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一伍柳派（北派） 王常月（1622～1680年），号昆阳子，山西长治县人，是龙门派六祖赵复阳的弟子，龙门派七祖。他是全真教公开传戒的第一人。他的传戒活动得到了清廷的许可和支持，各地受戒者很多，造成了龙门派的中兴之象。他的著作有《龙门心法》（一名《碧苑坛经》）二卷、《初真戒律》一卷、《钵鉴》五卷等。其弟子吕守璞、黄守中在他之后继续传教，使得龙门派成为清代全真教中的最大支派。
王常月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早期全真教思想的复归。他以精严戒行为基础，致力于明心见性，尤其强调守戒：“戒是全真第一关（《初真戒律》）。龙门派所传的戒，仿照佛教的沙弥、比丘、菩萨三戒，分为初真、中极、天仙大戒三等。初真戒包括“太上老君所命积功归根五戒”、“虚皇天尊所命十戒”、“女真九戒”，戒条比较简单。中极戒有三百条，就显得复杂一些。但这两级戒都是南北朝时代以来道教的传统戒条。
天仙大戒包括“元始天尊说天仙无极大戒”等。在《龙门心法》中，王常月汲取佛教戒、定、慧三学的思想来解释这三等戒，提出，初真戒是修戒，拘制身之行为；中极戒是修定，灭除心中的妄念；天仙戒是修慧，解除执著。三级戒渐次使人“反妄归真”。这三级戒都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本，以禁欲为核心。在作用上与理学相表里。正如吴太一《初真戒律》中说：“唤是道法，恰是儒规。唤为道法，即是王法。……明有王法，幽有道法，道律治己，王律治人。二者表里，以扶世教”（《道藏辑要》张集七）。由此出发，王常月强调要修仙道，得先修人道，要从人世间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日用常行之理”（《龙门心法》）做起。
从对持守戒律的强调出发，王常月对早期全真教思想的复归，主要是向全真教北宗的思想复归。因为后来全真教的发展，在思想轨迹上是倾向于南宗的先命后性、重视修命炼气，轻明心见性。王常月可谓对这种倾向的反拨。他在《龙门心法》中说：“出生死法，只在身上这点真心之内。##这个“真心”就是先天的元神。他认为，修炼就是要“看透父母未生我之前何处安身立命”。明心要在日常生活中持戒摄心，使得妄念灭除，直至“忘情的忘法都忘，绝念的绝法都绝，两机俱忘绝”，真心自然就显露出来，自然就是铅****降，炼精化气，因为“命在性中”，了性自然了命。
如果“妄论三田精气，盲猜九窍枢机”，是“把一个太极混沦，穿残凿破，认假名为实用，指譬喻而作功夫”。他也反对肉体成仙，认为“身假心真，心假性真”，肉体总是要死的，真性法身方可永存，也才是值得追求的终极目标：“色身纵留万年，止名为妖，不名为道”。
王常月非常强调真实笃行，踏实践履。他门下的弟子也多受此影响，出现了陶靖庵、周太朗、范太清、高东篱、沈一炳等一大批高道。
龙门派另一支派的第七代律师沈常敬（1523～1653年），与王常月同时，门庭也比较兴盛。通过王常月和沈常敬的工作，全真教，尤其是龙门派的活动，在清代遍及全国各地。伍冲虚（1565～1644年）字守阳，是王常月的弟子，出身儒家，精通佛学，著作有《天仙正理直论》、《仙佛合宗语录》。他注重三教圆融，强调内丹功法，对内丹修炼的叙述明白晓畅。
其弟子有柳华阳、伍太虚、伍太初、李羲人、朱太和、朱星垣等。
柳华阳原是僧人，后拜伍冲虚为师，著有《金仙证论》、《慧命经》。
柳华阳以道释佛，其功法思想继承了伍冲虚的思想，故后人把他和伍冲虚合称“伍柳派”。伍柳派提倡仙佛合宗，以金丹释禅宗，主张内丹要性命兼修，认为“仙道简易，只神炁二者而已”。修长生之主是神，然神必须得炁定基。柳华阳说：“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他以这种道德体用观指导修炼，强调“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的《金仙证论》对炼丹的次序和各个步骤，均有比前人的叙述详细的地方。
刘一明（1734～1821年），号悟元子、素朴散人，曲沃（山西闻喜县东北）人，家财万贯，却一心向道，弃家结庐于栖云山（今甘肃兰州市东南），潜心研究内丹，兼通医药，追随他学习的人很多。他的著作有《道书十二种》。
刘一明对道的阐释比前人更加简易明白，而且多有自己的创新之处。
例如，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就道之用言；无形无象，是就道之体言。太极未分之时，道包阴阳；太极既分之后，阴阳生道。……道者阴阳之根本，阴阳者道之发挥。所谓太极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成太极，一而二，二而一也。”以太极剖判为界，把太极未分之前的道与阴阳的关系解释为“道包阴阳”，指向万物发生的过程，即“一而二”的关系。把太极已分之后的道与阴阳的关系解释为“阴阳生道”，指向道由阴阳来表现的本体论，即“二而一”的关系。
刘一明把《易》视为丹经之祖，以易学证丹道。
刘一明的三教合一思想在内丹家中显得非常突出。他不仅是一般地主张三教同源，而且在炼丹的各个环节都融合儒（以朱熹理学为主）、佛、道三家思想进行解说。他把性、命分为两种：“性有天赋之性，有气质之性；命有天数之命，有道气之命。天赋之性，良知良能，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气质之性，贤愚智不肖，秉气清浊邪正不等者也。天数之命，天寿穷通，富贵困亨，长短不一者也。道气之命，刚健纯粹，齐一生死，永劫长存，天地不违，阴阳不拘者也。天赋之性为真，气质之性为假。道气之命为真，天数之命为假。……修道者若知修天赋之性，以化气质之性，修道气之命，以转天数之命，性命之道得矣。”这里承袭朱熹理学思想甚多。刘一明又分身、心为两种，人之肉身为幻化之身，心为幻化之心，是七情六欲所自出，也是丧失性命之根由。另有“真正之身”是“法身”，是成道之种；“真正之心”是“天心”，是性之所寄。只有这真正之身、心，才是修丹的基础，“知此身心，以修性命，则了性了命，易如反掌##（同上）。这里显然受佛教的影响很深。依托真正之身，发明真正之心，改气质之性为天赋之性，化天数之命为道气之命，这就是刘一明内丹思想的总纲。
刘一明主张陛命双修，但比较倾向于全真教南宗，强调先“锻去后天余阴”，凝结圣胎，再行性功，“进出清静法身”，复归无极。刘一明根据人的素质而把修丹者分为上、中、下三种，认为他们分别适合于修炼由性修命、顿悟渐修的“自在法”，由渐而顿的“权度法”、从一切艰难苦恼处狠力磨练的“功磨法”。他重点阐述了中品权度法。该法有九个步骤：堪破世事、积德修行、尽心穷理、访求真师、炼己筑基、和合阴阳、审明火候、外药了命、内药了性。炼己筑基重在惩忿窒欲，克己复礼，必须通过****、恩爱、荣贵、财利、穷困、傲气、嫉妒、暴躁、懒惰等等五十个关。他深受理学思想影响，把刚、柔、诚、信、和、静、虚、灵作为内炼八要。刘一明的这些论述，把内丹修炼理论阐述得比较深入细致。
中派与黄元吉
中派的渊源可追溯至元代的李道纯，他提倡守“中”，为中派学说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明代，尹真人高弟著《性命圭旨》，以“中”为本体，阐扬了李道纯的内丹思想。清代，黄元吉撰写了《乐育堂语录》、《道德经注释》等书，把中派的思想作了集大成的阐发，中派至此成型。黄元吉的丹法的核心是中黄直透，不用循身后的督脉升而顺身前的任脉降，不讲开合，不用面壁功夫，即可飞升。这是一种颇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的功法。闵小艮，字一得，是龙门派第十一代道士，著作有《古书隐楼藏书》、《金盖心灯》，他也修中黄直透法，显然与黄元吉有渊源关系。
西派与李西月
李西月，清代嘉靖、道光年间四川乐山人，名平权，号涵虚、长乙山人。据说他曾经遇到张三丰，被授予丹诀。传说云游峨眉山时又遇到吕洞宾，也被授予内丹秘诀。他隐居修炼多年，丹成得道。李涵虚著有《太上十三经注释》、《无根树注解》、《道窍谈》、《先天串述》、《后天串述》、《三车秘旨》、《海山奇遇》等，与明代陆西星的东派相对，自立西派。他的思想宗承陆西星而又有独到之处。西派与东派同样主张阴阳双修，但西派更加强调清静自然，对宋明间流传于世的三峰采战（非张三丰丹法）这类房中邪术的攻击不遗余力。西派的内丹理论层次比较多，内丹功诀与东派相比，程序、步骤更清晰，描述更准确，但也显得繁琐复杂，有的阶段的划分显得人为的痕迹太重。李西月把道分为先天与后天，把传统的后天修炼中的筑己功夫具体化为开关、筑基（分大小两种）、得药（把药物分为三层）、炼己（内外两个方面）四个层次，把炼心剖析为九个层次，形成比前人深入细致而又别具一格的内丹理论。李西月留有传代九字：“西道通，大江东，海天空。##可惜在他之后西派的传承不明。
仙经万卷重重说，道在常人日用间
——道教理论的普及
上一章已经说过，明代中期以前，道教的道已圆融，道与术之间的关系也圆融了。所以，明代中期之后，道教学者们所能做的，就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把道教哲理通俗化，把实践操作的应用理论精致化、细密化、公开化，以后者为主。后者表现在，明代中期之后道教各宗派的修炼步骤、程序的划分越来越精致、细密，道书中的隐语大量减少，讲解应用理论时类似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把人引向顿悟但又往往误导人的意向性的描述大大减少了，各宗派自己特有的专用术语也有所减少，不再如明代中期之前那么高度强调选徒授人的道德至上、悟性为先，授徒也不再遵循“传子不传人”、“传男不传女”、把道教修炼知识当作私有财产的家长制式的保守、落后的训令。此外，深受朱熹哲学影响导致道教变得更加世俗化，本有的“傲然脱冠带，改换人间情”、“不事王候，高尚其事”的“仙风道骨”逐渐淡化。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道教学者们是进行道教的普及工作。
明清两代，道教义理通俗化、世俗化，脱离道教教团而普及到民间，大部分人不进道观，不依靠道士，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靠道德修养信奉道教。这一点的重要表现是道教劝善书的流行在明清两代达到了鼎盛阶段。
这一时期流行的劝善书主要是《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理》、《文帝教经》、《玉定金科》、《警世功过格》、《劝世功过格》、《东园语录》等等。这些劝善书通俗易懂，核心内容都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但以神灵降谕的形式布告，以神灵督察、奖善罚恶的说教予以恐吓、劝诱，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大的教化作用。明清时期道教世俗化的再一个表现是民间祈神、扶乩活动很盛行。民间所祈的神，主要是龙王、火神、山神、土地神、财神、送子娘娘等，还有各个行业的职业神。这些神随着汉族人的流衍遍及全国各地。与祈神相适应，扶乩也作为人神沟通的重要渠道．非常盛行。明清时期所出的不少道书，如《金华宗旨》、《唱道真言》等，都是假乩而降临的。祈神、扶乩作为信仰活动，同样具有伦理教化的作用。
明清时期，被通俗化了的道教内丹术传播到社会上，对儒学、中医药、气功养生、民间宗教、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批儒学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受道教影响。元代理学大师吴澄与道士交往甚多，明代早期的陈献章（白沙）、娄琼均受道教思想影响，明代儒生习炼内丹的不少。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自幼对道教有浓厚的兴趣，身体力行地修炼内丹而且颇有成就。王阳明只活了五十七岁，却自称有三十年是在道教内丹术的修炼中度过的。他的心学思想受道教内丹学影响之深，与其说是儒学，不如说是道学，准确地说，他的思想的实质是道体儒用。在王阳明的影响下，心学的一大批弟子和传人，如王畿、罗洪先、朱得之、王宗沐、方与时、罗汝芳、陆澄、王嘉秀、萧惠等也修炼内丹并以内丹学思想来证心学，在思想上受道教影响也很大。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也曾经向净明道士胡清虚学习。明代末年儒生林兆恩创立三一教，其学中包括传自道士卓晚春的内丹术。清代初期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精于内丹，他写的《渔鼓词》就是专咏内丹之事的。道教内丹学对儒学养生的影响，见于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周履清的《夷门广读》，王圻的《三才图会》，冷歉的《修龄要旨》。道教内丹学对中医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之见于胡文涣的《养生导引法》、《修甄秘要》，万全的《养生四要》、《保命歌括》，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尤乘的《寿世青编》，陈继儒的《养生肤语》，杨继州的《针炙大成》等等。
明清两代是民间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受道教内丹学的影响，武术界把“外炼筋骨皮，内炼精气神”作为根本的原则。太极拳本来就是张三丰所创立的，这时分化出一些不同的拳种，如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等。
形意拳、醉拳等也与道教内丹学关系很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