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包括队长，驾着四辆越野吉普车。队长在最后时刻才露面，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佐兰·季利奇。我曾经模模糊糊地听说过他，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影子般的人物。我们行驶了两天，朝北穿越塞尔维亚共和国，进入波黑中心。我们抵达了班亚-卢卡，以那里为基地，确切地说是把波斯纳旅馆当成我们的基地。我们住进旅馆房间开始吃喝。
我们朝班亚-卢卡的北方、东方和西方分别作了三次巡逻，但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受到威胁的塞族村庄。五月十四日，我们驾车南下进入了弗拉西奇山区。我们知道在山岭南边是特拉夫尼克和维特茨，都是我们塞族人的敌区。
下午当我们在林中沿着一条土路行驶时，遇到了两个小姑娘。季利奇下车去与她们说话。他微笑着，看上去很友好。其中一个小女孩告诉他，她的名字叫莱拉。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是一个穆斯林名字。她已经签下了死亡证书：她的村庄和她自己，都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季利奇让小姑娘们上了领头的那辆吉普车，她们指明了她们居住的地方。那是山谷中的一个林间小村子，只有大约二十个成年人，十几个小孩，七座小屋，几个谷仓和装着栏杆的围场。当见到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尖顶时，我才明白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显然并不构成什么威胁。
其他人跳下吉普车，把村里的人都集合起来。当他们开始搜查那些小屋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我听说过穆斯林狂热分子，来自中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们也在波黑地区抢劫，会看到塞族人就杀。我想，或许真的有穆斯林狂热分子藏在那里呢。
搜查结束后，季利奇走回到领头的车辆，站到架在前座后面一个转盘上的机枪后面。他大声叫喊他的部下散开，然后朝着蜷缩在畜栏内的那些农民开火了。
几乎在我还没能相信之前，事情就发生了。农民们的身躯被重磅子弹射中时弹跳起来。其他战士也用冲锋枪射击。有些农民试图去救他们的孩子，用身体去掩护他们。在混乱中，有几个小孩逃出去了，在大人们中间左冲右突，在子弹追上他们之前跑到了树林中。后来，我听说逃走的共有六个小孩。
我感到很恶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和内脏的臭味——在观赏好莱坞电影时可从来不会有这种恶臭。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死亡，而这些人甚至不是战士或游击队员。搜查整个村子只找到一支古旧的猎枪，用于猎杀野兔的那种。
当这一切结束时，枪手们很失望。没有找到酒，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他们把房子和谷仓点上了火，然后我们离开了，任凭它们烧着。
我们在林中度过了夜晚。队员们自己带着梅子烈酒，大多数人都喝醉了。我试图喝酒，结果都呕了出来。在睡袋里，我明白我已经犯下了一个大错。我周围的这些人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以杀人取乐的暴徒。
次日上午，我们开始在山区的土路上行驶，主要是沿着山岭的表面，翻过山准备回到班亚-卢卡。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那座农房。它孤零零地处在另一条小溪谷的林中。我看见坐在第一辆车里的季利奇站起来，举起手发出停车的信号。他做手势让汽车熄火。司机们照办了，于是周围一片宁静。然后我们听到了声音。
我们轻手轻脚地下了吉普车，拿上枪，爬向那块开阔地的边缘。大约一百码开外，两个成年人正领着六个孩子走出一座谷仓。那两个男人没有武器，也没穿军服。他们的身后有一座被焚烧过了的农房，一边有一辆崭新的黑色丰田越野车，车门上写着“面包和鱼”字样。看到我们，他们都转过身来凝视着。最大的那个孩子，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开始哭了起来。我从她戴的头巾认出了她，是莱拉。
季利奇端着枪走向他们，但双方都没有要动武的意图。我们剩余的人以扇形展开，对这些俘虏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向他们接近。成年人中那个高个子说话了，我听出来是美国人。季利奇也听出来了。其他人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那个美国人说：“你们是什么人？”
季利奇没有回答。他大步走过去检查那辆崭新的越野车。这时候，莱拉小姑娘撒腿就跑。其中一个人去抓她，但没有抓住。季利奇从越野车旁边转过身来，拔出手枪，瞄准后开火。子弹炸裂了她的后脑勺。他对自己的枪法很是自豪。
那个美国人在距季利奇十码之处。他向前跨了两大步，使上全力一拳打在了季利奇的嘴角上。假如他原来还有一丝幸存的机会，那么这一拳把这个机会给取消了。季利奇在中拳时大吃一惊，他很有理由吃惊，因为在全南斯拉夫没人胆敢这么对待他。
季利奇倒在地上，鲜血从他被打破的嘴角里流了出来。他的部下一时间愣住了，然后其中六个人围上去，用皮靴、拳头和枪托轮番殴打那个美国人。他们把他打成了一堆肉泥。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打下去，直至把他打死，但季利奇来干涉了。他已经站起来，抹去了嘴角上的鲜血。他吩咐他们停止殴打。
那个美国人还活着，他的衬衣被撕裂了，身躯被踢得通红，面部已经肿胀，还被割破了。敞开的衬衫内显露出他的腰上系着一条胖鼓鼓的装着钱的皮带。季利奇做了一下手势，他手下的一个人把皮带扯了下来。里面塞满了面额一百元的美元纸币，至少有十张。季利奇打量着这个胆敢打他的人。
“天呐，”他说，“这么多血。你需要洗一个冷水澡，我的朋友，让你清醒清醒。”他转向他的部下。他们对季利奇这么关心这个美国人正摸不着头脑。但季利奇看到了那块开阔地上另一样东西。那个粪池满得快要溢出来了，部分是牲畜的粪便，也有人的粪尿。在过去的几年中里面的内容凝固了，而最近的雨水又使它重新涨满了。
在季利奇的命令下，这个美国人被扔进了粪池。
突然受冷肯定使他恢复了知觉。他的双脚接触到了池底，于是他开始挣扎。旁边有一个畜栏，是用木杆做的立柱和围栏。畜栏已经相当陈旧，但有些木杆还很完整。那些人去抓来了几根木杆，奋力把这个美国人捅到粪便下面去。
每当他的脸浮出粪便时，他就开始尖叫、讨饶。他在乞求活命。在大概六七个回合之后，季利奇夺过一根杆子，把尖头插进了他正在张口喘气的嘴巴，捣碎了大部分牙齿。然后季利奇把木杆捅到池底并用力按住，直至那个年轻人死去。
我走进树林中，把早饭时吃下的香肠和黑面包全都呕了出来。我想把他们全都杀掉，但他们人太多了，我也太害怕了。当我还在呕吐时，我听到了一阵排子枪声。他们枪杀了其他五个孩子，还有那个把美国人带来的波斯尼亚援助人员。所有的尸体都被扔进那个粪坑里。然后其中一个人发现，那辆越野车两侧车门上的“面包和鱼”的字样只是用胶带纸贴上去的。他们很容易地把贴纸揭了下来。
当我们驾车离开时，那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除了草地上孩子们鲜红醒目的血迹和几只黄锃锃的子弹壳。那天晚上，季利奇把那些美元瓜分了。他给了每个人一百美元。我拒绝接受，但他坚持我至少接受一张纸币，以确保我是“其中一员”。
那天晚上，我试图在酒吧里把这钱用掉，但他看见了，大为光火。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要回家，回贝尔格莱德。他威胁我说，如果我胆敢把我所看见过的事吐露哪怕是一个字，他就会找到我，肢解我，杀了我。
我早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是我对他的恐惧，使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沉默，即使那个英国人一九九五年来问我的时候，我也保持沉默。但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在荷兰或美国的任何法庭上指证，只要上帝给予我活下来的力量。
我向上帝发誓，我所说的都是真的，除了真相还是真相。
贝尔格莱德市森耶克区，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
米兰·拉耶克
那天夜里，私家侦探发了一份长长的信息给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
发回来的指令是清楚明确的：“到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找到我的外孙或者他的遗物，并把他带回家，带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