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不仅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全世界也是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这80年的经历，很不平凡。我入党比较晚，是1936年，可也有65年党龄了，也算一个老共产党员了。我想，我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转变过程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回头想一想，有哪些事情使我们念念不忘，感慨万分？我自己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入党时，正在北大念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而国民党屈辱投降，步步退让，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国难当头，我们青年人的思想非常明确：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不光是进步青年，应该说这是青年学生的普遍看法。大家不管对共产党看法如何，都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几年前，日本的一个摄制组为拍电视片《毛泽东和他的时代》来访问我，问我为什么参加革命。我知道他们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因为我家庭境况比较富裕，又在大学念书，似乎没有理由去参加革命。我回答：是你们日本军国主义逼我走上这条道路的。
当时的北平，正如北平学联宣言里说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大家都感觉国难当头，书念不下去。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如何挽救国家危亡，变成大家朝夕议论的大事。当时我住在北大西斋，每天吃饭后总去阅报室看报。热心的同学看完报后，都去我房间议论。
“一二·九”运动这天，因北大学生会还没成立，事先大家不知道。游行队伍到了北大，大家才知道。当时我正在地质馆做实验，听到消息就立即出去参加了游行。当晚，选出学生会委员，次日宣布罢课。“一二·一六”北大参加得比较整齐。之后，平津学联成立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北大有30多人参加，我也报名参加了。南下宣传21天，实际上是流动训练班。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南下过程中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对农村生活，对乡下人的呼声有了切身体会。宣传团回到北平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是发起人。接着我参加社联、左联，5月入团，9月转党。这就是我入党的经历。
我从南下到参加左联，后来入团入党，时间也就半年。虽然入党以前在北大图书馆看过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是半懂半不懂，对党的认识非常浅薄。心中就是一个牢固的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除此没有别的出路。我的思想真正发生脱胎换骨的根本变化，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我真正确定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应该说是在延安。
经过延安整风，对我来说，确实解决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知识分子从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的转化问题。什么思想问题？无非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即真正把屁股坐在党的立场上。我真正有了共产主义信念是在整风时期。虽然当时正是抗日时期，民族矛盾很尖锐，但我通过学习，阶级觉悟在提高。所以，入党多年，这件事印象最深，思想上感觉是个新人了。我们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整风是个关键，确实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从本质上，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以前以为农民是脏的，知识分子是干净的，后来思想变了，认为知识分子衣服虽然干净，但心里却不如农民干净。
我虽然在学校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是还有书生气。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我曾回河南做党的地下工作，但当时处于统战环境，周围全是学生，接触工农极少。后来到延安，在中组部工作了5年，特别在延安整风后，思想变化了，但总觉得头脑空虚，缺乏基层工作锻炼。从解放区回来的同志都讲群众语言，我们还是知识分子腔，看问题表面化。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我去东北，开始在省委机关当干部科长，后来又到乾安、白城子等地当县委书记，做了3年农村工作。乾安是边远地区，经济比较困难，群众思想正统，当时又是战争环境。我根据中央指示，3年里扎根农村，一心扑在农村发动群众。到土地改革时期，把乾安农民彻底发动起来了。如果不发动群众，我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人口仅十来万的小县，能出兵三四千人，支前时有几百辆大车开出去。那里地处蒙古大草原，马群很多，我们一个县装备了两个骑兵师。我到白城子当县委书记时，正是土改后发展大生产运动。当时的农村干部思想“左”得比较厉害，搞“大把青”（当地人把种庄稼叫作“耪青”，一批“耪青”的合在一起劳作叫作“大把青”），即搞高级合作社，这就脱离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情况。我当时提出了“三大自由”：搭犋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大生产运动就这样搞起来了，省委也很支持我。
这3年对我是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因为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必须自己拿主意。工作中也犯错误，但容易发现，也必须纠正。土改初期也犯过扩大化错误，我去农村一检查，马上纠正，通知不许搞过头行为。不纠正错误会更大。有些问题确实不好解决，如大生产运动时，怎么把地主浮财投入生产的问题。农民不知道八路军待多久，不愿向地里投资，得做思想工作，动员干部，唱二人转、开大会宣传，干部亲自挑担去街上捡粪，去草原打草，起模范作用。分浮财干部多分，农民就瞪眼看着。得说服干部照顾穷困户。如此等等。这3年，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增长了才干。
所以，以我个人的经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如果办事情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则往往事与愿违。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害党误国。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都有许多地方急于求成，浮夸盛行。我听说地方上有一句话，说：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码）到成功；下级报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说到底，是违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一贯提倡实事求是。可是，解放后，党作为执政党，曾经急于求成，违反了自己提倡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恢复了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才能真正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入党多年，印象最深的，一是延安整风，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三中全会，才有这20多年的大发展。大发展中也有小插曲，但总体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我最后想说一点：执政党有了权力，如果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到位，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对这点不满意。陈毅同志写过两句诗：“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人民好儿郎。”我们必须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1952年“三反”时，我在东北工业部工作，有的干部用了公家一张信纸，就是公私不分，要作检讨。“大老虎”也不过当时的几百万元，相当于后来的几百元。虽然也有扩大化，但起了重要的免疫作用。对全党震动最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案。当时党内有同志向毛主席求情，说这二人是为党立过大功的，希望能刀下留情，让他们戴罪立功。毛主席指出，今天不杀他们，几年后就是几百、几千人。结果枪毙两个人，管了20年，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当然，“文革”乱了一阵。邓小平提改革开放，又提两手抓，不抓会出问题。这些年来贪污之风盛行，情况之严重值得人们深思。国民党腐败，被人民唾弃，共产党如果腐败，同样会被人民唾弃。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老同志想起来揪心。所以江泽民同志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严，不能轻描淡写，走过场。这是全党应当注意的一件大事，应当从上到下，倾全力从源头上解决。
党必须对党员进行严格的教育。但现在很多党课仅是读文件、听讲话，没有接触实际。这不行。党课要反对形式主义，密切结合实际，教育才能有效果。以我为例，我的3年基层工作经验就不是上3年学所能得到的。
现在党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群众看到了希望，但如果不从源头上加强思想建设，严格纪律，还是不够的。我总觉得现在对领导干部还不够严格。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起到应有的带头作用。领导干部犯了罪，应该罪加一等，谁让你是领导干部！然后是组织上的处理，包括对身居高位的不合格党员。既要从思想上整党，又要从组织上整党。否则没有党的新生。
任何一个组织，肌体老化了就没有活力了。只有不断去掉老的肌体，生长新的肌体，才能具有长青的活力。要使自己永葆青春，必须改革。从严治党，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治党。不适应变化，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环境不行。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倡讲学习，那就是学习新东西，充实自己，扬弃旧的不适宜的东西。改革又是无止境的，不要以为可以一劳永逸，还要继续，因为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任务不断出现。学习无止境，改革无止境，才能永葆我们党旺盛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