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汽车碾了过去，这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当时他把自己的汽车停在了他与母亲一起居住的公寓楼对面，然后去过马路。一辆奔驰车从街角开过来，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冒失的司机。”
“非常冒失。把他反复碾了两次，然后驾车走了。”
“真令人沮丧。”
“就这么杀人灭口了。即使在流亡中，季利奇也照样能够在贝尔格莱德雇凶杀人。”
“有受害人母亲的地址吗？”
“等一等。我们送过一只花圈，肯定是送到那套公寓里的。”
他找到了地址并向他的客人道了别。
“最后一个问题，”德克斯特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六个月之前，刚过完新年的时候。给你一句忠告，巴尼斯先生。还是写写关于拉茨纳托维奇的事吧。那比较安全，因为他已经死了。别去碰季利奇，他会杀了你的。对不起，失陪了，今天是付印日。”
那个地址是新贝尔格莱德二十三号楼。德克斯特在宾馆里买那份的市区地图上找到了新贝尔格莱德。那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市区，夹在实际上并非蓝色的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之间，隔着这两条河流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遥遥相望。
在共产党当政时期，住宅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工人阶级建造高大的公寓楼。于是在新贝尔格莱德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用混凝土浇灌成一个大蜂窝，里面的每一套小公寓都有一扇房门通向一条长长的、朝一侧敞开的走廊。
有些楼房保养得稍好些，有些则很破败。这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档次，以及维修的档次。二十三号楼里爬满了蟑螂。彼得罗维奇夫人住在九楼，电梯已经坏了。德克斯特可以一口气跑上去，但他不知道那些上了年纪的居民是如何去对付的，尤其是他们似乎全都是瘾头很大的烟民。
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那里看望她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估计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塞-克语。凯悦酒店总台的一位漂亮而聪敏的姑娘，接受了他的请求愿意帮助他。她正在为结婚而积钱，在下班后工作一个小时能赚到两百美元是很划算的。
他们在七点钟到达了，去得正是时候。彼得罗维奇夫人是一位清洁女工，每天晚上八点钟要出发去河对岸的办公楼里通宵打扫卫生。
她是那种被生活压垮了的人，那张布满了皱纹和没有生气的脸说明了一切。她很可能只有四十几岁，但看上去快七十岁了。她的丈夫在工厂里的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补偿；她的儿子被杀死在她自家的窗户底下。如同赤贫的家庭突然有富人来访，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德克斯特带来了一束鲜花。她上次收到鲜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宾馆服务员安娜姑娘把那些花分插在这个小小的破败房间里的三个地方。
“我要对发生在斯兰奇科身上的事件写一篇报道。我知道这样做无法使他起死回生，但我也许能够揭露那个害死他的坏人。你愿意帮助我吗？”
她耸耸肩。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我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
“他死去的那个晚上……他身上是不是带着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尸身被搜查过了。他们拿走了一切东西。”
“他们搜查了尸体？就在街上？”
“是的。”
“他有什么文件吗？他是不是留下过什么笔记？在这套公寓里？”
“是的，他有过一堆纸片。还有他的打字机和钢笔。但我从来没去看过它们。”
“我能看看吗？”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被他们拿走了。全部拿走了。甚至连打字机的色带也被拿走了。”
“警察？”
“不，是那些人。”
“什么人？”
“他们回来过。车祸两个晚上之后。他们逼我坐在一边的角落里，到处搜了一遍。拿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他曾经为科贝奇先生工作的东西一件也没有留下来？”
“只有一张照片。我当时忘了那张照片。”
“请给我说说那张照片。”
经安娜翻译后，那张照片的来历和事情经过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了。在他死去之前三天，斯兰奇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去参加了一个新年酒会，但红葡萄酒玷污了他的西装。他的母亲把它放进一只洗衣袋里准备以后去洗。
在他死后，这事就没有意义了。她也忘了那只洗衣袋，歹徒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问她。当她整理死去的儿子的衣服时，那件沾有葡萄酒污渍的西服倒了出来。她快速地去掏了掏口袋，看看儿子是否忘了钱，但她摸到了一张半硬半软的卡片。那是一张照片。
“你还保留着吗？我能看看吗？”德克斯特问道。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角落里的一只针线盒。
照片里是一个男人，在没有防备时被拍到的，他在最后时刻看到了摄影师。他试图抬起一只手去掩盖自己的脸，但照相机的快门抢在了前面。他被正面拍摄到了，挺着腰杆，穿着一件衬衣和便服外套。
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没有专业摄影的清晰水平，但经放大和增强之后，是德克斯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片。他回想了一下他在纽约发现的、现在放在他的手提箱夹层里的那张少年时期的照片，和在鸡尾酒会上的那张照片。它们全都有点粗糙，但肯定是同一个人。是佐兰·季利奇。
“彼得罗维奇夫人，我想买下这张照片。”他说。她耸耸肩，用塞-克语说了些什么。
“她说你可以拿走照片。她对它不感兴趣。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安娜说。
“最后一个问题。在死去之前，斯兰奇科是不是离开过一阵子？”
“是的，十二月份。他离开了有一个星期。他不肯说他去了哪里，但他的脸晒黑了。”
她送他们到了楼梯口，旁边是已经坏了的电梯。安娜先下楼梯。当她走得听不见他们说话时，德克斯特转向这位同样失去了孩子的塞尔维亚母亲，用英语温柔地说话了。
“夫人，我说的话也许你一个词都听不懂，但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把这个恶徒抓到美国的监狱里，这部分是为了你。”
她当然没有听懂，但她报之以一个微笑并说了声“哈瓦拉”。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天之内，德克斯特已经学会了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谢谢你”。
他已经让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在抵达郊区的安娜家时，他让她下了车，给了她两百美元。在返回市中心的路上，他再次审视这张照片。
季利奇站在一处开阔而空旷的水泥或沥青地坪上。在他身后有一些像仓库一样巨大而低矮的建筑物。在一座建筑上，有一面旗帜在微风中飘扬着，但它一部分在照片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从画面之外伸进来，但他猜不出是什么东西。他拍了拍出租车司机的肩膀。
“你有放大镜吗？”
司机听不懂，但德克斯特用手势比划之后他明白了。司机点点头。他的车门杂物盒里有一面放大镜，用于阅读城区道路图。
从左边伸进照片里来的那个长而扁的物体能够看清楚了。那是一架飞机的翼尖，但离地不超过六英尺。所以不是一架商业客机，而是一架轻型飞机。
然后他认出了背景里的那些建筑物。它们不是仓库，而是机库。不是能遮蔽客机的大型机库，而是用于私家飞机或商务飞机的较小型，这些飞机尾翼高度极少超过三十英尺。那人是在一座私人飞机场，或者是在一个航空港的商务飞机区里。
宾馆里的员工给他提供了帮助。是的，贝尔格莱德市内有好几家网吧，全都开张到很晚。他在一家快餐店里吃了饭，然后坐出租车去了最近的一家网吧。他登陆他最喜欢的搜索引擎，要求查阅世界各国的国旗。
死去的记者拍摄的照片里，机库上面飘扬着的旗帜是黑白单色的，但显然旗帜里有水平的三道条纹，其中最底下的那条颜色最深，看上去像是黑色的。如果不是，起码也是深蓝色的。
当他浏览世界各国的国旗时，他注意到差不多有一半的国旗都在条纹上饰有某种标识、皇冠或其他图案。他在寻找的这面国旗则没有这种花饰。那就把数量降到了另一半。
只有横向条纹，条纹里没有标识的国旗不超过二十几面，而且底部条纹是黑色或者接近黑色的只有五面。
加蓬、荷兰和塞拉里昂的国旗全是三道横向的条纹，最下面的那一条是深蓝色的，这在黑白照片里会显示出黑色。只有苏丹和另一个国家的旗帜的最底下条纹肯定是黑色的。但苏丹的国旗在靠近旗杆处有一个绿色三角形，纵跨那三道横条纹。剩下来的那面国旗在旗杆处有一道竖向条纹。盯着这张照片，德克斯特可以分辨出第四道条纹；不是很清楚，但确实存在。
靠近旗杆处的是一道红色的竖向条纹，加上从上到下的绿、白、黑三道横向条纹。季利奇正站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某一个机场里。
即使在十二月，一个白皮肤的斯拉夫人照样会在阿联酋被晒黑鼻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