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人生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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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人生有何意义(3)

谁在主宰着人性呢?谁在推动着时代呢?又是谁在拨弄着这时代和人性的关系及反应造成的人生呢?屠格涅夫告诉我们:这是自然。自然主宰着人性,自然推动着时代,自然播弄着这人生。宇宙没有绝对的真理,人生没有客观的意义,一切的一切,只是像树,不得不被风吹,只是像物件,不得不被阳光照耀。屠格涅夫感觉到这个,认识了这个,也忠实地描写了这个,所以在他的纵横交织着时代和人性的作品下,显示了不可理解的人生,在这个人生下,又潜伏着一个无情的命运之神。激动了读者的情感的,是这命运之神。威胁着读者的思想的,也是这命运之神。

屠格涅夫是一个宿命论者。

屠格涅夫认自然为最高法则,不承认有客观的真和伪、善和恶、美和丑;所以他的人性观不是批判的,不是解释的,只是叙述的。他的小说中所表现着的人性,只是他自己所认识的人性,既不在评量他的价值,也没有解释他的原因。

屠格涅夫觉得人性的两种根本相反的特性,任何人都可归纳到这两种中的一种。他说:“就是我们人类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总或者将自己的自我,或者将自我以外的有些东西当作比较更高尚的东西看,而将他置在第一位。”然将自己的自我置在第一位的,就是所谓哈孟雷特(Hamlet)型,是为我主义者,是信念的狐疑者。将其他东西置在第一位的,就是所谓堂克蓄德(Don Qixote)型,是自我牺牲者,是真理——自己认为真理——的信仰者。屠格涅夫以为无论谁,如不类似哈孟雷特一定类似堂克蓄德,这两种人性都是自然的,当然不能评判谁善谁恶谁真谁伪谁美谁丑。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作品,是最近情理的。我们正可拿屠格涅夫的话来了解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屠格涅夫的小说极多,里面的人物确可以分成哈孟雷特型与堂克蓄德型两种。他不是不会写第三种人,实在世界上没有第三种人给他写啊!

像哈孟雷特的人,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多极了。单在他的六大杰作中有五篇小说就充满了这些人物。《罗亭》(Rudin)中能说不能行的罗亭,《贵族之家》(a House of Gentlefolk)中能力薄弱的拉夫尔斯基(Lavretski),《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中意志不坚强的阿卡特(Arkady)和虚无主义的巴沙洛夫(Bazarov),《烟》(Smoke)中的自我发展而被命运侮弄的李维诺夫(Livinov)与伊璘娜(Irene),《新时代》(Virginsoil)中的屠暑大诺夫(Niejdanov)似乎是牺牲自我了,但在他没有决心自杀而竟至自杀时,却留了一封信,承认他的革命是扯谎!这些人,一个个都是聪明的;言论风采,都足以掀动旁人的视听;各人走上各人的道路,都走到绝境,他们的哈孟雷特的人性叫他们走到绝境!

这儿,我想提出三个人来详细地说一下。罗亭、巴沙洛夫和伊璘娜。

罗亭是一个俄国的上等人。知道的是那样的多,说的话又是那样温暖动人,心中遮满了艺术、音乐、哲学和一切装饰,充满了热望,燃烧着真情。当他第一次出现他的面目时,聪颖的仪容、丰富的表情引起了所有的人们的崇敬、羡慕和妒忌。但他只能生活于梦之花房,哲学的空论和抽象,并不能参与真实的生活。尽管他那样聪明、那样自命清高,一经行为的试验,就不得不羞辱地失败了。看在他拨动了少女的灵魂,私结了终生之约以后,娜泰茅违抗了她母亲的命令想约罗亭私遁,但罗亭却说:“怎么办么?自然只好服从了!”啊,我们用娜泰茅的话来戳穿罗亭的秘密吧,“你开口就是服从!服从!你平日谈自由,谈牺牲,难道现在你算是实行了自由和牺牲了么?”终于,罗亭自己的勇气,叫自己失败了,终于只能在情敌的面前逃走了。屠格涅夫另外告诉我们一句话:“无论何人,当他处在不得不自己牺牲的境地的时候,假如他先要计算思虑到他这行为之后,所应得的利害的结果和利害实现的可能,那他究竟能否自己牺牲,恐怕要成很大的疑问了。”读了《罗亭》,我们觉得不仅是疑问,简直是不能了。

巴沙洛夫在外表上看起来,显然和罗亭不同,但他们血管里同样流着哈孟雷特的血,他们头脑里同样潜伏着哈孟雷特的思想。巴沙洛夫是一个聪明人,思想聪明,言语也聪明,他讥讽艺术女人和家庭生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光荣,他反抗而且轻视那些既成的势力和共认的真理。他高唤着“我什么都不信!”他知道自己最清楚,自我抬得最高。“但我对自我的信仰,这一件事,为我主义者也是办不到的。”所以巴沙洛夫轻视女人,仍不得不和一个无所长的妇人发生恋爱,怀疑既成的无意义的事情,也不得不和他干无聊的决斗,他虽有那样坚强的意志,在他第一次应用他自己所学得的医药知识时,就给自己医死了!屠格涅夫说哈孟雷特型的特性,有这样一句话:“他是怀疑成性的人,而只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烦闷苦斗。并不是和他的义务,是和他的处境苦斗。”巴沙洛夫正是这种人!

谈到伊璘娜正是哈孟雷特型的女人。她,同样的,是有自知之明的女人,也是一个最自私的荡妇。她反复牺牲她的爱情,又反复地爱人。一方面自己甘心做社会之花,一方面又自己诅咒那样的生活像乞丐样的伸手乞怜,求人援救她的内心的痛苦。她要人了解她、同情她、恋爱她,自己却没有决心来承受。当她结了婚以后,偶然遇见旧日的爱人,就竭力地引诱他,使他丢弃了预备结婚的未婚妻,重来爱她;但在他们什么都预备好准备逃去的一个早上,却送了一封信给他,拒绝私遁,她说:“我不能和你逃走,我没有力量去逃走。”她承认“我对于我自己也充满了恐怖和憎恨,但我不能做旁的,我不能,我不能”,她哭诉着“我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她要求他随她的丈夫搬走,“只住在我旁边,只爱着我”。“但逃走,丢弃了一切……不不不”。这是伊璘娜的自供词,也是一切哈孟雷特型人们的弱点吧。但伊璘娜是值得同情的,她的反复,是她内心争斗的结果,她的懦弱自然是她自我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些都不是她能自主能反抗的,因为她具有哈孟雷特型的人性啊!

哈孟雷特的人性所表现的是宇宙的求心力,怀疑着真理分析着自己,轻笑自己的缺点,又有绝大的虚荣、绝大的自负,而恋恋于生命。

屠格涅夫以为“在目下的时势里,自然是哈孟雷特型的人比堂克蓄德型的人更多”。所以在他的小说里堂克蓄德型的人也比较少,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父与子》中那个可怜的不知怎样才能迎合他儿子的脾胃的伊温诺维奇(Ivanovitch),《新时代》中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的马殊玲(Machorina),《前夜》(on the Eve)中牺牲自己随着爱人去救国的海伦(Helene),《贵族之家》中的牺牲爱人遁入修道院的里沙(Liza),都是为了自己所信仰的一件事,负起责任,牺牲了自己。幻灭的悲哀,失恋的痛苦,也许不是常人所能受的,但他们有一颗坚强的心,都像堂克蓄德骑上他的洛齐难戴(Resinate)样闯进了世界,追求他们的目的!

但我们要提的却是两个志士青年,一是《前夜》中的殷沙洛夫(Insarov),一个是《新时代》中的马克罗夫(Makerov)。

殷沙洛夫是保加利亚的青年,他所拥有的不是一张锦绣般的口,却是一双钢铁般的手,他的道德观念像一个矗立不可摇撼的石柱,他的唯一的信仰就是母国之自由。他把这一个信仰置于一切事物之上。为了这个信仰,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他在俄国读书,但与他来往的多是些母国的工人、农夫,他所计划的也只是怎样革命怎样救国。他爱了一个奇女子,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的爱人不愿帮他去救祖国,他会用他的理智毅然和她分离的。不幸他刚上了救国的战线,什么都没有完全成功以前,便牺牲了生命。但这种牺牲,他自己会是乐意的,堂克蓄德的人性愿意牺牲自我。

“马克罗夫是好事而顽固的男子,并且蛮勇而不知畏惧的,他不知道容恕,也不知道忘怀,他始终为他自己和一切被压迫者感受不平,他万事都能拼命,他的狭隘的精神专致在唯一的地点,他所不能了解的,于他便是不存在的,他对于虚伪与欺骗是憎恨而蔑视的。”他知道得不多,他只晓得干!他失恋了,但他知道如何容忍,仍在拼命地干!他是一个农民解放者,但农民很多是不同情他的,甚至有侮蔑他的,就这样他还是干!他这样的蛮干死干,终于因为没准备没布置地乱干,我们这位农民运动者,却反给农民们背剪着手,塞进一只农车,送上了衙门!马克罗夫就这样进了坟墓。这也和堂克蓄德被假扮的“明月骑士”所击毙,差不多罢!

堂克蓄德型的人性所表现的是宇宙的远心力,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他”而存在的。生命只是实现理想的手段,除此以外,自己的生命毫无重视的必要。

屠格涅夫的人性观是二元论,认定这二元论是一个人生的全部生活的根本法则。他说:“人的全部生活,是不外乎继续不断忽分忽合的两个原则的永久的冲突和永久的调解。”屠格涅夫不批评这两种人性的优劣,堂克蓄德型也许能做一点事,哈孟雷特型却也有一种破坏力量。人性本是自然的,根据人性的发展,在事实上能成就些什么,怕也只有命运能决定罢!

屠格涅夫的时代观,同样的,是以自然法则做根据的。否认时代根据一定的原则而进展。时代只是自然的推演,也许正是盲目的偶然的推演。就在这种盲目的偶然的推演的时代中,屠格涅夫找出每一个时代的特性,了解每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一个时代放射出耀眼的光,他就拿光彩绘成画,如果一个时代呐喊着刺耳的呼声,他就拿这呼声编成歌,这些歌这些画就是他的小说。

屠格涅夫生于1818年,卒于1882年,从他的《猎人日记》(1852年)到《新时代》(1876年)不断描写着俄国当时的时代状况。他用哲学的眼光、艺术的手段,把同时代思潮变化的痕迹、社会演进的历程,极忠实地也极细腻地写出来。俄国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变迁,确可拿屠格涅夫的小说来代表。这些小说,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是《猎人日记》和他的六大杰作。

《猎人日记》(1852年)是作者描写当时农奴所受到的压迫所感到的苦痛的一部小说,也是作者对农奴制度宣战的一篇檄文。屠格涅夫在他文学与人生之回忆中,自己承认誓死反抗农奴制度,《猎人日记》就是他的武器。看罢,多少善良淳朴的农夫在这农奴制度的锁架下辗转呻吟,又有多少大地主小地主在农奴制度的卵翼下,榨取他人的劳力以享安乐,屠格涅夫认清了农奴制度的罪恶,描写了它。实在,破坏了它。

《罗亭》(1855年)是描写“四十年”时代的俄国社会情形的,这时俄国正在尼古拉一世专治压迫之下,青年对政治方面早已失望,一个个都向艺术、哲学、宗教方面走去,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的鼓动,知道反抗了。但都没能力来改革这腐朽的环境,他们整天整夜地空想,说大话,没有一个能实行的。罗亭谈自由,谈牺牲,一遇事实的压迫,却只好服从。

《贵族之家》(1858年)的时代,俄国社会已从理想回到实际,但青年们的能力仍极薄弱,环境的压迫,仍是根深基固,不可动摇。所以像拉夫尔斯基那样的人,总算比罗亭有毅力些了,但要爱一个女人,也需等听到被压迫而结婚的妻子的死讯后,方敢进行,等到证明他的妻子没有死时,又只好牺牲了真正的恋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俄国已经僵化了的旧礼教,有多大的魔力!

《前夜》(1860年)出版,罗亭型的少年已很少,一般青年也较拉夫尔斯基有能力了。但忧郁哲学的空气,仍充满了俄国各处,自命为哲学家艺术家的人们,仍在幻想他的辩证法,仍在画他的未完成的杰作,但有些人,自己不能做什么事,却能帮助人们去奋斗,像海伦这显然是进步了,在《罗亭》和《贵族之家》的时代,俄国连这几种人也没有呢!恒心和毅力,俄国人终于是缺乏的,屠格涅夫只能找到异国的青年,写出一个积极的活动的殷沙洛夫。俄国需要这样的人,当时的俄国却一个也没有!

到了《父与子》(1862年),俄国的时代已大变动了,旧时代虽没有去,新时代却来了,新旧思想已各不相容地决斗了,像贝伐尔(Pavel Petrovich)样代表“父”的时代的人,只是极顽固地死守着旧礼教,崇拜着那既成势力,像巴沙洛夫样代表“子”的时代的人,却否定一切“天经地义”。这样的“否定主义”,虽然是“虚无主义”,没有能做出什么来给人们瞧,就这样有勇气来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已经是俄国人从前无论如何不敢的了。要真能有作有为,却需等待另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