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侯赛因出身于提克里特小镇的贫民区，属于提克里特部族。现在，他的家庭成员和提克里特部族中有一大帮人在伊拉克身居要职，执掌大权。他们的任何失误、残忍或行为不当都可得到饶恕，只要他们对他忠心。他精神变态的二儿子乌代不是打死了一名仆人又得到了宽恕吗？
坐在他右边的是伊扎特·易卜拉欣，他的副总统；再右边是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军工部头头，负责武器采购。左边坐着塔哈·拉马丹总理；再往左是萨多恩·哈马迪副总理，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但他唯一能够宽容人之处便是宗教信仰。他的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是一名基督徒。那又怎么样？只要他能按吩咐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军队的高级将领坐在T字形会议桌尾部。这些将军统帅着共和国卫队、步兵、装甲兵、炮兵和工程兵。再远处坐着四名专家，就是因为这几个专家的报告，才召集了这次会议。
坐在桌子右边的两位专家，一位是阿莫·萨蒂博士，技术专家，也是他女婿的副手；另一位是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准将。与他们面对面的是负责国外情报局的伊斯梅尔·乌贝蒂博士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
这三名谍报头子有着明确的工作分工。乌贝蒂博士主管国外的情报工作；拉曼尼准将反击国外组织在伊拉克的谍报活动；卡蒂布负责维持国内安全。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手中有巴格达西郊的阿布格雷布监狱，还有总部底下被戏称为“体育馆”的一个审讯中心，传言任何被抓进去的反对者都会遭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这些传言在人群中引起的恐惧，再加上大量眼线组成的天罗地网，粉碎了一切国内反抗行动。
许多人都向萨达姆·侯赛因反映秘密警察局头子太残忍，但他总是一笑了之。谣传说是他本人给卡蒂布起了“穆阿齐”——折磨者的诨号。当然了，卡蒂布是提克里特族人，绝对忠心耿耿。
有些独裁者在讨论敏感事情时，喜欢把知情者范围圈得很小。萨达姆恰恰相反；如果要去干肮脏的事情，他们都应该知道。这样没人会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不知道。”这种方法使他周围的人都明白：“如果我倒了，你们全都得倒。”
当大家重新落座后，总统朝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点了点头。后者让萨蒂博士汇报。这位技术权威在读报告时没有抬起过眼皮。明智的人是不会去盯视萨达姆的脸的。总统声称他可以通过眼睛洞悉对方的灵魂。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点。盯视他的眼睛也许意味着勇气、蔑视和不忠。如果被总统怀疑为不忠，那么肇事者通常会死得很惨。
萨蒂博士读完报告后，萨达姆想了一会儿。
“这个人，这个加拿大人，他知道多少？”
“不是全部，但是也够多的了。我相信他可以据此推算出来，赛义德。”
萨蒂使用了阿拉伯的敬语赛义德，相当于西方人的先生，但更为敬重。另一个得体的称呼是赛义德热依斯，即“总统先生”。
“多久？”
“很快，他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赛义德。”
“而且他一直在向以色列人说这些事？”
“经常谈起，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回答说，“他是他们多年的老朋友。他访问过特拉维夫，给他们的炮兵参谋们作过有关弹道学的学术报告。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有的可能是摩萨德的人，尽管他也许不知道。”
“少了他，我们能完成那个项目吗？”萨达姆·侯赛因问道。
侯赛因·卡米尔插话了：“他是一个怪人。他坚持随身携带着一只大帆布包，把他所有重要技术资料都背在身上。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反间人员去看他的资料并把它们复印下来。”
“那么，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总统的目光转向了哈桑·拉曼尼，他的反间谍局局长。
“当即就完成了，赛义德热依斯。上个月他在这里访问期间的事。当时他喝了不少威士忌。那酒被下了药，他沉睡不醒。我们拿走了他的包，复印了里面的每一份资料。我们还把他的技术会谈全录了音。复印件还有录音整理稿，都已经移交给了我们的萨蒂博士同志。”
总统的目光又转回到那位科学家。
“现在，我再问一遍，少了他你能完成那个项目吗？”
“能，赛义德热依斯，我相信我们能完成。他的有些计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我让我们最优秀的数学家研究了一个月。现在他们能读懂了。余下的工作工程师们都能干。”
侯赛因·卡米尔向他的副手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你最好别搞错。
“他现在在干什么？”总统问。
“他去了亚洲，”乌贝蒂博士回答，“他正在努力为我们的阿贝德项目搞一枚三级火箭。但是，他会失败的。预计三月中旬他可以回到布鲁塞尔。”
“你在那边有人，很好的人，是吗？”
“是的，赛义德。我们的人在布鲁塞尔跟踪他已经有十个月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办公室里接待以色列代表团。我们还有他的住宅钥匙。”
“那就这样干吧。等他一回来。”
“立即照办，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想了想他在布鲁塞尔的四人盯梢小组。其中一个人以前干过这种事。他将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三名情报官和萨蒂博士退出去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当会议重新开始时，萨达姆·侯赛因转向他的女婿。
“那个，另一件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保证，在年底时完成，阿布库赛。”
作为家庭成员，卡米尔可以使用更为亲近的称呼“我的父亲”。这提醒了与会者谁是家庭成员、谁不是家庭成员。总统咕哝了一声。
“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地方，一处要塞；现在的地方无论多秘密都不行。要找一个没人能知道的新的隐蔽地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知情，就连这里在座的也不是全部可以知情。这不是民用的，而是军用工程项目。你能做吗？”
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挺直腰杆，凝视着总统的胸部。
“我很荣幸，赛义德热依斯。”
“工程的负责人应该是你手下最优秀的人才。”
“我知道一个人，赛义德，一名上校。他擅长土建和伪装工程。苏联教官斯特潘诺夫说过，此人是他在马斯基洛夫卡教过的最优秀学员。”
“带他来见我。不要来这里，去巴格达，我要亲自向他布置任务。他是复兴党的优秀党员吧，这位上校？是忠于党，忠于我的吧？”
“绝对忠于，赛义德。他会为您而死。”
“你们大家也都会这样，我希望，”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静静地说，“但愿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幸好会议也就这样结束了。
三月十七日，格里·布尔身心疲惫地回到了布鲁塞尔。同事们猜测他因亚洲之行遭到冷遇而心情沮丧，但事情远不止如此。
两年多以前，自他抵达巴格达时起，他就听信了——因为这也是他愿意相信的——火箭项目和巴比伦大炮，是为了把装有仪器的小型人造卫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去。如果伊拉克做到了，那么伊拉克就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争了光，而且，通过为其他国家施放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伊拉克还可获得可观的利润。
据他所知，该计划是用巴比伦炮把载有人造卫星的弹射体向东南方向发射出去，越过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南印度洋上空，进入地球轨道。那就是他设计这门巨炮的目的。
同事们已经说服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相信的。西方会认为这是军用大炮。于是，布尔在伊拉克的工作小组用各种借口订购炮筒、炮尾和反冲机构。
只有他，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自己，知道真相。其实真相很简单：巴比伦大炮不能作为武器，发射传统的爆炸性炮弹，无论炮弹多么巨大都不行。
一方面，炮筒长达一百五十六米的巴比伦巨炮如果不安装支架，就无法保持其刚性。由二十六段钢管组成的炮筒，需要每隔一段用支架支撑，如同他所预见到的，即使是架在四十五度的山坡上，如果没有这些支架，炮筒就会像湿面条那样下垂，钢管接头处就会开裂，炮筒就会折断。
而且，炮筒无法作俯仰调节，也无法作左右旋转，因此它无法瞄准不同的目标。如果要改变其角度，作上下或左右调整，那么就要拆卸大炮，这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光是清理和重装弹药也要花上两天时间。再者，重复发射会磨损价格昂贵的炮筒。最后，巴比伦巨炮无法躲避对方的反击。
巨炮每发射一次，炮口将会蹿出一缕九十米长的火焰，空中的每一颗人造卫星和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现。几秒钟之后，其地图坐标就会被美国人确定。而且其回响震波可被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精密地震仪探测到。所以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的人：“这不能当武器。”
问题是，在伊拉克待了两年之后布尔已经明白，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科学技术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用处：用于战争，以维护他借此获得的霸权。这样的话，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还要资助巴比伦项目？它只能发一次威，随即对方的战斗轰炸机就会把它炸得粉身碎骨，且它只能发射人造卫星或传统炮弹。
在亚洲期间他才明白过来，这是他要解答的最后一个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