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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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汉之哲学(7)

五、扬雄

我说这一章,以董钟舒起,以扬雄作结。扬雄一生别无特长,只会模仿古人。他作赋模仿司马相如,作骚体模仿屈原,作《法言》模仿《论语》,作《太玄》模仿《易》。其他著作如《训纂》《州箴》,无一不是模仿。他是王莽时代的人,认得几个怪字,做的文章都是王莽体。“王莽体”就是古圣人体。刘歆说他的《太玄》只配拿来盖酱瓶,刘歆一生只有这句话还中听。

《太玄》的“玄”字,即是道家所说的“道”字,只是《易》所说的“道”字。所以他说: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

这不是“道”吗?又说:

玄者,用之至也。见而知之者,智也。视而爱之者,仁也。断而决之者,勇也。

这是生吞活剥《易·系辞传》“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一段。

《太玄》本身只是新室皇帝时代的新卜书,与王莽、刘歆所造的那些三代古文同一性质。全书分八十一“首”,每首四“重”,每重或为一,或为一一,或为一一一。最上一重名“方”,次名“州”,次名“部”,次名“家”。凡家每首一变,三首复如旧。如囗囗囗凡部三首一变,九首复如旧,如囗囗囗。凡州九首一变,二十七首复如旧。如囗囗囗。凡方二十七首一变,八十一首复如旧。如囗囗囗。最没道理的是每首有四重,却有九爻,此名为“赞”。赞与每首的“重”与“画”绝无关系。

只此一事可现《太玄》是《易林》一类的签诗筊辞,并不是精心结构的哲学。《太玄》也依卦气分日用事,八十一首,每首九赞,共七百二十九赞。

每两赞合为一日,一为昼,一为夜,凡三百六十四日半。再加踦、嬴两赞,共凑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这又可见《太玄》是“道士派的儒学”的一部分了。

扬雄死于西历纪元后十八年。隔了九年(西二七),王充生。从此中古哲学开一个新时代。但王充以后“道士派”的思想不但不曾消灭,反结晶成了一个势力很大,传播很远的道教,还发生了汉末的黄巾起义。

虽然如此,却有一个区别。王充以前的一百年,“道士派”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正宗,王充以后,那一派的思想虽然不曾消灭,却不能不退居旁支小道的地位。所以说从此中古哲学便开一个新时代了。

第六章 王充与批判的精神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西历27)。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西历86),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西历88),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

《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西历一百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缺《招致篇》),他老年时又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西历27至100)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

西汉末年最特别的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径,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

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西历6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西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殿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

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

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也来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

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

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雀、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902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札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

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

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

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

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谶讳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亦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

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

光武末年(西历57),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西历五八至七五)、章帝(西历76至88)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讳之书布满天下。

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说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

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

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也。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

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

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西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西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

从永平五年到元和二年,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的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

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西历101,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206),尽太初元年(前104),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西历24),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西历25),尽永元元年(西历89),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验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的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的邈茫无稽的。

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著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

又《恢国篇》记章帝六年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

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西历60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的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西历90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西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后人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西历60年至90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故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

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故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的哲学的方法只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著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他又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叙篇》)

他又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虛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虛惊耳动心也。

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杂糅。以情言之,吾心岂能忍哉?……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曰以孳矣。(《对作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