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尼什照着做了。他那一头直发垂落下来形成了一道屏风，从法庭内的各个角度都无法看清他的脸部。庭内一片寂静。
“请坐，科尼什先生。”范西塔特说。然后，他相当温和地对小商店老板开始说话。
“帕特尔先生，我假设，你在三十码距离外见到了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第二天，当你看到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的照片时，你便以为那肯定是同一个人。是那么回事吧？”
“我想是吧。”维吉·帕特尔咕哝着说。伯恩斯试图去捕捉他的眼光，但没有成功。他不敢与别人对视。他已经受到了恫吓，伯恩斯绝望地想。有人已经向他发过警告了，半夜里，一个静静的声音提醒他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哦，天哪，这种事情又来了。
“现在，关于普赖斯先生。你去海布里看过阿森纳队的比赛吗，帕特尔先生？”
“没有，先生。”
“嗯，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你从马路对面看过去，看到的是一个剃着光头、身材粗壮的白种年轻男子，不是吗？”
“是的。”
“而如果你去海布里看阿森纳队的比赛，你会看见上百个那样的人。在伦敦北部的公路上，每天那百分之五十的追逐着其他司机的白色面包车里，如果你透过这些汽车的挡风玻璃看，又会有上百个那样的人。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穿戴的吗，帕特尔先生？蓝色牛仔裤，通常很脏，还有宽皮带和沾满尘土的T恤衫。这差不多是一种制服了。那样的人你以前见到过吗？”
“见到过。”
“伦敦市内满街都有吧？”
“是的。”
“在电视里，看到外国警察在对付英格兰足球流氓的镜头时，我们全都感到羞辱，是吗？”
“是的。”
“帕特尔先生，受害人不可能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拳打袭击者。那会使他的右手手指关节擦伤，很可能会造成他的手部骨头青肿。我猜你见到他举起了右手，很可能是为了挡开他认为是朝着他来的一次袭击。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
“但如果你会犯下这种差错，难道你不会也犯了在三十码距离处看不准人脸的差错吗？”
伯恩斯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不管是谁对这位吓坏了的小店老板吩咐了什么，都做得相当成功。帕特尔并没有从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当作一个敌对证人。他只是把“绝对”改为“可能”，把“确切”改成“也许”。“也许”是不够的；陪审团不能靠“也许”去认定有罪。
当可怜的帕特尔先生离开证人席后，森德兰小姐对斯坦法官说：“这是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先生。我们将按谋杀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请囚禁。”
地方法官朝詹姆斯·范西塔特扬起了眉毛。这两个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法庭内静得连一枚针掉落也能听见。
“地方法官先生，我们都知道法律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证据，据此，如果没有自相矛盾的话……”范西塔特拖长最后一个单词的语调，为的是强调这是极不可能的，“……一个公道的陪审团，在正确的引导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而这里并非如此，先生。控方曾有三件真正的证据。帕特尔先生、受伤的鼻子和钱包。帕特尔先生显然是一位完全诚实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把两个仅仅是长相相似的人，认作是他那天下午见到的人了。”
“那就剩下普赖斯先生的破鼻子，以及科尼什先生留在一只被扔掉的空钱包上的指纹了。先生，虽然今天在这里的你并不会特别介意在另一个日子另一个法庭里会如何判定，或者确实不会介意辩方在本案中的明显的观点，但根据你的经验，肯定相当清楚，关于鼻子和钱包的指控将会遭到广泛且强烈的驳斥。”
“对于受伤的鼻子和钱包有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我认为我们两人都知道，陪审团不能万无一失地作出判定。我必须请求撤销起诉。”
是的，乔纳森·斯坦想，而且陪审团会看到你的当事人打扮得潇洒整洁、西装革履；陪审团永远看不到这两个杀人犯的记录。你们将会被宣判无罪，并浪费大量的公众时间和金钱。
“虽然无奈，但我只能同意范西塔特先生。本案撤销。释放被告。”他说。由于对自己刚才不得不说的话感到十分厌恶，他随即离席而去。
“全体起立。”书记员喊道，但有点晚了，大多数人已经冲向大门。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手铐，他们试图从被告席与范西塔特握手，但他昂首阔步从他们身边经过，走向廊道。
从三楼到一楼要花些时间：几部电梯通常都很忙碌。杰克·伯恩斯刚好随着第一批人群走了出来，他阴郁而愤怒地瞪着双眼。
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获得自由，他们昂首阔步从一部电梯里出来，嘴里骂骂咧咧、狂呼乱叫，一起走向大门。伯恩斯转过身来。他们在相隔二十英尺距离时面对面。
两个歹徒不约而同地举起僵硬的中指，挑衅地朝这位刑警上下乱比划。
“你完蛋了，臭狗屎。”普赖斯尖叫。他们趾高气扬地结伴走出大门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们占据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他身边一个静静的声音说道。伯恩斯见到了那头柔顺的金发、那双慵懒的蓝眼睛和那种优雅而自信的举止，心头涌起了对范西塔特及其一举一动的厌恶。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范西塔特先生。他们杀害了那个善良的老人，就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托你的福，他们现在逍遥法外了。直到下一次再行凶。”他现在已是怒火中烧，甚至顾不得礼节了，“上帝呀，难道你为伦敦的阔佬们赢的官司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还要为蝇头小利来这里提供法律援助，让那两个十恶不赦的歹徒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范西塔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讥讽的神色，更像是同情。然后他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边轻声说话。刑警闻到了一股高贵而稀有的香水味。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那声音耳语着，“但这与正义的胜利有关。”
然后他就离开了，通过旋转门走了出去。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辆宾利轿车驶了过来。范西塔特把公文包扔进轿车后座，随后钻了进去。宾利汽车起动加速，从视线里消失了。
“呸，胜利个屁。”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饭时间。他决定步行两英里回警署去。走到半路时，他的传呼机响了起来，是警署在呼他。他用手机回电。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听了。
“有位老家伙在这里等着见你。他说他认识死者。”
那人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员，而且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伯恩斯在一间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块“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正安静地抽着香烟。他们立即交谈起来。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诺比。”
伯恩斯和诺比·克拉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这位侦缉督察翻开笔记本。
“为作记录，请告诉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在记载诺比居住的城镇时，他停下了。
“威尔斯登？那有几十英里远呢。”
“我知道它在哪里，”那位退休人员说，“我就住在那里嘛。”
“死者呢？”
“当然也在那儿。那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不是吗？”
他是那种喜欢在陈述句后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疑问词，把句子变成疑问句的伦敦人。
“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似乎这样才对，他已经死了。”诺比说，“你们应该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把他们关起来。”
“我抓住他们了，”伯恩斯说，“法庭刚刚把他们放走了。”
诺比·克拉克大吃一惊。伯恩斯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烟灰缸，老头子把香烟掐灭了。
“真是无法无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好吧，谈谈那个死者。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
伯恩斯记了下来。
“姓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我们认为，那个星期二他大老远来伦敦东部，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坟上。那是他母亲的吗？”
“不，他没有双亲。自幼就没了双亲，是个孤儿。在巴纳多孤儿院里长大。你说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她是他的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