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曰,“吾国无联邦之事例,联邦之法理即为无根”,则吾所应谈之法理,而无其事例者,到处皆是矣;若一切不谈,政治又以何道运行耶?况事例吾国无之,而他国固有。以他国所有者,推知吾国之亦可行,此科学之所以重比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国之有无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当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逻辑之境而人不即觉,事后始为之说明耳。今吾饱观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后始有机会立为法理者,而吾得于事前穷其逻辑之境,尽量出之,恣吾览睹,方自幸之不暇,而又何疑焉?
罗家伦在他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一篇(《新潮》二,五)里,曾说章士钊的文章“可谓集‘逻辑文学’的大成了”。他又说,“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页八七三)这个论断是很不错的。我上文引的几段,很可以说明这种“逻辑文学”的性质。
章士钊同时的政论家——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等,——都朝着这个趋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觉的造成一种修饰的,谨严的,逻辑的,有时不免掉书袋的政论文学。但是这种文章,在当日实在没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卖气力;读的人也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因此,这种文章的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的人。当他们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蒲浩,引蒲徕士,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法律的问题的时候,梁士诒、杨度、孙毓筠们早已把宪法踏在脚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里,把中华民国的国体完全变换过了!洪宪的帝制虽不长久,洪宪的余毒至今还在,而当日的许多政论机关都烟销云散了。民国五年(1916)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这种政论文学的忽然消灭,我至今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甲寅》最后一期里有黄远庸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个政论大家的最后忏悔。他说:
远本无术学,滥厕士流,虽自问生平并无表见,然即其奔随士夫之后,雷同而附和,所作种种政谈,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盖由见事未明,修省未到,轻谈大事,自命不凡;亡国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后第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如足下所谓存其在我者,即得为末等人,亦胜于今之一等脚色矣。
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甲寅》一,十)
这封信,前半为忏悔,后半为觉悟。当日的政论家苦心苦口,确有很可佩眼的地方。但他们的大缺点只在不能“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这一句话不但可以批评他们的“白芝浩——戴雪——哈蒲浩——蒲徕士”的内容,也可以批评他们的精心结构的政论古文。黄远庸的聪明先已见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悬想将来的根本救济当从提倡新文学下手,要用浅近文艺普遍四周,要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章士钊答书还不赞成这种话,他说:“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黄远庸那年到了美国,不幸被人暗杀了,他的志愿毫无成就;但他这封信究竟可算是中囯文学革命的预言。他若在时,他一定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同志,正如他同时的许多政论家之中的几个已做新文学运动的同志了。
09
以上七节说的是这五十年的中国古文学。古文学的公同缺点就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那无数的模仿派的古文学,既没有我,又没有人,故不值得提起。我们在这七节里提起的一些古文学代表,虽没有人,却还有点我,故还能在文学史上占一个地位。但他们究竟因为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
现在我们要谈这五十年的“活文学”了。活文学自然要在白话作品里去找。这五十年的白话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说。直到近五年内,方才有他类的白话作品出现。我们先说五十年内白话小说,然后讨论近年的新文学。
这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出的真不在少数!为讨论的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作南北两组:北方的评话小说,南方的讽刺小说。北方的评话小说可以算是民间的文学,他的性质偏向为人的方面,能使无数平民听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也没有什么浓挚的经验。他们有口才,有技术,但没有学问。他们的小说,确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了,可惜没有我,所以只能成一种平民的消闲文学。《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书,属于这一类。南方的讽刺小说便不同了。他们的著者都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经验的文人。他们的小说,在语言的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说那样漂亮活动;这大概是因为南方人学用北部语言做书的困难。但思想见解的方面,南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含有讽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既能为人,又能有我。《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广陵潮》,……都属于这一类。(南方也有消闲的小说,如《九尾龟》等。)
我们先说北方的评话小说。评话小说自宋以来,七八百年,没有断绝。有时民间的一种评话遇着了一个文学大家,加上了剪裁修饰,便一跳升做第一流的小说了(如《水浒传》)。但大多数的评话——如《杨家将》《薛家将》之类,——始终不曾脱离很幼稚的时代。明、清两朝是小说最发达的时期,内中确有好几部第一流的文学。有了这些好小说做教师,做模范本,所以民间的评话也渐渐的成个样子了,浙渐的可读了。因此,这五十年的评话小说,可以代表评话小说进步最高的时期。当同治末年光绪初年之间,出了一部《儿女英雄传评话》。此书前有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都是假托的。雍正年的序内提起《红搂梦》,不知《红楼梦》乃是乾隆中年的作品!故我们据光绪戊寅(1878)马从善的序,定为清宰相勒保之孙文康(字铁仙)做的。文康晚年穷困无聊,作此书消遣。序中说“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可知文康死于同治光绪之际,故我们定此书为近五十年前的作品。《七侠五义》初名《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今本有俞樾的序,说曾听见潘祖荫称赞此书,“虽近时新出而颇可观”。俞序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故定为五十年中的作品。此书原著者为石玉昆,但今本已是俞樾改动的本子,原本已不可见了。石玉昆的事迹不可考,大概是当日的一个评话大家。又有《小五义》一部,刻于光绪十六年(1890);《续小五义》一部,刻于同年的冬间。此二书据说也都是石玉昆的原稿,从他的门徒处得来的。《续小五义》初刻本,尚有潘祖荫的小序,说他捐俸余三十金帮助刻板。这也可见当日的一种风气了。《续小五义》之后,近年来又出了无数的续集,此外还有许多“公案”派的评话,但价值更低,我们不谈了。
《儿女英雄传》的著者虽是一个八旗世家,做过道台,放过驻藏大臣,但他究竟是一个迂陋的学究,没有见解,没有学问。这部书可以代表那“儒教化了的”八旗世家的心理。儒家的礼教本是古代贵族的礼教,不配给平民试行的。满洲人入关以后,处处模仿中国文化,故宗室八旗的贵族居然承受了许多繁缛的礼节。我们读《红楼梦》,便可以看见贾府虽是****腐败,但表面上的家庭礼仪却是非常严厉。一个贾政便是儒教的绝好产儿。《儿女英雄传》更迂腐了。书里的安氏父子,何玉凤,张金凤,都是迂气的结晶。何玉凤在能仁寺杀人救人的时节,忽然想起“男女授受不亲”的圣训来了!安老爷在家中捉到强盗的时候,忽然想起“伤人乎?不问马”的圣训来了!至于书中最得意的部分——安老爷劝何玉凤嫁人一段——更是迂不可当的纲常大义。我们可以说,《儿女英雄传》的思想见解是没有价值的。他的价值全在语言的漂亮俏皮,恢谐有味。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此书,都是绝好的记录。《儿女英雄传》有意模仿评话的口气,插入许多“说书人打岔”的话,有时颇讨厌,但有时很多诙谐的意味。例如能仁寺的凶僧举刀要杀安公子时,忽然一个弹子飞来,他把身一蹲。
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来得更快,噗的一声,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那东西进了眼晴,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后脑杓子的脑瓜骨,咯噔的一声,这才站住了……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哟一声,往后便倒。囗啷啷,手里的刀子也扔了。
那时三儿在旁边,正呆呆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这回刀尖出彩;只听咕咚一声,他师傅跌倒了。吓了一跳,说,“你老人家怎么了?这准是使猛了劲,岔了气了;等我腾出手来扶起你老人家来啵?”才一转身,毛着腰,要把那铜镟子放在地下,好去搀他师傅,这个当儿,又是照前噗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他左耳朵眼儿里打进去,打了个过膛儿,从右耳朵眼儿里钻出来,一直打到东边那个厅柱上,吧挞的一声,打了一寸来深,进去嵌在木头里边。那三儿只叫得一声“我的妈呀!”——镗——把个铜镟子扔了,——咕咭——也窝在那里了。那铜镟子里的水泼了一台阶子。那镟子唏啷花啷一阵乱响,便滾下台阶去了。(第六回)
这种描写法,虽然不合事实,却很有诙谐趣味;这种诙谐趣味乃是北方评话小说的一种特别风味。
《七侠五义》也没有什么思想见地。他是学《水浒》的;但《水浒》对于强盗,对于官吏,都有一种大胆的见解;《七侠五义》也恨贪官,也恨强盗,——这是北方中国人的自然感想,——但只希望有清官出来用“御铡三刀”和“杏花雨”的苛刑来除掉那些赃官污吏;只希望有侠义的英雄出来,个个投在清官门下做四品护卫或五品护卫,帮着国家除暴安良。这是这些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公同见解。但《七侠五义》描写人物的技术却是不坏;虽比不上《水浒传》,却也很有点个性的描写。他写白玉堂的气小,蒋平的聪明,欧阳春的镇静,智化的精细,艾虎的活泼,都很有个性的区别。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写白玉堂结交颜昚敏一节,又痛快,又滑稽,是书中很精采的文字。书中有时也有很感慨的话,如第八十回写智化假装逃荒的,混入皇城作工的第一天:
按名点进,到了御河,大家按挡儿做活。智爷拿了一把铁锹撮的比人多,掷的比人远,而且又快。傍边做活的道,“王第二的,你这活计不是这么做”。智爷道,“怎么?”傍边人道,“俗语说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儿的蹭。’你要这么做,还能吃的长吗?”智爷道,“做的慢了,他们给饭吃吗?”傍边人道,“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智爷道,“既是这样,俺就慢慢的。”
这种好文章,可惜不多见;不然,《七侠五义》真成了第一流的小说了。《小五义》与《续小五义》有许多不通的回目,中间又有许多不通的诗,大不如《七侠五义》。究竟这种幼稚的本子是石玉昆的原本呢?或者,那干净的《七侠五义》大体代表石玉昆的原本而《小五义》以下是假托的呢?那就不容易决定了。《小五义》以下精采甚少,只有一个徐良,写的还有趣。我们不举例了。
南方的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初刻于乾隆时,后来虽有翻刻本,但太平天国乱后,这部书的传本渐渐少了。乱平以后,苏州有活字本;《申报》的初年有铅字排本,附有金和的跋语,及天目山樵评语。自此以后,《儒林外史》的通行遂多了。但这部书是一种讽刺小说,颇带一点写实主义的技术,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英雄儿女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但这部书在文人社会里的魔力可真不少!一来呢,这是一种创体,可以作批评社会的一种绝好工具。二来呢,《儒林外史》用的语言是长江流域的官话,最普通,最适用。三来呢,《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