道成本很高，如果销售不够一定数量，平均分摊下来的成本也很高。对独立音乐人来说，传统渠道本身就是很重的负担。
2009年，李志借了30万元制作第四张唱片——《我爱南京》，他觉得，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唱片。这张定价120元、由三张CD组成的唱片还是以赔钱告终。“当时不理解，我这么用心做的东西，怎么就没有人买啊？现在知道了，潮流你是挡不住的。”
“30年前，从事音乐行业的人一定要加入歌舞团、曲艺团等机构；20年前，签一家大型唱片公司才有出头之日；而从10年前开始，独立音乐人也有了自己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互联网。”李志的经纪人迟斌说，互联网潮流之下的 “高性价比”宣发模式，既是时代带来的福音，也是独立歌手发展的无奈之举。
2011年年初，李志拖着几大箱自己的唱片到荒郊野外，付之一炬，下决心下张专辑不做实体。迟斌回忆，那是2011年情人节之后，李志把烧唱片经过录了下来，并选择了一首齐秦的歌——《把梦烧光》作为背景音乐，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输得荒凉，死得牵强。”
同年，李志官网建立，数字版新专辑《F》连同过去几年发行的专辑和现场DVD全部都在里面，采用先下载后自由定价且不设底价的方式开放销售。后来他们发现，下载的人很多，但付费的很少。当时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找到未经李志授权的歌，大多数人并不需要到官网下载。
李志团队牵头向各大网络音乐平台投诉，联系小河、万晓利、周云蓬等独立音乐人，与虾米等音乐平台死磕版权，同时，还把自己的音乐放到了iTunes、Spotify、Google Play等国外音乐平台上。
2014年，李志和虾米解决了版权问题，重新入驻，并在虾米首发新专辑《1701》数字版。上线7小时内，专辑的试听量就突破了20万次，上线两周后试听量已经达到300多万次。目前，李志与大部分音乐流媒体网站都达成了版税分成保底合作协议，也多次与虾米、京东等网站合作进行作品发售。
现在，李志在数字音乐版权上所得的收入每年在40万-50万元。“当大家都重视知识产权、进入一个商业逻辑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一套规则，开始守规则的人就会教育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迟斌说。
李志还是中国最早利用众筹方式完成音乐产品的独立音乐人。2013年年末，他的团队在音乐众筹平台“乐童音乐”发起了新项目——“2014李志数字版现场专辑《勾三搭四》募集”。项目上线后，45天内获得了2673人支持。对于李志及其团队来说，这次众筹的价值更多的是了解歌迷的需求，而不是一定要项目成功拿到这笔钱。“希望绝大多数人是因为想听这张现场录音专辑而支持，绝大多数人是因为不想听而不支持。这才是理想的众筹模式。”
从2011年开始，李志每年都在南京举办跨年演唱会。去年跨年演唱会开票，仅靠自媒体推送消息，1个小时内就卖出3300张现场票，其中有3000张300元的站票，和200张600元的二楼坐票。
从第一年开始，李志每场跨年演出都是需要抢票的，这要归功于之前“疯狂”的巡演与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的传播。2009年，李志70天内在全国巡演超过30场，这为他催生了相当数量的歌迷。而微博的兴起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李志。在新浪微博上，李志的粉丝数量虽只有18万，但互动率、活跃度都很高。
迟斌说，独立音乐人在宣传推广的渠道上与大公司无法相提并论，而互联网是时代带来的福利，成了一种高性价比的宣发方式。“我们发现，在一些公共平台上推送的信息，阅读量可能都要超过传统媒体。这是无心插柳，所谓大势所趋。”同时，由于自媒体的受众本身多为歌手的关注者，相对于传统宣传模式，传播的受众更为精准，效率也更高。
由于跨年演唱会门票供不应求，李志开始试水线上收费直播。2014年跨年音乐会门票全部售罄后，乐视音乐开始独家付费直播李志跨年音乐会，这也是华语独立音乐史上第一场付费超清直播。最终，单价30元的乐视线上直播卖出了17000多张。
“不赚钱的商业是不道德的”
李志坦言，近几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公司收入中的七八成都靠演出，而员工工资、房租、演出硬件设备等支出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觉得，对音乐和演出品质的追求越高，就越能感觉到钱的重要性。
李志很早就发现，要让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入良性循环，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缺钱和音乐行业不景气是相互影响的，音乐不好导致你没钱，没钱了就没有人能提供好的音乐。”
要赚到钱，就要操盘更大的演出、卖更高价的票、获得更多的收入。过去，提高票价是李志团队每次跨年演出都要争吵的问题，团队都想涨，李志每次都要压低价格。“我不想去做一个纯粹的符合经济规则的事情，首先要讲良心。有时候，价格能往下压我就压一点。”
回想过去的演出，李志认为从经济学上讲是失败的，明知道演出供不应求，却没有遵从市场规律提高票价，导致黄牛票大量出现，自己没有赚到钱，观众也没有体会到他的“实惠”。“以前我特别讨厌一句话，不赚钱的商业是不道德的。后来觉得挺有道理。”如今，李志会看经济学类书籍，甚至还想请一个专门的经济顾问，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每件事情，比如什么样的演出该卖什么样的票价、成本花在什么地方才符合经济学原理等。
李志还是乔丹的球迷，去美国时还想专门去趟芝加哥，但最终也没有成行。高中的时候，为了看公牛队的比赛，李志常常会骑车到县城商业大厦里卖电视机的区域。有时下雨，即便淋得浑身湿透也要去，所有的营业员都觉得他疯了。“我喜欢乔丹不是说（因为）他的技术或他是领袖，而是他打球时的气质。就像我喜欢梵高一样，不是因为他本身业务水平如何，而是那种我就是不服气、我得努力、我得拼命的状态。”李志说。
NBA球队的运营模式也给李志带来了“竞争”和“商业化”的概念。音乐行业里，一些人认为商业是个贬义词，而在他看来，商业是个中性词，商业中的竞争和淘汰非常重要，可以促使人努力。“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工作就是工作，没有什么特殊性。工作就应该有淘汰，应该有新的人进来，不行就下去。我觉得这样才是合理的。”
在李志的乐队，所有人都要遵循淘汰制规则，人情永远排在最次要的位置，他告诉乐手：“如果哪一天崔健、罗大佑找你弹吉他或者打鼓，挺好，我欢迎，我亲自送你们过去。同样的，如果我发现一个乐手比你好，那你就走。”
国内音乐行业里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当做爱好。“很多人说‘我爱摇滚，我要热血’，实际上办事水平一塌糊涂。”整个行业谈了太多理想、谈太少钱，从业人员基数小、竞争少，没有忧患意识，观众越来越少，很多从业者也养成了懒散、不规范的工作风格。
李志把自己定位成球队老板，球队要定时训练，定时比赛，引进人，淘汰人。他组乐队的时候，每个新人只有接受他列出的规则才能入伙。其中一条规则是，排练时迟到三分钟以内，扣一半的排练费，三分钟之后就扣全部。“很多人觉得这很不近人情，在我看来很正常啊。感情归感情，但工作就是工作。”
南京知名的鼓手余赣宁刚开始并不习惯这样的规则，后来慢慢才适应。现在他已经是乐队里的队长，还兼任一些音乐电视节目的乐手和编曲，他说，自己赶场子从来不迟到。
李志还有一套非常有效率的排练方式——把编曲用公式的形式写下来，包括前奏、间奏和尾奏各个部分采用什么乐器，奇数弹什么音，偶数弹什么音。规定完以后，乐手按照公式演奏。
过去黑豹、唐朝等乐队采取集体创作的形式，乐队成员要喜好相同、品位相投才能一起工作。李志觉得自己的情况有点特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创作的，应该以他的想法为主，用乐队的形式来表现，而且全程的财务风险和赢亏也都由他负责。
“我和乐队也不是完全的雇佣兵关系，我跟他们认识时间很长，也有情感，他们对我的喜好非常了解。他们也会给我提想法，每次排练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想的，你告诉我，我去判断’。虽然判断有时候也会错，但这没关系。”李志认为，对独立音乐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作品和演出是努力的具化表现。音乐人的天赋无法改变，但是通过努力却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负责2015巡演的主办方S.A.G创始人姜北生是资深录音师，与李志相识于2007年，后者给他的感觉是“做什么事儿都准备得特别充分”。李志每年都会有以年为单位的工作计划。出道10年，出了7张专辑，姜北生认为，李志的勤奋在国内音乐人中非常少见。
不过，在自己的音乐天赋和才华上，李志甚至有点自卑。“对自己的认识足够清楚，对周围的认识足够清楚，你才知道自己的位置。你知道有人比你好，也知道有人比你差。”在李志看来，张玮玮的音乐修养比他高，万晓利弹吉他、和声比他好，苏阳的现场爆发力比他强很多档次。
天赋之外，李志认为努力可以带来改变。他经常举一个例子，随便一个三流流行歌手的伴奏乐队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符合音乐标准的。但有些人在中国摇滚界里名声特别大，音乐性其实却很差。“抛开歌曲，鼓跟贝司还在打架，和声还不齐。当然，这是我的想法，有些人认为那样也好听。”
尽管自认才华中等，但很多人喜欢李志的歌。“他只描述自己的情感。‘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我们生来就是孤独’……这样的大白话会让你特别感动。”张玮玮认为，李志最特别的地方是，他有自己的语言系统。
除了唱歌，“南京”是李志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他的微博名是“南京李志”，公司注册名也是“南京李志”。他的音乐也与南京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热河”、“山阴路”这样的地名会出现在歌名里，乐队也只用南京本地的乐手。
李志解释，这种标签并不是特意而为。从事音乐行业这些年以来，李志逐渐认定参差多态是发展主流，资源过度集中会造成各地发展不均衡。他甚至觉得，既然有互联网为工具，音乐又那么自由，那为什么不能在家做音乐呢？聚在一起还会导致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像《乌合之众》里所写：个体的习惯和行为会被群体影响，没有了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