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陈平原老师的论著，都深深折服于其渊博、机敏、透辟。王瑶先生所倡导的“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在陈老师那里统一得几乎令人嫉妒。但连读两遍《千古文人侠客梦》后，不禁想到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千古文人侠客梦》的确写得潇洒纵横，但钦羡之余却分明难以否认，胸中有一种“隔”的感觉，似乎论著与研究对象“盈盈一水间，脉脉不相语”。那仿佛多少已经不是“我的武侠”，“我们的武俠”。论著看上去已经把研究对象剥得一丝不挂、剖得条分缕析，但合起来，却还原不成本来的武侠。如同光凭解剖图还原不成人体，光凭旅游图还原不成古都。这其间的差异在哪儿呢？我以为是：血肉。
当然，学术研究不该以能否“还原”为圭臬，严格地说，根本就“还原”不了。上文的所谓“还原”，是指研究成果与原始对象的同构程度。提到这一点，似乎又是一个“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纠缠不清的话题。但关键在于，《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作者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是十分清醒的，而且还不乏自豪和推广之意。陈老师最反对“借学术发牢骚”，这种严谨的学者态度值得牢记。但“牢骚”与“情绪”、与“倾向性”、与“价值判断”等概念是不能画约等号的。所谓客观的研究态度一是不可能完全做到，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标准；二是“在主观意志指导下的客观态度”还能不能算是客观，值得推敲。正像故意要做个“本色演员”却恰恰犯了“本色”的大忌。作者自称“好在这不是一种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也不奢望挤入畅销书排行榜”，诸如此类的话语实际上也仍然是在做某种“姿态”，而且多少也具有作者曾一再表示不喜欢的“表演”性质。一句话，“在论著中保持相对严谨的学术思维”无疑是应该学习和追求的，但如果在面对研究对象的伊始甚至尚未面对之前，就先拉开了一种“客观”、“严谨”的架子这是否是值得广泛推崇的学术研究套路，我以为值得商榷。
雅斯贝尔斯在谈到对哲学的研读时讲过如下一段话：
应该以这种态度去从事阅读，即对作者的信任和对所研究主题的热爱。······唯有让自己完全被感动而进入主要的问题，然后再从其中心出来，才能开始有意义的批判。①
①《智慧之路》。
我觉得这段话用于文学研究也同样适合。陈老师竭力保持“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客观立场，比之“借学术发牢骚”当然是境界超迈，难能可贵，但实际上还是“手中虽无环，心中却有环”。学术研究最后离不开“环”，问题是要不要经过一个“无环无我，环我两忘”的阶段。说得直白一点，学者要不要先做一个普通的读者，美食家要不要先做一个普通的餐客。《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作者坦然承认“尽管读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武侠小说······可从来不曾当真······这种过于清醒的阅读态度，使得我很难达到一般武侠迷那种如痴如醉的境界，反而掩卷回味，常有哭笑不得的感觉······集中阅读，更可能令人厌烦”。作者的阅读过程既没有普通读者的“情感投入”阶段，也不是胡塞尔所提倡的搁置一切先入之见的“纯阅读”，而是从一开始就“来者不善”，带了全套的科学理性工具和丰厚的学识积累，望闻问切，准备大动手术。我以为这就是该书令人有所缺憾的症结所在。
作者一再强调武侠小说属于通俗艺术，一再强调其娱乐性、其阅读快感，可是作者自己恰恰一开始就没有“俗”没有“快”。作为一部小说类型研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作者精辟地指出：“小说类型研究最明显的功绩，正是帮助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独创性”，“研究某一小说类型的成规惯例，比单凭印象给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定位重要得多。”作者成功地概括出了武侠小说的四大基本叙事语法，并在开掘进程中兼及了“内容”及“形式”各层面。然而在具体的评析上，却的确又忽略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下面不揣冒昧，略作挑剔。
《快意恩仇》一章对“嗜血欲望的道德审视”的确深刻精彩，但把行侠主题归纳于“平不平立功名报恩仇”的三变，也似过简。这一框架迫使作者不得不把武侠小说中的佛法和爱情等内容的作用说成是“消解恩仇”或“扩大恩仇的含义”，而实际上在好多武侠小说中，恩仇是客，佛法、爱情是主，不过借恩仇谈情说法而已，剥去其恩仇、打斗的外衣，与一般小说无异。这也许是作者过高估计了武侠小说作家们的“专业意识”。
《笑傲江湖》一章拈出武侠小说的三大典型场景，曰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而我以为所谓“典型场景”并不能专凭与其他类型小说的比较来判断，而亦应考虑一般读者的最深感受，如想到武松，除景阳冈外，还必须想到狮子楼、十字坡、飞云浦、鸳鸯楼。武侠小说中许多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并非是上述之处，如“大雨商家堡”、“大战聚贤庄”，胡一刀与苗人凤在客店中比武五日，天山童姥与李秋水在冰窖里性命相搏，萧峰于小桥上一掌误毙心爱的阿朱，张翠山夫妇在小舟上苦斗疯癫的谢逊，还有《碧血剑》中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小屋中一决雌雄，《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与上官金虹在小屋中决断生死，等等。所以，典型场景的论述角度似应再斟酌详定。
《二十世纪武侠小说》一章不同意新派、旧派之说，认为区分新、旧是“出于地域和政治”的考虑，而不是由艺术把握的需要，认为“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其基本精神和叙述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将这七十年的武侠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是后面却在若千处指出了一些新、旧之间的重大差异，如《仗剑行侠》一章指出新派武侠小说从“内功”入手，“大大拓展了俠客的打斗能力及打斗场面”，“于打斗中显示中国文化精神”。《浪迹天涯》一章中指出真正将孤独“作为徽记赠给侠客，确实是在50年代以后”，“重新注意侠客摆脱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以至否定任何规章制度的放荡不羁，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的一大贡献”，等等，难道这些不属于“基本精神”？不算是重大的艺术性质的变化？在我看来，正是武学境界、文化精神、哲理内涵、孤独意象、名士风度、现代爱情观及象征意义，构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独特风貌，只要从接受群体的角度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正由于此新派武侠小说的读者无论在文化层次上还是迷人程度上都是旧派武侠小说所无法比拟的，而这只从小说的叙述方式上着眼就未免难以周全了。
以上几点问题，也许是“类型研究”框架本身的局限所造成，不能求全责备。但我总觉得，这与作者进入“对象”的心态有极大关系。学问做大了，常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之感，有时就顾不上“对作者的信任和对所研究主题的热爱”，白刀子进去，出来的还是白刀子，学问做得没有血肉气，在干净利落的同时不免让人有“隔”的遗憾。定位俯视的研究视角，有时也未免把一些对普通接受客体很有价值的东西看得淡了。如作者对武侠小说中的佼佼者只承认“其中确实渗透着人生哲理”，却断定“思想说不上深刻”，这一点很难服人。包括雅文学作家在内，恐怕说不出哪个人思想比金庸还要深刻。金庸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那不过是大俠风度的自谦，金庸作品本身就有一种傲视千古的凛然正气。他对人性的开掘何止是“随大流”？小说类型似乎限制不了大作家。很难说《复活》、《红与黑》、《子夜》、《百年孤独》的思想就比《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鹿鼎记》深刻。学术距离与欣赏距离到底保持什么关系为好呢？作者很赞赏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所说的“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先“以旧眼读旧书，以新眼读新书”呢？
拉杂写来，无非是提出自己心中的一些困惑，并就教于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