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传销者的说法，行业是他们翻身的机会，听起来像是一个消灭了阶级的公平社会，而事实上，每个传销团伙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黑社会，领导至尊，下属至贱，除了有限的几个大头目，绝大多数人都得跪着生活。
很多团伙都有“树立”之说，就是要绝对维护领导的权威，领导说什么都要认真聆听，领导走到哪儿都得热烈欢迎，还要给领导洗衣服、擦皮鞋，早上起来给领导挤牙膏、递毛巾；睡前给领导打洗脚水、递擦脚布……其卑躬屈膝之姿态，胁肩谄笑之表情，即使不算奴隶，也是丫鬟仆役一流。
甚至连吃饭抽烟这等小事都有等级，像我这种实习业务员地位最低，相当于蒙元时期的“南人”，或者是印度种姓里的首陀罗，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不能擅自行动，每次出门都要有人监视，抽烟只能抽两块钱的“雄狮”；普通经理地位高一些，至少行动上有点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可以抽美味的“红山茶”，这烟五块钱一包，算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每每见有大人物捧着红红的烟盒睥睨斜视，神态就像浅薄女郎挎了个新买的LV皮包；如果能当上“支点经理”，那就算进了上流社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抽什么就抽什么，这些人矜持得很，轻易不会跟我辈下等人一起用餐，偶尔来一次也是面目狰狞，表情凌厉，恨不能在脑门上刺上四个大字：我是牛×。这些家伙行踪诡秘，平日里只是单线联系，比油浸的泥鳅还要狡滑，能抓住一个，也抓不住一窝。而最大的“网头”就坐在黑暗中，坐在所有人背后，就像奥维尔在《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他控制一切，可从来没人见过他。
传销者梦想着翻身，到头来却成了恶棍的奴隶，当他们习惯了跪着的生活，就会渐渐忘记那个让他们翻身的承诺。这样的事所在多有，我的经验是：如果广告吹得太厉害，产品肯定不合格；动人的口号往往无益于真正的幸福，对那些听起来太美好的事情，能不信就尽量不信。
房中的罗一平和胡素珍都来自河南山区，两位老人都很和气，对人也亲切，批斗立华那晚他们都在，可谁都没说话，静静地听着，胡阿姨的样子还有点害怕。她信上帝，每到周末就出去，回来后还给我们唱歌，她的嗓音很美，歌声中有一种圣洁和天真的东西，看她倚在门边轻声歌唱，我常会有种错觉，仿佛置身江南水乡，在田田莲叶中看见了一个拈花娇羞的采莲姑娘，甚至会想起吴梅村的诗：“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这首诗是写陈圆圆的，她当然没那么漂亮，可气质自有动人之处。
胡阿姨是重庆人，十七八岁被人贩子拐到了河南。关于这段经历，她一直不肯细说，但我相信，那注定是一场饱含血泪的辛酸之旅，多少屈辱，多少折磨，她默默地忍了下来。那时的她肯定很漂亮，而罗老汉还没有老，借了几百块把她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下来。那时他们彼此陌生，也没有举行婚礼，像两棵被风吹到一起的芦苇，在人间无声地活了下来。两年之后，这个案子破了，政府把她送回老家，可那时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她在重庆住了十几天，也哭了十几天，始终放不下孩子，于是背起行囊，告别故乡亲人，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河南，那时罗老汉正抱着孩子在家里哭，她接过孩子，拍拍他的手，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岁月在他们的头上撒满雪霜。
她命好，遇到的是一个温柔而善良的男人。也许是因为家里太穷，也许是因为觉得始终亏欠于她，罗老汉一生都很珍惜这个买来的妻子。在我们同住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给她打洗脚水，先倒热水，然后兑些凉水，再伸手试试凉热，如果温度正好，他就会笑起来，神情温柔而甜蜜。他端着盆走进房间，与她相视而笑，就坐在旁边笑吟吟地看她洗脚，有时也会聊上两句，慢声细气的，家长里短，瓜田桑园，温馨而又宁静。等她洗完，水已经凉透了，他很节约，也不肯麻烦人，就用冷水给自己洗。
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给她打了三十年的洗脚水，三十年间几乎没间断过。如果她不高兴，他就尽可能地哄她开心；如果她不舒服，他就衣不解带地喂药喂饭，他们俩都不是多话的人，油灯下，草屋中，三十年的光阴无声流逝，轻得像纸，重得像山。现在两人都已经老了，可在他眼中，她依然是当年那个跟在人贩子身后一脸羞怯的少女。他倾家荡产买了她，从此对她好了一辈子。他欠了她一个婚礼，就用三十年的温柔呵护来偿还。一盆水微不足道，可三十年的深情铭心刻骨。用胡阿姨自己的话说：“虽然我是他买的，可我自己也愿意，能跟他一起过三十年，这辈子也值了。”
搬来后的第二天，罗老汉给她打了洗脚水，陪她洗完了脚，然后端着盆来到客厅，那时我也在，看了这情景心中温暖，说你们两口子感情真好，他点头微笑：“咳，活着嘛。”说完低头脱鞋，颤巍巍地把脚伸进那盆早已凉透的水中，我看了一眼，心头蓦地一酸，眼泪都差点掉下来，那是一双多么美丽的脚啊，骨节粗大，布满老茧，两只袜子破得不成样子，十个脚趾头全部露着，在略见浑浊的水中显得格外苍白。我低头不语，心想如果我会作画，一定要把这双脚画下来，名字就叫“父亲的脚”。那是我们在世间最温暖的依靠，如此贫穷，却又如此动人。
他洗完脚，又蹲在地上洗袜子，先洗妻子的，后洗自己的，他好像有点腰疼，洗两下就捶捶后背，那两双袜子都很破，他怕洗坏了，动作十分轻柔。我一直盯着他看，他不好意思了，抬起头腼腆地笑：“破了，还能穿，还能穿。”
我们住在闹市，走出几十米就有卖袜子的，十块钱可以买七双。他连一双袜子都不舍得买，却甘愿把终生的积蓄全都交到了骗子手中。
我最初混进这个团伙只是出于好奇，可住得越久，想做点什么的心情就越强烈，看了罗老汉夫妇和更多善良的人的遭遇之后，我渐渐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团伙打掉。此后每去一个新的窝点，我都会把门牌号悄悄地记下来，团伙中没有私人空间，不能写在纸上，只能借上厕所的机会写成短信草稿，一天天下来，手机里的地址越记越多，列了长长的一排。
有一天吃过晚饭，收到了移动公司发来的一条系统短信，我拿出来看了一眼，刚想装回兜里，李新英笑嘻嘻伸手：“郝哥，你这个手机挺漂亮的，我看看。”我吓坏了，可又不能不给她，硬着头皮把手机交出去，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她在那儿摆弄，只感觉头皮阵阵发麻，心里也在紧急地盘算对策，好在她没有仔细翻查，很快把手机还了回来，我心里怦怦直跳，想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赶快找机会把这些地址发出去，留在手机里实在太危险了。
一天后，小琳照常带我在街上闲逛，走到中心广场，遇到了大学生郑杰，他是来收费的，我在第一套房里住了十四天，包括房租、水电和吃饭，总共收了我二十四元，平均每天一块多钱。刚把他送走，迎面又来了一对男女，小琳跟那女孩很熟，手拉着手聊得不亦乐乎，大概是有些话题不想让我听到，小琳笑着把我支开：“郝哥，你自己在附近转转吧，别走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