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人生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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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青年人的苦闷(1)

青年人的苦闷

今年6月2日早晨,一个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悲观与烦闷之中,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我。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所以我在那个6月2日的半夜后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觉得这个青年学生诉说他的苦闷不仅是他一个人感受的苦闷,他要解答的问题也不仅是他一个人要问的问题。今日无数青年都感觉大同小异的苦痛与烦闷,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件绝不容讳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帮助青年人解答他们渴望解答的问题。

这个北大一年级学生来信里有这一段话:

生自小学毕业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做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同时内战更打得起劲。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以及内战的惨酷,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中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做第二次亡国奴!……我伤心,我悲哀,同时绝望——在绝望的最后几分钟,问您几个问题。

他问了我七个问题,我现在挑出这三个:

一、国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如何?

二、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那里?请具体示知。

三、青年人将苦闷死了,如何发泄?

以上我摘抄这个青年朋友的话,以下是我答复他的话的大致,加上后来我自己修改引申的话。这都是我心里要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我们事事不如人: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识水准不如人,社会政治组织不如人;所以我们经过了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继续生产,所以许多烟囱不冒烟了,机器上了锈,无数老百姓失业了!

青年人的苦闷失望——其实岂止青年人苦闷失望吗?——最大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前几年太乐观了,大家都梦想“天亮”,都梦想一旦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有好日子过了!

这种过度的乐观是今日一切苦闷悲观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的心境里,当然不会想到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在胜利的初期,国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从一个垂亡的国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强国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里,更不肯去想想坐稳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难的事业。天下哪有科学落后、工业生产落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事事落后的国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强国的福分!

试看世界的几个先进国家,战胜之后,至今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免不了饥饿的恐慌。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前年11月我到英国,住在伦敦第一等旅馆里,整整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我到英国公教人员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却只用小木片向炉上点火供客。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旧的补丁的。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在第二次大战之中,英国人一面咬牙苦战,一面都明白战胜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英国必须降为二等大国,英国人民必须吃大苦痛。但英国人的知识水准高,大家绝不悲观,都能明白战后恢复工作的巨大与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

我们中国今日无数人的苦闷悲观,都由于当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够。我们在今日必须深刻地了解:和平善后要比八年抗战困难得多。大战时须要吃苦努力,胜利之后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成绩。

国家当然有救,国家的前途当然不绝望。这一次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存的几个强国,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都绝对没有侵略我们的企图。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自己今后如何努力。

正因为我们今日的种种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我们将来的恢复与兴盛决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一点一滴地努力,一寸一尺地改善。

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现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做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

今年4月16日,美国南加罗林那州的州议会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典礼,悬挂本州最有名的公民巴鲁克(Bernard M.Baruch)的画像在州议会的壁上,请巴鲁克先生自己来演说。巴鲁克先生今年七十七岁了,是个犹太裔的美国大名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的国防顾问,是原料委员会的主任,后来专管战时工业原料。巴黎和会时,他是威尔逊的经济顾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战时动员总署的专家顾问,是罗斯福总统特派的人造橡皮研究委员会的主任。战争结束后,他是总统特任的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曾出大力有大功的一个公民。

这一天,这位七十七岁的巴鲁克先生起来答谢他的故乡同胞对他的好意,他的演说辞是广播全国对全国人民说的。他的演说,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美国人民必须努力工作,必须为和平努力工作,必须比战时更努力工作。

巴鲁克先生说:“现在许多人说借款给人可以拯救世界,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觉。只有人们大家努力做工可以使世界复兴,如果我们美国愿意担负起保存文化的使命,我们必须做更大的努力,比我们四年苦战还更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准备出大汗,努力撙节,努力制造世界人类需要的东西,使人们有面包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教育,有精神上的享受,有娱乐。”

他说:“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他又说:美国工人现在的工作时间太短了,不够应付世界的需要。他主张:如果不能回到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至少要大家同心做到每周四十四小时的工作;不罢工,不停顿,才可以做出震惊全世界的工作成绩来。

巴鲁克先生最后说:“我们必须认清:今天我们正在四面包围拢来的通货膨胀的危崖上,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工作。我们生产越多,生活费用就越减低;我们能购买的货物也就越加多,我们的剩余力量(物质的、经济的、精神的)也就越容易积聚。”

我引巴鲁克先生的演说,要我们知道,美国在这极强盛极光荣的时候,他们远见的领袖还这样力劝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我们中国青年不应该想想这句话吗?

收入《独立时论集》(第一集),1948年4月北平独立出版社

拜金主义

吴稚晖先生在今年5月底曾对我说:“适之先生,你千万再不要提倡那害人误国的国故整理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提倡一种纯粹的拜金主义。”

我因为个人兴趣上的关系,大概还不能完全抛弃国故的整理。但对于他说的拜金主义的提倡,我却表示二十四分的赞成。

拜金主义并没有什么深奥的教旨,吴稚晖先生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里,曾发挥过这种教义。简单说来,拜金主义只有三个信条:

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

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

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生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

《珠砂痣》里有一句说白:“原来银子是一件好宝贝。”这就是拜金主义的浅说。银子为什么是一件好宝贝呢?因为没有银子便是贫穷,贫穷便是一切罪恶的来源。《珠砂痣》里那个男子因为贫穷,便肯卖妻子,卖妻子便是一桩罪恶。你仔细想想,那一件罪恶不是由于贫穷的?小偷、大盗、扒手、绑票、卖娼、贫贼、卖国,那一件不是由于贫穷?

所以古人说: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这便是拜金主义的人生观。

一班瞎了眼睛、迷了心头孔的人,不知道人情是什么,偏要大骂西洋人,尤其是美国人,骂他们“崇拜大拉”(Worship the dollar)!你要知道,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几个大城市里自然还有罪恶,但乡间真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西洋的普遍现状)。

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

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扦,天天到巷堂里扒垃圾堆,去寻找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

要知道,这种人连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也不肯放过,还能有什么“道德”“牺牲”“廉洁”“路不拾遗”?

所以现今的要务是要充分提倡拜金主义,提倡人人要挣饭吃。

上海青年会里的朋友们现在办了一种职业学校,要造成一些能自己挣饭吃的人才,这真是大做好事,功德无量。我想社会上一定有些假充道学的人,嫌这个学校的拜金气味太重,所以写这篇短文,预先替他们做点辩护。

原载1927年10月《文社月刊》第2卷第10册

贞操问题

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受了几千年无意识的迷信,到近几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学者正式讨论这问题的真意义。文学家如易卜生的《群鬼》和Thomas Hardy的《苔丝》(Tess)都带着讨论这个问题。如今家庭专制最厉害的日本居然也有这样大胆的议论!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

当周先生翻译这篇文字的时候,北京一家很有价值的报纸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海宁朱尔迈的《会葬唐烈妇记》(七月二十三四日北京《中华新报》)。上半篇写唐烈妇之死如下:

唐烈妇之死,所阅灰水,钱卤,投河,雉经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则其亲试乎杀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惨毒,又历九十八日之长,非所称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手。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节”的事来替唐烈妇作陪衬:

女年十九,受海监张氏聘,耒于归,夫夭,女即绝食七日;家人劝之力,始进糜日,“吾即生,必至张氏,宁服丧三年,然后归报地下。”

最妙的是朱尔迈的论断:

嗟乎,俞氏女盖闻热妇之风而兴起者乎。俞氏女果能死于绝食七日之内,岂不甚幸?乃为家人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为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间,凡一千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妇之九十乙日也。且绝食之后,其家人防之者百端。虽有死之志,而无死之间,可奈何?烈妇倘能阴相之以成其节,风化所关,猗欤盛矣!

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俞氏女还不曾出嫁,不过因为信了那种荒谬的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绝食寻死,想做烈女。这位朱先生要维持风化,所以忍心巴望那位烈妇的英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这种议论可算得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儒林外史》里面的王玉辉看他女儿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辉的女儿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辉自己“生这女儿为伦纪生色”,他看他女儿死了反觉高兴,已不在情理中了。至于这位朱先生巴望别人家的女儿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说出那种“猗欤盛哉”的全无心肝的话,可不是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吗?

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在文明国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恋爱,订了婚约,有时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个因为生时爱情太深,故情愿不再婚嫁。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国,男女订婚以后,女的还不知男的面长面短,有何情爱可言?不料竟有一种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来鼓励无知女儿做烈女,“为伦纪生色”“风化所关,猗欤盛矣”!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这不过是贞操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真相,已经与谢野晶子说得很明白了。他提出几个疑问,内中有一条是:“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