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九龙山村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和研究，是我2006年8月在主持完成了《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摸式研究》后的必然。在武义进行新农村建设考察的日日夜夜中，武义最今人感动、赞叹、惊呀和敬佩的工作就是4万农民下山脱贫。对此，《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6日专门发表了《光明日报》记者柳霞和通迅员徐桂兰、高济敖的《四万农民下山记》，对武义的下山脱贫作了报导，并配发了照片：
山上的穷日子
在浙江省武义县境内，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有101座。该县南部山区崇山峻岭之间，居住着8万人，其中有4万人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发展环境特别艰难。这些贫困人口，一直存在着“七大难”出门行路难、儿童上学难、青年娶亲难、有病求医难、邮电通讯难、用水用电难、发展经济难。
海拔1041米的九龙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七难”村，在山上，村里的人过着“砍砍柴火烧烧饭、砍砍木头烧烧炭”的日子。1995年该村人均收入308元，全村有42个光棍汉，7年没有一户娶过亲，6年没有出生过一个小孩，全村人口10年间下降了9％，5年没有一个高中生。
长久以来，为了让山区人民早日脱贫，各级党委、政府想了不少办法，也积极进行了多种努力，给钱给物、无偿捐助、挂钩扶贫、开发扶贫……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贫困山村的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修了桥铺了路。长期从事乡村人类学研究的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武义的脱贫之路作了解读：“这一时期的扶贫走过了两个阶段：一是输血阶段，直接向贫困地区输送扶贫资金和物质，实际上是救济扶贫，其结果是能救一时‘火’、难解长远困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等、靠、要’思想。二是造血阶段，即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新兴产业，搞活经济。然而，对于那些‘地无三尺平’、‘打个电话都要跑几里路’，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的深山僻坳，‘血’却很难造出来。”前些年武义县里在山区搞‘造血’扶贫，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严重制约，结果只能搞木材加工。到头来，农民没有富起来，反而把昔日长满树林的山坡开发成荒山秃岭，对自然环境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农民说：修一条路，毁一片林，穷一个村。
最终，武义选择了“换血”战略。就是让村民迁移下山，到平原安家定居，永远告别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贫穷高山，把过去的“血”换成今天的新鲜血液。
“下山才几年，跨越几百年”
1993年起，武义县在全国率先吹响下山脱贫号角，尝试探索异地致富新路。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该县投入下山脱贫扶持资金1亿多元，建设下山脱贫点（村）近百个。至今全县已有328个自然村、14315户、43729人下山脱贫。下山后，这些穷了几百年的农民，迅速融入山下的现代文明。2005年，武义下山脱贫村农民人均纯收入4160元，比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42%。
人们用四句话来形容武义人下山后的变化：从“糠箩”跳到“米缸”；从山民变成市民；移民给镇村带来兴旺；下山使生态得以维护。
如今，武义下山脱贫经验已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内外开花结果。各地纷纷动员穷居在高山、深山里的农民们举村搬迁，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仅浙江省，近年来就有100多万农民下山脱贫。
将成千上万原先最穷的人变成富得最快的人，“武义扶贫经验”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各级领导、专家纷纷给予充分肯定。武义下山脱贫的成功范例，被纳入《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10年》画册，作为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地球峰会”的交流材料。2004年5月，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召开，武义下山脱贫经验作为典型在大会上作书面介绍。
“下得来”、“稳得住”、“富得起”是关键
村民葛春妹一家搬到山下建起了新居。
十多年来，武义已下山脱贫的村庄，没有一村一户重新搬回山上。
武义下山移民能“下得来”、“稳得住”、“富得起”，主要得益于武义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的“工业强县、开放兴县生态之县”等一系列“富县”战略。武义周围，是经济十分活跃的义乌、永康、东阳等县市。武义人及时捕捉住了发展良机。他们很快在交通便利之地，推平丘陵山地，整理出大片廉价土地，形成工业开发区。敦促政府各部门形成细心服务企业的风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形成“洼地效应”。短短几年间，经济发达地区到武义安家落户的企业达1000多家。工业园区面积增加到17．59平方公里。200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132亿元。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在全国的排名快速提升，2004年列全国189位。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凭借巧妙的嫁接，迅速蜕变出工业县雏形，走上了新型的发展之路。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顾益康教授，从农村工作的视野出发，十几年来一直关注着武义的下山脱贫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很有感触地说：“武义最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说明了一点：一个山区的县，也可以利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契机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是没有想到的。山区怎么样搞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三化’是带动山区现代化很重要的因素，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武义回答了下山移民如何跟工业化结合的问题，这是能够给全国提供借鉴的经验。前年我们在上海世界扶贫大会上，介绍了武义的经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肯定，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一条扶贫途径。”
武义“三化”，得益于诸多因素。特别是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为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顾益康教授说：“如果没有工业园区，没有县城的扩大，没有我们中心镇的培育，武义怎么实现下山移民？武义的农民增收怎么来？实际上，武义自觉不自觉地统筹了城乡发展，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来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探索了比较好的一条路子。”
关键在于及时把握住了实施下山脱贫的历史最佳机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曹绵清教授长期关注中国乡村问题。他的着作《黄河边上的中国》出版后，他又将学术的目光转向了历史，深入探讨中国乡村建设的轨迹。他认为，下山脱贫不能搞简单的模仿。前些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也搞过下山脱贫工程。但许多农民下山后不久又回去了。因为农民下山后还是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的土地已经人满为患，结果大家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发生了更激烈的竞争。
曹锦清说，武义下山脱贫的成功之处，关键在于武义及时把握住了实施下山脱贫的历史最佳机遇。武义县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得下山后的农民有机会可以进入现代工商业，让他们在市场里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在专程考察了武义的经验后说：“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能否在农村创造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他认为，武义下山脱贫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其最大的意义是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