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个朋友坚持要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你那么悲伤，你曾经经历过很多困难，财务上的困难或其它困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你那么悲伤、那么沮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木拉那斯鲁丁说：“两个星期以前，我的一个舅舅死了，他留给我100万。”
那个朋友说：“那斯鲁丁，你疯了吗？如果你舅舅留100万给你，你应该高兴才对，而不是悲伤。”
那斯鲁丁说：“是的，的确应该如此，但是上个礼拜，我的另外一个舅舅过世了，他留两百万给我。”
那个人说：“你真的是完全疯掉了，你应该跳舞、欣喜和庆祝，因为没有理由不高兴！你是这个镇上最快乐的人！”
那斯鲁丁说：“那个我知道，但是我已经没有舅舅了，那使我悲伤。”
当一个人成功，就是会有那样的事发生：当你已经不再有舅舅了，那么突然间就没有希望了。一个失败的人仍然在希望，他还可以希望，因为还有舅舅，那个可能性仍然存在。当你越成功，你就会越焦虑，因为那个成功将会把你的神经症带上来，那个成功将会把你的神经分裂显示给你，那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有更多的精神分裂病患者和疯子，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成功了。
幸福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即使你有钱，也无法买到别人对你的尊敬、无条件的爱情、天赐的健康。
金钱能够买到舒适，促进个人自由，但一旦钻到钱眼里，金钱就会束缚个人的自由。令人沮丧的是，金钱的诱惑常常似乎与手头拥有的数目直接成正比例：你拥有越多，你越想要。同时，每一英镑的增量价值，似乎与实际价值成反比例：你拥有越多，你需要越多。正如亚里士多德对那些富人们所描写的那样：“他们生活的整个想法，是他们应该不断增加他们的金钱，或者无论如何不损失它”。尽管亚里斯多德不可能宽恕那些财富获得者，然而他没有完全谴责他们。“一个美好生活必不可缺的是财富数目，财富数目是没有限制的”，他警告，一旦你进入物质财富领域，很容易迷失你的方向。
如果你精打细算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很难相信，拥有200万英镑的人能够视他自己为穷人，更不可能陷入无法支付其开销的麻烦之中。但在富有者中，这并不罕见。
41岁的房地产开发商德里克说：“虽然我拥有超过200万英镑的财产，我感到压力很大，我不能在每年15万英镑的基本收入的基础上使收支相抵。我想也许我正在失控，我总是苦于奔波，但我还是错过了好多约会。当我不得不做决定时，我感到好像有人把他的拳头塞进了我的肠子里并不松手。
午夜时，我会爬起床开始进行设计，我只是想让我平静下来。我无法睡觉，我无法停下来，然而我还是不能取得进步。”
很明显，在德里克看来，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没什么意义，他真的相信，当他达到他的金融目标时，他将感觉像一位国王。金钱已成为他的自尊和支柱，一种对人的价值的替代之物。他意识到金钱本身绝不可能让他幸福，并且一直到他重新界定他的价值和他的优先考虑事项为止，德里克将继续在成功边缘摇摆不定，将他的家庭和他的健康置于危险之中。
迷恋金钱有多种表现方式，德里克只是体现出其中一些。然而，有一条把所有这些情况贯穿起来的共同的线索。在这一点，金钱作为美好生活的手段的价值消失了，金钱本身成了一种目的。当它被置于爱情、信任、家庭、健康和个人幸福之前时，它总是倾向于腐烂。金钱的价值越是超出它的实际市场价值，这种腐烂就能越深入地渗透。像扫罗·贝勒在《洪堡的礼物》一书中所写的：“抓住金钱不放很难，这就像一块小冰块一样，你不可能刚刚成功获得它，然后就生活安逸……当你获得金钱时，你将经历一次质变。你不得不与内部的和外部的、可怕的力量竞争。这些力量也许产生不信任、妒忌、甚至对拥有更多的任何人的憎恨及对任何阻碍你发财的人的敌意。”
一心只想着钱的人，始终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生物。
不要养成无限制地省钱存钱的坏习惯，这一点是每个聪明人都必须小心在意的。而且，对年轻人来说，生活过分节俭很可能养成贪婪的性格，在一个地方是美德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很可能变成邪恶。对金钱的崇拜——而不是金钱本身——是罪恶的渊源。对金钱的崇拜禁锢和压迫着人的灵魂，它关闭了通向慷慨大方地生活和行动的大门。
白手起家靠积累
杨祥波白手起家，建功立业，10年便创立了实力雄厚的香港岁宝集团公司。近年来，更以数十亿元巨资，在南起深圳，北到哈尔滨、黑河，包括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频频投资，领域涉及工业、贸易、金融、房地产、旅游业。
这主要归因于他的深思熟虑，善于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教训，站在别人的肩上高瞻远瞩。他最喜欢读《毛泽东选集》，潜心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学习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哲学方法、把握大局的周密细致、出奇制胜的巧妙手段。他钦佩毛泽东富有大家风范而又不失操作手法细腻。
刚过而立之年的杨祥波对自己的成功看得很淡泊，他说：“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自己打天下的普通人，顶多是动手能力强一点，能够把一些好的念头实实在在做成。”这句谦虚的话实际上道出了杨祥波成功的秘密：动手能力强，做事实实在在，思路缜密无缝。
杨祥波在少年时期就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商业思维的启蒙和训练。有一次，刚过13岁的杨祥波和爸爸到集市，路上看见有个熟人卖一辆旧自行车，要价280元，爸爸想买下来，但一时还拿不准贵不贵。杨祥波的爸爸想了个点子，对卖车人说先骑骑试一试。于是爸爸带着儿子骑到集市上，假托卖车，人们围上来纷纷报价，大都在300元以上，这样心里就有底了。父子俩回去就把车买了下来。这件事对小杨祥波启发很大，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他做多大的生意，在买进之前都要首先掂量货物的流动性如何？能否卖出去？能卖多少钱？
1987年，杨祥波移居香港，一改原先拼命三郎式的草莽英雄作风，不急于动手行动，而是走亲串友，捕捉社会和经济行情、人情……他剖析了某个房地产大王运筹细密、以一博十的经典范例，拍案称奇；他还感慨某实业家一步棋子走错，十年心血付诸东流的警示，也不仅扼腕叹息。
有人当老板风风火火，杨祥波却不。别人考虑三遍的事，他要考虑30次、上百次，每一点、每一面都不放过。收购深圳发展大厦，争夺“中国地王”，投资房地产是他苦思30次的结果。
1989年，刚刚竣工的深圳发展大厦急于出售，当时外商正纷纷撤资离开大陆，问津者无几。杨祥波凭自己在大陆创业多年积累的经验，谨慎地对未来市场形势作了判断和分析，最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发展到今天已不可逆转，潜流暗流已挡不住主流。于是他立即筹资运作，买下深圳发展大厦1/3的楼层，2.5亿元买进，现在已值6亿元。
1993年5月，深圳国土局宣布2块建设用地将以公开竞价拍卖的形式转让使用权。时值大陆房地产热达到高峰，杨祥波一眼就看出此次拍卖肯定会开出“天价”，这是一块颇有诱惑力的馅饼，他当然不肯放过。
同行都称赞杨祥波是个在生意上敢于大进大出的“大手笔”，但他还是一个善于精雕细刻的能手。面对如此大的投资他更是细致有余。
杨祥波得知拍卖信息后，多次深入现场做周密的“侦探”，了解周围环境、交通状况，夜以继日凝神思考。他首先结合政治发展趋势来考察。当时深圳与香港地价有10倍之差，1997年香港回归后，必然会带动深圳地价迅猛升值，未来形势一片大好。他相中的“北斗”地块，还可以使他的岁宝公司在深圳注册独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一石二鸟，焉有不得之理。
杨祥波感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立即让公司总工程师反复测算，确定竞价中能够接受的最高限价。就在拍卖前的晚上，杨祥波又一次作了实地查看。可以说是机关算尽。
5月18日，前来参加竞买的企业有100家。7000平方米的“北斗”地块起价5000万元，随后升至3亿，到5亿元时，最后一个对手再也坚持不住了，杨祥波却沉着应战，他心里的价格上限远远没有达到。
杨祥波心里一直在进行着一套精确的算术运算：按建筑容积率1：10的规定，地价即使达到每平方米8万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均摊地价成本8000元，加上5000元的建筑成本，总造价不过13000元，而当时高档商住楼的市价已卖到18000元，即使加上利息，每平方米8万元的报价也不会亏，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这无疑是杨祥波在参加拍卖时的最有效的定心丸。
最后，杨祥波一锤定音，以5.1亿元获得“北斗”的开发权。
杨祥波严谨务实的经营作风很值得人们借鉴。在中国，真正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家不仅精通经济，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应有一个政治家的头脑，结合政治发展作经营决策。要有精确的算盘。有人说生意场上玩的就是数字游戏，从计算周密的角度考虑，确实如此。只有胸怀数字，才可能做到临阵不慌。
步入世界的腾飞
提起快餐，人们马上想到麦克唐纳这个名字。然而，在麦氏公司的发展史上曾有过一段主仆易位，店员炒老板“鱿鱼”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雷蒙德·克罗从小丧父，家境贫寒，步入中年时，只是加利福尼亚一家食品工厂的产品推销员。此间，麦克唐纳兄弟开办了快餐馆，由于业务关系，克罗成了麦氏兄弟的朋友，克罗在与麦氏兄弟的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当时的快餐经营方式相当陈旧，既不卫生，又妨碍交通、影响市容，很难有新发展，必须使其脱胎换骨，方能满足亿万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们的需求。为了使自己改革快餐业的设想付诸实施，克罗决定打入麦氏快餐馆，搞“借鸡孵蛋”。
于是，克罗找到麦克唐纳兄弟，提出愿以其推销收入的5％让利给快餐馆为条件，来餐馆工作，哪怕是跑堂的小伙计也行。麦氏兄弟听到这些条件后，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克罗的要求。从而克罗实现了其打入快餐馆的第一步计划。
克罗进入麦氏快餐馆工作，工作异常勤奋，不断地而且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针对快餐业存在的问题，经常向麦氏兄弟提出合理化建议。如他主张改善营业环境，增设服务项目与营业网点，尽量把新餐馆建立在学校、工厂、办公楼等附近，以提高快餐馆的辐射能力；开发新品种，配制份饭，搞送货上门的优质服务；着力改善食品卫生，服务员不得留长发、长指甲、长胡子……克罗对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自己都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就这样，麦氏快餐馆在克罗的参与下，经过短短6年的发展，在美国小有名气，已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而克罗在这几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羽毛日趋丰满，已显示出喧宾夺主的实力。
1961年，克罗认为时机已到，通过多种途径筹集到一大笔贷款以后，决定向麦克唐纳兄弟摊牌，声称愿出高金买下所有的麦克唐纳的快餐馆，由他自己来经营。经过双方艰难的谈判，最后以270万美元的现金成交。一夜之间，麦克唐纳的快餐馆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主仆易位事件，店员炒了老板的“鱿鱼”。至此，雷蒙德·克罗的“借鸡孵蛋”计划全部实现，并为其今后享誉全美、步入世界的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