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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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反理学时期(3)

他的根据是历史的:他只说,古往今来的一部中国历史就是道统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别无所谓道,也别无所谓道统。简单一句话,事业即是道,事业史即是道统。他们父子说:

二帝三王皆以事业为道德,典谟训诰记录彰明。战国分争,始以攘夺为事业。谓之变,可也。非事业外又有所谓道德。以言无,言天,言心性,言静,言理为道德,以事业为伯术,则后儒窜杂谬诞而非圣门之旧。(上,十)

这个意思,他们也列为一表:

王道久而渐变遂分表。(下,二十八)

[儒]

君臣将相行于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开国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兴教,弘济天下。

三纲五常,饮食衣服,宫室器用,吉凶仪物,殊途同归;《诗》《书》《礼》《乐》所载,士农工贾[所]遵守:此为吾道,实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简之俦行于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养心性。

[佛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悟心性。

这种见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这是大家口头都会说的区别。但费氏父子提出的区别,说的更痛快。

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业,二氏是山林幽隐的道;我们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来做我们的城市生活的事业。

第二,儒家的道的内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农工商所遵守的实事实用;二氏的道是少数闲人废物的养心性与悟心性的工夫。我们不能叫士农工商都抛弃了他们的日用事业来做养心明性的工夫。

费氏家学所谓“道”,以“实事,中庸”为主。费密曾说:

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怳忽之谓虚。(中,三十五)

他们认定这“通诸四民”“见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们极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说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

但费氏父子的这种主张并非有意因袭前人,乃是从痛苦患难之中体验出来的结论。费密说:

天下之治,群黎乐业,万物遂其生,皆法制礼义所继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统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职;自上古至今。无有逾此而可致治者。后儒以静坐谈性辨理为道,一切旧有之“实”皆下之,而圣门大旨尽失矣。

密少逢乱离,屡受饥馑,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参差,则弱之肉,强之食。

此时“心在腔子”“即物穷理”“致良知”,有何补于救世?岂古经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先子(经虞)平日论次,密老年益确信不疑也。(上,十五)

这一段自叙使我们看出时势与学说的关系。清代学者所以群趋于“反理学”的运动,也正是因为静坐致良知等等空谈禁不起李自成、张献忠一班人的试验。

费氏父子从乱离饥馑里体验出“道在于政治”的一个道理,故说,“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

费密的儿子费锡璜也能承家学,章学诚引他的《贯道堂文集》,有云:

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

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刘刻《章氏遗书》八,页二十)

这确是费氏的家学。他们把儒者看作一种“政治匠”,他的职业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制器一样。

他们菲薄理论,但用事功作标准,有时未免趋于极端,变成一种狭义的功利主义。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狭义的功利主义相同,同为事势的产儿。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费氏家学的道统论。他们否认宋儒的道统论,他们认定儒术贵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谈玄理。所以主张:

欲正道统,非合帝王公卿,以事为要,以言为辅,不可。(宋则议论为主,实事为末。)盖人主镇抚四海,提挈纲维;士大夫协恭共济,政和化洽。泽之渥者,当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后世著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当遵经据史,序上古及历代,为统典。

……汉唐以来,治乱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时为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经,兴立学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尽没,黎庶之涂炭不致久困;一时赖之,数百年享之,——追继三代无疑也。

历世久远,诸儒皆无异辞。何为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议,而悉谤毁黜削之,谓“秦汉而下,诏令济得甚事,皆势力把持,牵滞过日!”(上,五)

这种道统论,认事业即是道德,政治史即是道统,“序上古及历代为统典”,——这是费氏家学的一个主要见解。

其说与南宋的陈亮、叶适颇多相同,但陈亮虽大胆,说的尚不能有费氏父子这样的透彻明白;这大概是因为费氏父子饱尝了无政治的痛苦,体验的深彻,故主张也更老实透切了。

二、费氏论经学传授源流

用帝王公卿治安天下的政治史作道统,这是费氏父子的一种道统论。

但他们另作一种《道脉谱》,叙七十子之后经学传授的统系,表示儒学传授并不曾中断,并没有宋儒说的“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的事。

这也是用历史的事实来证明宋儒的道统论的虚妄。费密作《道脉谱论》(《弘道书》上),简直是一篇儒学史论。他说:

秦人焚书,经文尽失。儒者壁藏之,冢藏之,子若孙口授之,二三门人讨论纂述之:保密深厚,幸获不坠。经已绝复存者,先秦诸儒之力也。

汉兴……正定讹残,互述传义,共立学官。……经久亡而复彰者,汉儒之力也。

自汉而后,中罹兵事,书传佚落。六朝以来诸儒于经注解音释,或得其遗以补亡脱,至唐始会为十二经;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书。经如丝复盛者,魏晋隋唐诸儒力也。……(上,十七)

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两途,后人遂轻视汉魏以下的经师,以为他们未闻大道;而道统所寄,竟像真在那些得千圣不传之绝学的周程张朱诸人了。

费氏父子不认政治史上三代以后全是“势力把持,牵滞过日”,也不认学术史上孟子以后儒学遂无传人。

他们用历史事实来指出秦汉以下的传经诸儒皆是七十子的真正传人。但从历史上看来,汉儒尤为重要。他们说:

然汉儒,冢子也;后儒,叔季也。汉儒虽未事七十子,去古未远,初当君子五世之泽,一也。尚传闻先秦古书,故家遗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乱,旧章[夫]散失,三也。(上,二十七)

这不但代表费氏家学,并且代表清朝学者的“汉学运动”。这三层理由,其实只是一个理由,其实只是“去古未远”四个字。清代学者所以推崇汉儒,只是因为汉儒“去古未远”,比较后代的宋明臆说为更可信任。

这个态度是历史的态度。宋明儒者的毛病在于缺乏历史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富于自由创造的成分,确有古人所不曾道过的;但他们不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创见,却偏要说这是古经的真义。

这并不是他们有心作伪欺人,只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把他们自己的创见误认作千余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谛。

后来他们的经说既成了学术思想界的无上权威,后人无法可以推翻他们。只有从历史上立脚,指出宋明儒者生当千余年之后,万不能推翻那“去古未远”的汉儒的权威。

清代的汉学运动的真意义在此;上文引的费密主张汉儒所以最可崇信的三层理由,要算是这个运动的最明白的说明了。

人皆知汉学盛于清代,而很少人知道这个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很兴盛。费氏父子富于历史的兴趣,自言他们的主张乃是宋元明三朝学者屡次主张的。

在一处(上,二十二)他们列举宋朝司马光、欧阳修以下,直到明末的钱谦益等,凡一百○二人,都是主张汉唐诸儒可以继承七十子的。他引明朝的学者的话,更可以表示明朝中叶以后反理学、重汉学的倾向。如王鏊说:

汉初六经皆出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余。然去古未远,尚遗孔门之旧。诸儒掇补葺,专门名家,各守其师之说。其后郑康成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其功不可诬也。

宋儒性理学行,汉儒之说尽废。其间有不可尽废者,今犹见之《十三经注疏》,惟闽中有板。闽本亡,汉儒之学或几乎息矣。

又引郑晓的话:

宋儒论汉儒驳杂,讥其训诂,恐未足以服汉儒之心。宋儒取资汉儒者,十之七八。宋诸经书传注尽有不及汉儒者。

又引归有光的话:

光钻研六经,溯其源本。秦火以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之蕴奧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

又引新安黄洪宪的话:

经艺奥微,汉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于世。则扃鐍未启,宋儒之学未必能窥其堂奥。……矧汉去古未远,表章之后,遗书四出;诸儒校雠未必无据焉,可尽訾哉?

这皆可表见尊崇汉儒的风气不起于明末清初。费密又叙他的直接渊源有四个人:

一、张朝瑞作《孔门传道录》,记七十子。

二、朱睦楔作《授经图》,列汉儒。

三、邓元锡作《学校志》,从七十子序及近代。

四、王圻作《道统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诸儒于宋之前,著论明其不可废。

因为这四个人的书不大行于世,所以费经虞父子推广这个意思,“遵圣门定旨,辑为《中传正纪》”。

此书今不传了,但据《新繁志》及《贯道堂集》所称,“《中传正纪》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为传八百余篇,儒林二千有奇”。

“中传”的意思即是我们在上文说过的“通诸四民之谓中”。他们自己又下定义道:

中者,圣人传道准绳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党而已;不本中以明学,过不及而已。故谓之中传。(上,二十二)

据《新繁志》载的书目,费密还有《中旨定论》一卷,《中旨正录》二卷,《中旨辨录》二卷,《中旨统论》二卷,《中旨申惑》二卷。这可见“中”字是费氏家学的一个中心观念。

《道脉谱》似是《中传正纪》的一种图表,“画图详其世次,述传授之宗系”。此谱亦不传。但章学诚引《贯道堂集》,说费密“自推其学出于子夏七十二传”,大概此谱必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怪不得章氏要说他“妄诞不经”了。

《道脉谱论》的后半列举五种反对的议论,并举五种答覆。其第二辨云: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盖千四百年之后。乃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承道统。

费密驳他道:

……既不敢自为传,云得之遗经,是遗经也,汉唐诸儒……兴之继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获传此遗经也。……

传此遗经以惠后世,使得因之以识圣门所述先王之遗,何一二儒生窜乱经文,悍然自是,皆黜削不以为传也?不亦太过乎?

其第三辨云:

汉唐传遗经,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闻道也。汉唐只可言传经,宋始传道。

这是“道学‘儒林’”分家的话。费密驳他道:

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凿空支蔓,儒无是也。归有光尝辟之云:“自周至于今,二千年间,先王教化不复见,赖孔氏书存,学者世守以为家法,讲明为天下国家之具。

汉儒谓之讲经,后世谓之讲道。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世之论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有光真不为所惑哉?……即圣门果有性命突起之说,汉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废也。

……笾俎鼎铏,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圣人之至仁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传曰:“礼失而求诸野。”不贤也,野也,皆道所在,圣人不废。七十子与汉唐诸儒传遗经而道获存。不贤焉,野焉,亦可为毛血明水。遂尽削之,其合于圣人之仁否也?

这一段的议论最公平。宋儒凭藉汉唐的经学,加上佛家与道家的影响,参考的材料多了,他们对于古书的了解往往有确然超过汉唐之处。

但他们为中兴儒教起见,虽得力于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为自尊其说起见,虽得力于汉唐而不能不压倒汉唐。谁知他们的权威太大,终究要引起反宋学的运动,于是清儒虽皆得力于宋学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学。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我们今日用纯粹历史的眼光看来,只看见古今一线相承,演化不息。汉儒去古未远,保存得不少的古训诂,有抱残守阙之功,而他们的见解实在鄙陋的可笑。

魏晋以后,经过低等民族的扰乱,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个黑暗的中古时代,这也是不可讳的。

在这个长期的中古时代里,儒家实在不曾产出一个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两个平凡的王通、韩愈来撑持门面。因为中古儒家没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后来儒者看不起中古时期,而有“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的话头。

但平心看去。魏晋六朝的经师确也有继续不断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规模的结集,上结八代的经学,下开宋儒的经学。宋儒的理解能力来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经的基础工具仍然是汉唐的注疏。

不过宋儒生当禅宗大行之后,思想经过大解放,所以理解突过汉唐诸位学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组织伟大的系统。但这正是学问进化的自然现象,像堆柴一般,后来的应该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