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亚运会，我们在生活安排上是异乎寻常的大方周到，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烹调出丰富多彩的饮食菜肴，搞的是24小时全天式开放的流水席，所有的运动员，工作人员，记者随时到随时可用餐，而且琳琅满目的饭食佳肴是敞开供应，各取所需。而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东道主的伙食安排就显得小家子气，不但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没考虑得那么周全——连中餐都没有，而且就餐定时，定数，定量，一人一份，吃不惯，吃不饱，一概对不起，自己想法。在这些都是由国家买单的餐桌上，丰俭径庭，而体现其不相称的国力悬殊，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餐桌与国力倒挂的现象并不怪，越富裕的国家，恩格尔系数越小，越不在乎吃，加之底气足腰杆硬，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更不会把吃视作挣面子的事。贫穷落后的国家则相反，不但在乎吃，而且心理脆弱，面子观念特强，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看法，更因为再拿不出什么来撑面子，只好在吃上下功夫了。这就如同富人与一般人之于节俭，富人节俭只会被人视作美德，因而毫无顾虑，一般人节俭就怕有吝啬之讥，往往不那么理直气壮。又如同富亲戚与穷亲戚之间的往来，富亲戚随便安排几个菜都会心安理得，不会想着面子不面子的事，而穷亲戚哪怕倾其所有，把桌子摆得搁不下了，还惴惴不安，怕招待不周被小觑。
其实，今天的中国，在接待外宾的礼仪上就比过去简略多了，务实多了，再难见到盛大国宴的报道，也没谁再为国宴吃什么而津津乐道，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大大增强了，对吃淡化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国家与世界接轨的领域更多了。因而，我们没理由嘲笑当年克里姆林宫的国宴，因为“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这餐桌，既要看是谁的餐桌，还要辩证地看。
专业新术语
一个人身体某组织被医生诊断为运动性损伤，常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运动过度或运动不当造成的，因为，凭常识和经验，只有动才可能出意外，没有动就没有摩擦和碰撞，就不可能有损伤。同理，一个人被医生诊断患有营养性疾病，常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这个人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调，谁也不会理解为营养缺乏，因为，凭常识和经验，营养性疾病肯定是摄入营养造成的，没有摄入或没超量摄入，是不可能患营养性疾病的。同时，今天困扰人们的问题不是没吃的，而是富营养化，吃动失衡，像令很多人头疼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脂肪肝、尿酸偏高（痛风）等，主要就是生活富营养化惹的祸，全国仅糖尿病患者就已逾亿，占成年人的十分之一。在这普遍视营养过剩为仇雠，为这样那样指标偏高犯愁的时代，谁还闻营养性疾病而联想到缺吃少喝呢？
当然，专业术语概括性强，内涵外延明确，由不得外行望文生义或凭个人阅历去理解。运动性损伤确实就包含有不动或缺少运动造成的肌肉萎缩，而营养性疾病却既包括营养过剩或失调造成的富贵病，也包括营养不足或缺乏造成的发育不良或身体虚弱。
笔者不是医生也不是营养专家，不擅长病理和营养，谈这些不相干的事干嘛？乃是有感而发。近些年，学术界就出现了个新术语——营养性死亡，乃南京师范大学孙教授针对“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而提出的。我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无意介入当年有没有那回事，到底涉及多少人的争论，我服膺我们公开出版的党史及主流的权威历史论著的定论，不持异议为正能量添堵。我认为，“营养性死亡”这一称谓语义明确，概括性强，丰富了学术用语，实是孙教授的贡献。我很赞赏孙教授这一语言创意，用“营养性死亡”替代“非正常死亡”就如同以“负增长”替代“减产”、“倒退”一样，不但更有学术性，而且还一点不扎眼。毕竟，“非正常死亡”中的“非正常”，总不是好事，是谁也不愿出现的，而替代语“营养性死亡”中的“营养”，就养眼得多，谁不需要营养，谁缺得了营养，即使很多人患营养过剩疾病，这不是营养的错，乃人之错，就如同吃饭，谁都离不得，虽然时有人因吃饭不当而噎死胀死，可谁也不会因噎废食，仍会听说吃饭就会感觉生活的温馨和愉悦。显然，用“营养性死亡”比用“非正常死亡”更显得温情脉脉，更易于让人接受。甚至可以说，孙教授的贡献比“负增长”这一说法的原创者还要大，因为我们什么都喜欢正，肯定正，一直就在弘扬正气、正直、正向、正确、正能量等，而负毕竟是正的反面，什么东西带了负如负效应、副作用、负典型、负面影响、负面人物等，谁还喜欢？负增长，还有什么增长可言，不过是减产的另一种说法。而营养，一般都是往滋润、往享受方面想，即使是“营养性死亡”，也比穷饿而死强。所以，创造出“营养性死亡”这一用语非常了不起，可说是丰富了我们民族乃至世界的语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就说道，一个人有一项发明创造就值得自豪一辈子，而我所敬佩的孙教授，著作等身，这点创造于他，简直是微不足道。
然而在赞赏之余，我也觉得有点小小的不尽如人意，就是孙先生使用这一术语，从逻辑上讲，外延大于内涵，从而产生理解的模糊或歧义。因为，前面谈了，营养性疾病有营养过剩、营养失调、营养不良、营养缺乏等，提到营养性死亡如果不加限制，就不知道是撑死的还是饿死的。现在生活才初步富足，绝大多数的人已不曾有饥饿的体验，哪里会知道缺吃曾是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再过些年，肯定会更加富足，生活更富营养化，不可能再有营养不良之类的疾病，人们普遍不存在没得吃也会出问题的意识，就像当年我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没有吃也会出问题一样。而普遍缺乏历史常识又不关心历史的后生，从历史文献上见到“营养性死亡”，自然而然地会“感同身受”，以为会是像自己所处时代一样是“吃多了撑的”。同时，孙教授用精确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那三年里“营养性死亡”是250万人，后生们可能会惊叹于当时人们生活之好、体质之好：三年里“营养性死亡”才250万，而现在一年里仅死于糖尿病的人就超过了这一总数——糖尿病人平均年龄40岁以上，这上亿的糖尿病人就是享尽天年，一年也该有300多万人谢世，何况，还有其他更多的“营养性”疾病患者。可是，在惊奇之余也肯定会有疑惑：既然史书及各种文献都将那段时间定性为“************”或“三年困难时期”，这总不是正常时期，可人们的生活和体质怎么还那么好？
因此，为了不给后生读史造成困难，我们的学者在使用专业术语时还须更专业些或让内涵更大一些，使外延更小一些，比如加点“过剩”、“不足”等限制性词语，将营养性疾病根据实情，定性为营养过剩性疾病或营养不足性疾病，语义就会更加精确，从而可避免模糊性和歧义的产生。
被宠惯的人爱撒娇
小孩爱撒娇，但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撒娇，只有被大人宠惯的小孩才爱撒娇。年轻的女人爱撒娇，但也不是所有的年轻女人爱撒娇，只有被男人宠惯的年轻女人才爱撒娇。撒娇，也是撒娇者厉害的武器，且不说现实中常见人们对撒娇者百依百顺，又哄又亲的着急劲，单看《红楼梦》中大男孩贾宝玉撒娇时，老祖宗贾母搂他在怀里心肝宝贝叫个不停的境况，就可见一斑。
宠惯生娇气，不曾被宠惯，不会有娇气，也就没有撒娇的性情，只有常被宠惯的人，才会嗲气十足，才会有撒娇的资格。撒娇得有撒娇的资格，就是要有人宠着，惯着，不独小孩、年轻女人为然，只要是被宠惯的人皆然。
时下，因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风头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所觳觫，明显的就是在大手大脚搞吃喝和发放奖金福利方面大为收敛，如此清风，大得乎民心，社会好评如潮。但也时常从媒体上看到和从身边听到叫苦抱怨的，什么“公务员工资本来就不高，再把所有奖金福利停发了，如同雪上加霜”；什么“当公务员真没想头，就那点工资，还不如打工仔”；什么“这些规定、禁令本是限制领导的，结果让我们普通工作人员都吃亏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叫苦者仿佛生活在自身经济利益残缺不齐中，大有“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之哀伤，大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之决绝。其实，这些抱怨，就颇似撒娇。人民日报早有社论回答这些人：请便。可至今不见辞职潮出现。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相关内容，实际上早就在中央有关文件中载明了的，只不过现时制定得更明确集中。以单位滥发钱物的事来说吧，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又称阳光工资，其幅度是原工资的三分之一强，有关政策就规定，兑现了绩效工资的单位，不得再自行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发放奖金福利。由于执行和督查不严，很多钱多得犯愁的单位稍观望了下，发钱发物又照常如故，这本来就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今天的公职部门，再是如何严格地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也不过是停发了早就应禁发的奖金福利，而政策规定的奖金福利如“年终一次性奖金”（又称十三月工资）、烤火费等，都是按时足额发放，谁也不敢停发压发，否则，会像克扣工资一样激众怒，产生严重后果。可以说，除了财政困难造成一些地方工资难以足额兑现——这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无关，公职人员并不存在劳动所得被褫夺，经济利益残缺不齐的情况。既然如此，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作为一般职工，又何怨之有？
其实，稍留意就会发觉，抱怨者都是权势部门或“油水”富足单位的人。正因为过去太滋润了，让优裕的待遇宠坏了，从而有了撒娇的资本，一旦中止了“最惠待遇”，同普通单位职工一样只有财政拨款那点“干工资”，前后反差太大，失落感顿生，自然会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旦没得到满足，就情不自已地撒泼撒野撒起娇来。相反，那些身在“清水衙门”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性子，那奖金福利再是开闸泄洪似地发，再是严厉地禁，都与他们不相干，不但牢骚不起，抱怨不起，还会为敢动真格的廉政之举拍手叫好呢。
可还别说，这些撒娇，还颇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并为他们鸣不平，这之中就不乏有识之士。近日读报，就见到我尊敬的杂文家仇先生为撒娇者鸣不平的文章《这个“滥”字不能少》，其主旨是，在禁发奖金福利这事上，“这个‘滥’字不能少”，即该禁的只是滥发，只要不为“滥”，该发的还得发。仇先生可说是急别人之所急，忧别人之所忧：给职工的奖金如果一概禁了，受“伤害的主体还是基层的低收入职工群体”，“国家劳动法对职工福利待遇有过明确的说明，如今这么一来，不仅有违常理，有损良俗，恐怕更是有违法之嫌”。并对把发放奖金福利搞得草木皆兵的人作剖析：“主要是一些人普遍存在宁左勿右心态和从众跟风心态，政治上过于敏感，认为只有刹死了一分钱不发，才能确保不滥发，也才能不会有任何风险”，只要自己不会有事，“至于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比起自己的政治利益又算个什么”？甚至不惮作恶意推测：“一些人因中央反四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心生不满，但又不敢表白，所以只好通过执行禁令来借题发挥，消极对抗，你上面不是不让我们多花钱多享受么，那好，咱就来个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别拿，让大家都跟着受苦，由着众多不明真相的人抱怨去。”
仇先生真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一声吼”，视不顾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人为仇雠。然而他却太天真了，把别人的撒娇太当真，其剑锋所向，如同唐吉可德挥矛与风车开战一样，没有真正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合法奖金福利扣压不发的事。可见，撒娇是如何的厉害。
当然，写这些，仅是针对撒娇说事，并不否定其它方面确实存在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受损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