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竞阶段的道教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
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
——阮籍《怀》五十八
春秋战国、秦至西汉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各种方术和鬼神崇拜在民间很有市场。秦的覆亡，就直接原因来说主要是农民起义，但真正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都争相为统一天下服务，但除了法家帮助秦成功外，其它各家都没有获得充分施展的政治舞台。秦王朝的很快覆亡说明法家思想的局限性很大。刘汉王朝建立之后，在形势的催逼下，不得不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过这也是统治阶层总结了他们之前的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最后选择了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也表现出了不少弊端，土地兼并加剧引起了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现象，需要中央政府发挥强有力的调节控制作用，单纯运用黄老道家思想治理天下已经不合适宜了。注重稳定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响应这种需要开始逐步抬头。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稳定社会秩序固然要依靠理性的教化，但作用毕竟有限。此时，民间颇有市场的鬼神迷信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观·彖》）和先秦墨家的“天志”、“明鬼”的思想得到了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认同，他们开始大搞祭祀各方神灵的活动。在这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哲学。这种本为儒家思想的哲学结合了一定的神道设教的成分，如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和善恶报应，比较切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因而被统治者采纳。董仲舒哲学本来就有比较鲜明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发展到西汉末期，很快与秦代就已经产生，到西汉末年盛行的谶纬迷信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神道设教的威力，也为各种鬼神迷信、方术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宗教的滋生制造了很好的温床。
“谶”，是一种用隐秘的语言来“预决吉凶”的迷信。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就已经利用了这种方术。后来它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东汉光武帝刘秀，大肆利用西汉末期已流行的谶文来夺得了皇位。继承董仲舒把儒学宗教化的一批儒生，也造出了孔子有“董仲舒乱（整理）
我书”的谶记，来神化孔丘和吹捧董仲舒。于是对董仲舒的哲学理论作进一步发挥而编造出来的一大批“纬书”相继出笼。“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由儒生们根据统治者的意志，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演绎而成的神秘说教。例如六经加《孝经》就有七纬，《易纬》有《乾凿度》、《稽览图》等，《书纬》又有《考灵耀》、《刑德放》等，共有三十六种之多。“谶记”和“纬书”流行于两汉之际，成为统治阶级愚弄欺骗人民、互相争权夺利的一种有效工具。刘秀坐上皇帝宝座后，便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正式把谶纬神学定为官方哲学。谶纬神学中有关天人感应目的论以及社会政治伦理的思想，后来在汉章帝于公元79年亲自主持的白虎观会议上得到确认，并被进一步系统化为《白虎通义》一书，作为皇帝钦定的法典，颁布全国施行。
《白虎通义》引证了很多“谶”、“纬”，把它们与董仲舒思想揉合起来，加以发挥，形成一套符合统治者需要的貌似理论的思想体系。在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上，《白虎通义》步董仲舒后尘而扩展了阴阳五行学说，主张无形的元气产生有形的事物，有了自然界，接着出现了人类社会，而这一切的本源都是主宰万物的“天”。在这个世界观的框架中，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和万事万物的生死荣枯都是天意的安排。三纲、六纪以至妇女三从等伦理教条是符合阴阳五行原理的，它们都是有意志的天地、阴阳、五行的自然体现，天经地义，如果违背了，天就要降下灾害来惩罚。为了扩大这些教条的威力，增强人们遵从这些教条的自觉性，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谶纬思想中，几乎动用了一切可动用的神道设教的伎俩。如星占吉凶，司过之神、三尸监督人行善祛恶，祛鬼的巫术，黄帝、昆仑山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等等，都是日后道教吸收的内容。
追求长生不死的思想是古已有之的人们控制自己生命的一种向往。以养生术和医药学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成就为基础，在南方的楚国、北方的燕齐，都出现了服药不死、摄养长生的思想。如嫦娥服食西王母的不死之药而飞升到月宫中的传说，很早就已经盛行于民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方仙道，信仰神仙，崇拜黄帝，祠灶祭神，主张服食丹药成仙。这些思想，上一章已经提及，先秦至汉代道家的多部著作中都有很鲜明的表现，甚至有了理论上的分析研究。秦始皇、汉武帝都是方仙道思想的热烈崇拜者和实践者，他们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但为方仙道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氛围中，在上层社会，以黄老道家为本融汇刑名法术、阴阳五行、养生之术的倾向比较突出。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东汉，出现了神化、祭祀老子的活动，产生了《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民间，产生了专讲炼丹的《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书》，出现了署名刘向，宣扬神仙存在和神仙可学，记载了西汉成帝之前七十个神仙事迹的《列仙传》，紧接着又出现了《太平经》。
《太平经》与太平道
西汉成帝时，在社会危机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齐人甘忠可宣称天帝派赤精子下凡向他传教，伪造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这书虽然上达朝廷，但未被采纳，甘忠可的脑袋也搬了家。东汉顺帝时期，出现了170卷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由宫崇献于朝廷，同样未被采纳。桓帝时襄楷再次把这书献给朝廷，也未被采纳。这说明《太平经》是自西汉开始至东汉顺帝时期，诸多好道者在民间接续不断地增饰而成的一部卷帙浩大、内容庞杂、行文参差不齐的大部头的书。
汉代人的思想以视野开阔、观念滞重而著称。这一时期博物之风比较盛行，但人们的观念也深受阴阳五行等思想框架的束缚。《太平经》的内容就是从“大天之下，八十一域，万一千国，各自有文书……今尽收录聚之”而来的（《太平经钞》壬部），而把这些内容组织成书的同样也是阴阳五行等观念框架。
《太平经》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它通过元气生化万物。元气混凝为一，即是天；分而生阴，就是地；阴阳相合就产生了人；余下的气形成万物。所以，要“尊天贵地重人”（王明，《太平经合校》第726页）。《太平经》非常强调阴阳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作为一般的哲理和方法论原则。它认为，一分为二是“道之根柄”，阴阳相合才能产生、构成事物，即“一阴一阳，各出半力，合为一，乃后共成一”（《太平经合校》第176页）。它既强调阴阳的相“好”，即相互吸引、相互补充，也强调阴阳之间的相“摩蛎”，即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物极必反，但以前者为主。
在它看来，阴阳相“好”意味着它们之间有一个“中和之气”存在，由此《太平经》又引申出一分为三的观点：“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有自祖始”（《太平经合校》第236页）。这样，一分为二就发展成了一分为三。由于一分为三比一分为二能更清楚地表达事物两两之间的统一、和谐，所以《太平经》更看重一分为三。它的庞杂内容皆贯穿了一个核心，即“以三一为宗”、“三合相通”。所谓“三一”，即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合一。这个思想来源于《周易·说卦传》所说的：“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太平经》的中心内容就是讲述怎样把这种天、地、人三道合一而致太平。
那“太平”是什么意思呢？《太平经》指出：“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完全按照事物的性质和运动变化的规律去进行调节、控制，没有私心，不偏袒，对人一视同仁，平等待人，这是“平”。这是就治理国家而言。《太平经》还把这上升到哲理的高度说：“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日太平。”它从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念推展到社会、政治中，认为社会生活中必须“立平，立乐，灾异除，不失铢分”（《太平经合校》第36页）。君主效法天地，无为自然，以民为本，实行道德仁治，少用、慎用刑罚，提拔人才，知人善任，大公无私，公平待人，君臣民同心互爱，“人各自衣食其力”（《太平经合校》第36页），各尽其责，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地尽其利，货尽其流，物尽其用，君民同乐，有福同享，财富平均，无灾无难，人际关系和乐顺畅。这样的“太平”盛世，是《太平经》所设计的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
为此，它对照这个理想社会的蓝图，针砭时弊，宣称太平气将要到来，将代替“废气”，天地人都将“更始”。它认为，这是天道的必然，不可阻挡。由于“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此皆助天治也”（《太平经合校》第289页），所以，明白这道理的就是道师，顺应这过程而付诸于行动的是帝王。
《太平经》的作者虽然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只以帝王师自居，但他们也深知革故鼎新主要得靠他们发动最广大的老百姓。所以，《太平经》说，良师除献计献策于帝王之外，还要聚居道术之士，以“十数人”的“有功者”为领导骨干，以善道教化人民，祛邪布正，除旧鼎新。
从天、地、人三道合一出发，《太平经》不只是谈论社会政治问题，它还引申出了精、气、神“三气共一为神根”，“爱气尊神重精”，从而延年益寿，跻位仙真的思想。神仙就是“得道”的人。它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不死成仙”是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就的。《太平经》告诫修道者“独存其心”，“以心为主”（《太平经合校》第·469、470页）。与元气、天、地、四时、五行、阴阳、文、万物、财货相对应，太平经把人划分为无形委气神人、大神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民人、奴婢九个从高到低的等级。处于低等级的人可以通过积学修炼逐步提高位级。本着“神以道全，形以术延”（《太平经合校》第736页）的观念，它提出了守一、内视、存想、胎息、守气、服气、服符等修炼的方术。它还介绍了针炙的方法，列了一些草木药方。至于成仙的形式，《太平经》讲了两种，即白日升天和尸解。关于学、修这些方术，《太平经》反复强调要有真知，把握真道，“各守真实”（第68页）。获得真知的方法，在它看来，由于事物都是“缘类而生”的，所以把握事物可以“以类相从”、“以类聚之”，“各以类相求索”（第319页），“以一推万，足以明天下之道”（第447页）。有了“真知”，还要真行，以“效事”、“应”、“成功”、“征验”来验证。
从道生化万物，尤其是产生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宇宙发生论出发，《太平经》重视人的生命，提出了“事阴不得过阳”、“事死不得过生##（《太平经合校》第51页）的观点，这是针对当时强调忠孝的虚伪的儒家名教而发的。不过它也没有完全否定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主张“事下过上”仍然是“过之大者也”（《太平经合校》第49页），“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太平经合校》第543页）。而且，《太平经》还为增强人们遵循伦理道德规范禅精竭力地设想了很多方法，尤其重视神道设教的方法。对神，《太平经》本来认为：“夫神，乃无形象变化无穷极之物也##（《太平经合校》第439页），但出于神道设教的目的，它又宣称：“神者，上与天同形同理，故天称神，能使神也。神也者，皇天之吏也”（《太平经合校》第371页）。这样一来，神就从表达微妙变化的概念变成了代表天意来与人沟通的人格神。《太平经》认为，天“乐生”，“好善”，人也必须这样。这是因为人是天生出来的，天与人能相互感应。人行善，天就出瑞应，人作恶，天就降灾祸。人行善还是作恶，在冥冥之中有神随时进行着监督。神是沟通天和人的中介之一。人的生死薄就操在神的手中，行善寿命就增加，作恶寿命就缩短。但社会上毕竟有不少行善反而遭灾，作恶反而得福的事实存在，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太平经》提出了承负说。认为致力于行善反而遭遇灾祸的人，是承负他的先辈的过失，是他的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灾害正好作用于这个人。那些作恶反而顺顺畅畅，平安如意地享受荣华富贵的人，是他们的先辈行善而积畜了很多善功，这些善功正好对这个人给予报答。如果真是这样，那人们行善与作恶的积极性就不大了。所以，《太平经》提出，如果自己能积累善功而超过先辈的万万倍，那么，哪怕先辈尚有余殃，也不会作用于自己。为此，《太平经》提出了种种解承负的方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