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那里饮酒，其他人看到了，包括酒保？”
他们又点点头。
“是星期一晚上，也就是袭击发生之前的那天晚上？”
点头。
“嗯，你们可以这样告诉我，普赖斯先生比平常多喝了几杯。于是，在你们回家的路上，他要到水沟边小便，但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撞在了旁边停放的一辆轿车上，在倒下去时跌破了鼻子？”
科尼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普赖斯。
“你应该记得，马克。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鼻子就破了，一路上流着血。所以，你脱下T恤衫捂住脸直到回到家，那时流血也止住了。然后，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你倒头就睡，直到星期二中午才醒过来？”
科尼什微笑了。
“是这么回事。没错吧，马克？”
“但从那个时候到去医院还有五个小时的间隔。毫无疑问，你打算告诉我，你不想显得大惊小怪，不知道鼻子也许已经破了，而且因为鼻子一直疼痛不止，最后是你的同伴说服你去诊治的。所以，大概在五点钟左右，你去那家医院检查治疗了。”
普赖斯热切地点点头。
“但那当然是午饭以后的事情。也许你们在某个地方的小店吃了一顿快餐，在餐馆里从一点钟坐到了两点半？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太阳报》，于是翻阅了一下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诸如此类？记不起那家小吃店的名字了，对不对？”
他们都摇头表示记不清了。
“没有关系。那里有许多这样的便民小吃店。但这一整天你们肯定没去过青林园附近，对吧？”
“没有，”科尼什说，“我们只是去了那家小吃店，吃了些鸡蛋和薯片，一直到两点半左右。”
“不是你们平时吃午饭的地方，对吧？”
“不是。只在那条街上徘徊了一阵子。记不清名字了。”
“好，这样似乎很有说服力。陪审团应该会信。只要你们能坚持这种说法。不要变动。保持简短扼要。明白吗？”
他们点点头。范西塔特根据普赖斯关于鼻子的说法，写成了第二份证词。普赖斯识字不多，但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律师把两份证词都装进了胀鼓鼓的卷宗里。卢·斯莱德满脸疑云地走了进来。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非常抱歉，我搞错了时间。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九点钟呢。但没有关系。我们的当事人和我刚刚结束了会面。”
他转向普赖斯和科尼什，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我们星期二法庭上再见，但届时我们不会交谈。对于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要说什么。他们中有些人是警察的眼线。”
他让满脸不高兴的斯莱德律师搭乘他的宾利汽车回家去。斯莱德在路上阅读了那两份新的证词。
“好。”他说，“好多了。两份非常有力的辩词。我倒有些奇怪，他们原先没告诉我这事呀。这就使帕特尔……”
“哦，对，维吉·帕特尔先生。一位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或许诚实得足以承认，他也许，仅仅是也许，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
斯莱德先生自有他的疑虑，但接着他想起来，在交叉询问方面，范西塔特先生有着仅次于乔治·卡门的声誉。他的前景看起来更明亮了。而且那位大律师打算星期二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露面，出其不意的举措应该会使某些人坐立不安。斯莱德露出了微笑。
第十五天，星期二
有些人确实坐立不安了。当詹姆斯·范西塔特进入法庭，在辩护律师的座位上就座时，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正坐在几英尺远的一张长条桌旁。她的眼睛眨巴了好几次。那律师朝着她友好地点点头并致以微笑。
在法官席上，乔纳森·斯坦法官一直在做前面一个案子的记录。多年的锻炼使他养成了遇事不动声色的习惯。卢·斯莱德坐到了范西塔特的后面。
“把普赖斯和科尼什带上来。”书记官长叫道。
两个暴徒戴着手铐，被带入被告席，两侧是狱警。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尊敬的法庭，我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的助手是路易斯·斯莱德先生。”
他坐了下来。地方法官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
“范西塔特先生，我明白这次意见听取会是为了使被告继续还押一个星期。”
他差一点就要使用“仅仅”这个词语。范西塔特点点头。
“确实如此，先生。”
“很好。森德兰小姐，你可以开始了。”
“谢谢你，先生。检察院就马克·普赖斯和哈利·科尼什的案子申请再还押一个星期。”
乔纳森·斯坦法官偷偷瞟了一眼范西塔特。他肯定不会建议什么吧……
“不申请保释，先生。”大律师说。
“很好，森德兰小姐。同意了。”
斯坦法官搞不明白了，现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但辩方愿向法庭提出另一项申请。”
“好的。”
“辩方希望知道，阁下，控方是否还有事项要进一步调查，或者，控方根据公开原则提交给辩方的指控，现在是否已经完整？”
他坐下来凝视着森德兰小姐。她保持镇静，内心却忐忑不安。她已经习惯于法学院教过的按部就班的既定工作方式。现在，有人刚刚把这种处事方式给搅乱了。
在她身后，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俯身向前，在她的耳旁说了一番话。
“我明白，阁下，死者的身份还未查清，有关这方面的查询仍在进行。”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尊敬的法庭，辩方并不否认一个人已经悲惨地死去。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生为本案提供任何证据。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变得不是十分相关了。辩方必须因此而重复这个问题：检察院是否准备好了进入审判程序？”
法庭内一片静寂。
“森德兰小姐？”斯坦法官温和地询问。
森德兰像是一名飞行学员在初次单独驾驶飞机。飞机的发动机刚刚发生爆炸，而且有人在问她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检方的案子已经完整了，阁下。”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这样的话，地方法官先生，我想申请在本周内进行全面的审判程序。我们双方都明白‘正义的延误就是正义的否认’这句谚语。我的当事人到现在已被羁押两个星期，为的是一项他们声称没有犯下过的罪行。既然控方和辩方现在都已做好准备，我们要求不能再继续延误了。”
乔纳森·斯坦法官陷入沉思。范西塔特正要实行的是高风险的策略。在羁押期间，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发现被告没罪还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把案子呈交给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老贝利”进行全面审判。一般惯例下，资深律师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出庭。如果这位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已经决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看来他似乎要进行一次“无辩可答”的战术。
“那就同意了，”他说，“这个星期。”
“先生，辩方将会请求，不是现在请求，届时控方要带来其所有的证人，以进行交叉询问。”
那么，这要成为一次实打实的彩排了。当辩方律师交叉询问时，他将揭示被告讲话的要点。照理来说，该由控方把其掌握的证据向辩方展示，而辩方则保持其战略的机密直到审判阶段。辩方突然出示一项使警方没有时间去核查的不在现场证明，只有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同意。森德兰小姐，请在本星期内准备好你们的证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来。”
第十六天，星期三
普拉芭妮·森德兰心烦意乱。她带着恐惧去见皇家检察院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星期二，我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的指导。我对付不了范西塔特。”
“普拉芭妮，你必须去对付他。”她的部门领导说，“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现在是讨厌的八月份，这你是知道的。其他人也都忙得焦头烂额呢。”
“可是，先生，那个范西塔特。他会折磨控方的证人。”
“听着，这只是一次审讯。一个手续。他要进行一次战略冒险，这风险太大了。法庭的审理笔录能使我们了解他的整个辩护过程。好极了。我倒希望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呢。”
“但如果斯坦法官否决指控呢？”
“你听着，普拉芭妮，你扯得太远了，而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斯坦不会否决的。他看到这个案子时，就知道这是一个确凿的案件。我们已经获得了帕特尔先生的指认以及他磐石般坚定的口供。如果他能出庭作证，斯坦就会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不管怎么说，没有帕特尔，我们就赢不了这个案子。现在去做准备工作吧。”
那天下午，事情变得更糟。地方法院的书记官长来电话了。工作计划出了问题，星期五整整一天没事情，书记官问她是否同意安排在星期五，普拉芭妮·森德兰快速思索了一下。除了证人帕特尔先生和遛狗的惠特克先生，她那边的其他人全是专家。他们肯定会同意。她要求给她一个小时，并开始到处打电话联系。四点钟时，她致电书记官答应了这项变动。
詹姆斯·范西塔特在五点钟接到电话。他也同意了。彭顿维尔监狱也被通知到了。庭审被安排在一号法庭，时间是星期五上午十点钟，由乔纳森·斯坦法官主持。
第十八天，星期五
检察院方面有十一个证人，首先由那位第一个抵达犯罪现场的警员作证。他证实，在那个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他与一位同事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里，这时候控制中心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去天堂路，那儿的人行道上有一位遭到袭击的受害者。于是他们去了，在接到电话后四分钟内赶到。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照料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而他的同伴则打电话请求支援。不到五分钟，一辆救护车抵达，把受害者送去了医院。之后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一位穿制服的督察到达后接管了现场。
詹姆斯·范西塔特朝这位年轻人露出笑脸。
“没有问题。”他说。完成任务的警察回到位于法庭后方的位置。第二名证人是那位穿制服的督察。他的陈述过程也是由森德兰小姐引导的。最后，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督察，在你抵达现场时，街上是否已经聚集起了一些人来？”
“是的，先生。”
“是否有其他警察与你在一起？”
“是的，先生。总共有十位警察在场。”
“你是否为找到可能目击了袭击事件的目击证人，派他们和每一位在场的群众面谈？”
“是的，先生。”
“你是否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要求你的十位同事查访了有可能看到该现场的每一套公寓和每一座房屋？”
“是的，先生。”
“在深入到该小区，沿着歹徒逃走的巷子追踪时，你的同事们是否继续查访以期找到目击证人？”
“是的，先生。”
“总的说来，在这项工作上花了多少时间？”
“黄昏降临时，我让他们收工了，大概在八点钟左右。”
“这么说来，你的十名警员在小区里截住行人，并且挨家挨户查访了将近六个小时？”
“是的，先生。”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是否找到了袭击案的目击证人，或者只是看到与我的当事人相符的两个人在小区内跑过的证人？”
“没有，先生。”
“那么，经过了一百多次查访后，你们是不是没有找到丝毫证据可以把我的当事人与该时间、该地点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谢谢你，警官。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一个是杰克·伯恩斯。在他的冗长证词中，他从食堂里接到的第一通电话讲起，一直到最后对普赖斯和科尼什提起谋杀指控。然后范西塔特站了起来。
“你已经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调查，伯恩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先生。”
“没有一丁点儿遗漏的地方？”
“我是这么认为的。”
“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有几位警官？”
“大约十二位，先生。”
“但是，他们没有在犯罪现场及其附近发现普赖斯先生的血液痕迹？”
“没有，先生。”
“受损那么严重的一只鼻子，血流如注，但血液一滴也没有滴落到那里的人行道上？”
“没有找到，先生。”
伯恩斯不会被一位律师所诱导。
“你是明白的，伯恩斯先生。我的当事人会说，他的血迹没在那里被发现，那是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地方搞破鼻子的，因为星期二那天他根本没去过那里。嗯，伯恩斯先生……”
范西塔特在问题的核心处一带而过。他知道，陪审团不在场，用不着去施加影响。他是在向地方法官乔纳森·斯坦陈述。地方法官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拿着笔做笔记。森德兰小姐在快速潦草地做记录。
“在该地方搜寻时，你们的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是否寻找了其他的也许是歹徒留下的物品？”
“是的，先生。”
“那么他们装满了几只垃圾袋？”
“二十只，先生。”
“里面的内容是否经过了最仔细的检查？”
“是的，先生。”
“在二十袋物品中，是否有任何证据可把我的当事人与当时当地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但是，第二天中午，你们却积极地寻找普赖斯先生和科尼什先生，为的是逮捕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时，我已经确定了二人的身份。”
“是从刑事档案照片中得到的吗？”
“是的，先生。”
“是由当地的一位小店老板维吉·帕特尔先生指认的吗？”
“是的，先生。”
“告诉我，警官，帕特尔先生查验了多少张照片？”
杰克·伯恩斯查阅了一下手头上的笔记。
“七十七张。”
“为什么是七十七张呢？”
“因为他指认第二十八张照片是马克·普赖斯，第七十七张照片为哈利·科尼什。”
“七十七张照片是伦敦东北地区受到警方注意的所有白人年轻小伙的总数吗？”
“不是，先生。”
“数字其实比这个大吗？”
“是的，先生。”
“那天上午在你手头上有多少张照片，伯恩斯先生？”
“大约四百张。”
“四百张。但你却在第七十七张时停止了。”
“目击者指认时非常肯定。”
“但帕特尔先生从来没有机会查看剩余的三百二十三张？”
法庭内一阵长时间的静寂。
“没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