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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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汉之宗教(4)

杨王孙(武帝时人,学黄老之术,家颇富,厚自奉养,实行“养生”的主义。后来他有病,先立遗嘱,说“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他的朋友劝阻他,他说:“吾裸葬,将以矫世也。”《汉书》六七有传。据《西京杂记》,王孙名贵,京兆人)

在秦始皇坑术士之后,汉武帝大求神仙丹药之前,这七八十年中的道家似乎经过了一番刷清作用,神仙迂怪之说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而清静无为的思想特别被尊崇,故这时期的道家思想差不多完全等于清静无为的政术。

故曹参师事盖公,治齐治汉,都用黄老术,清静无为,以不扰民为主。

故窦太后信黄老之言,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史记》二八)。

故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百二十)这都是道家的政治思想,重在清静无为,重在不扰民,与民休息。

司马谈学天文于方士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生,可算是一个杂博的学者。他在建元、元封之间(前140~110年)做太史令,也不得不跟着一班方士儒生议祠后土,议泰畴坛(均见《史记》二八)。但他的“论六家之要指”(《史记》百三十)述道家的宗旨仍是这自然无为的治道。他说: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他把一切学派的思想都看做“务为治”的政术,不过出发点有不同,——“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的分别,故主张也有不同。他从这个论点观察各家,指出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只有道家是“无所不宜”的一种治道。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是说道家无所不包,无所不宜。他又说: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道家承认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道是自然流动变迁的,故“无成势,无常形”。一切依着自然变迁的趋势,便是“因循”,便是守“时变”。时机未成熟,不能勉强,故“不为物先”。

时机已成熟了,便须因时而动,故“不为物后”。在政治上的态度便是既不顽固,也不革命,只顺着时变走。这是道家的无为主义。无为并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为物先”,只是“因时为业”。这便是《淮南王》所谓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

大凡无为的政治思想,本意只是说人君的聪明有限,本领有限,容易做错事情,倒不如装呆偷懒,少闹些乱子罢(《吕氏春秋·任数篇》说:“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阚,其所以闻见甚浅。”《君守篇》说:“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

然而直说人君知识能力不够,究竟有点难为情,所以只好说:“您老人家的贵体非同小可,请您保养精神,少操点心罢。”司马谈也有这样一种养神保形的政术,他说: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健羡似是古时一种成语,有贪欲之意。《苟子·哀公篇》,孔子曰,无取健。杨倞注,“健羡之人。”下文孔子曰,健,贪也。杨注,“健羡之人多贪欲”),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而敝。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他又说: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他这样反复叮咛,很像嘱咐小孩子一样,在我们今日看了似乎好笑,但在当时为此说者自有一番苦心。

道家主张无为,实含有虚君政治之意,慎到所谓“块不失道”,《吕氏春秋》所谓“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都是这个意思(看第二章)。

司马谈也主张“无唱有和,无先有随”,故他反对儒家“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的治道论,但君主之权既已积重难返了,学者不敢明说限制君权,更不敢明说虚君,故只好说请人君保养精形,贵生而定神。人君能“精神专一”,则能“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了。这是他们不得已的说法。

试看司马迁记汲黯的事: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百二十)

这样一句话便使皇帝气的变色而罢朝,使满朝公卿都震惧。怪不得那些和平的道家学者只好委婉的提出保养精神的论调了。

无为的政治思想是弱者的哲学,是无力的主张。根本的缺陷只在于没有办法,没有制裁的能力。他们说:“你们知识不够,不如无知罢。你们不配有为,不如无为罢。”

但是君主愚而偏好自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不配有为而偏要有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说:“您老人家歇歇罢,不要主劳而臣逸。”但是君主偏不肯歇,偏爱骚动形神,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汉初七十年的政治,可算是有点无为的意味,也不能说是没有成效。

但我们仔细想想,汉初的无为政治都是由君主丞相发动:孝惠的“垂拱”是因为他无权无能;吕后的“政不出房户”是因为她本来没有多大见识,又怕别人有为;曹参、窦太后的行黄老术都是强有力者的自动。等到汉武帝立志要有为,于是七十年的无为政治全推翻了。

二、七十年的道家政治

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屠狗的,夏侯婴是个马夫,灌婴是个卖缯的,周勃是为人吹箫送丧的,彭越是打鱼的,黥布是个黥了面的囚徒,韩信是个“贫无行”的流氓。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

这一群人起来参加革命,在几年之中,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二次的统一帝国。刘邦做了皇帝,这一群人都做了新朝的王侯将相。他们的妻妾也都成了新朝的贵妇人。刘邦的兄弟子侄也都封王建国。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之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彭越、韩信都死在一个残忍的妇人之手。

高祖死后,吕后当国,至十五年之久(前194~180),政治的污秽昏乱,人所共知。高帝在日,韩信曾冷笑自己竟同樊哙等为伍;高帝死后,樊哙和他的老婆吕媭便成了最有权势的人。吕后的一班兄弟诸侄都封王封侯。她的嬖幸审食其也封辟阳侯,拜左丞相,住在宫里,百官皆因而决事。右丞相陈平没有事可做,只能“日饮醇酒,戏妇女”。这样的做法,才能得吕后的欢心,才可避免吕媭的谗害(《史记》五六)。

吕后的行为是最不人道的,她鸩杀的人,如赵王如意、赵王友、赵王恢等,不可胜计。她吃戚夫人的醋,“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史记》九)

在这样的黑暗时代,一班稍有头脑的人都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为不如无为,良法美制都无用处,不如少出主意,少生事端。只要能维持国内的太平,使人民可以休息,可以恢复十几年兵祸毁坏的生产力,这便是大幸事了。《汉书·食货志》说: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史记·平准书》作“米至石万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驷(四匹马一色),而将相或乘牛车。

经济的状况如此,也不是可以有为的时势。所以鲁国的儒生对叔孙通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

所以陆贾也主张无为的政治(见上章)。最奇怪的是当日的武将,“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阳侯曹参,也极力主张无为的政治。

曹参和韩信平定了齐地,高祖把韩信调开了,封他的长子肥为齐王,用曹参做齐相国(前202年)。曹参以战功第一的人,做韩信的继任者,他岂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马迁说:

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前202~193),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前193),……参去,嘱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记》五四)

曹参在齐相国任内,行了九年的清静无为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国,也抱定这个无为不扰民的主义。

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约束。择郡国吏,木(《汉书》三九木字作“长大”二字,孟康说,年长大者)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希冀)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惠帝看了曹参的行为,有点奇怪,叫他的儿子曹窋去规谏他。曹窋回去问他父亲为什么“日饮,无所请事”。曹参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说:“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说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实说是他叫曹窋去说的,

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这里明明说出他的无为政治的意义是:“我们都不配有为,还是安分点,少做点罢。”其实惠帝自己在吕后的淫威之下,也只能“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史记》九),不久即短命而死,只有二十三岁。后来王陵做右丞相,因为反对诸吕封王的事,就做不成丞相了。陈平和审食其做左右丞相,陈平也只能喝酒玩妇人,然而还免不了谗害。

吕媭……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

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墨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史记》五六)

吕太后听说陈平喝酒玩妇人不治事,为什么私心独欢喜呢?这就是说,当权的人不但自己不配有为,并且都不愿意谁有为。最庸碌的人如萧何,尚且时时受他的老朋友刘邦的猜忌。故萧何不能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高祖知道了便“大悦”。

但萧何提议许百姓入上林空地去种田,高祖便大怒,把他“下廷尉,械系之!”(《史记》五三)吕后的喜,和她丈夫的大悦大怒,正是同一种心理作用,都是不愿人做有益的事功。这都是无为政治的背景。

但无为的政治却也有很好的效果。司马迁论曹参道:

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五四)

他在《吕后本纪》的后面也说: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九)班固《汉书·高后纪》的赞(《汉书》三),全抄此段。

班固又在《食贷志》里说:“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二四)

可见当时的政治尽管龌龊,而“政不出房户”,人民便受惠不少。几十年的无为,有这样大成效:

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前202~130)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为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