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古老的试验，将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投进热水锅里青蛙会立即跳出水锅。如果把青蛙放在凉水锅里，下面用火慢慢加热，青蛙竟然一动不动，舒舒服服地浮在水里，直到它感受到烫想跳出热水锅时，却已无力逃生。面对竞争环境的变迁有些企业应变自如，获得生机，而有些企业却步履维艰，关门倒闭。其原因与上述关于青蛙的试验颇为相似。变化的环境如同逐步提高的水温，有些企业敏感性强，及时察觉，积极应对，因而应变自如，摆脱危机；可有些企业感觉麻木，得过且过。到了积重难返之时，只有惨遭淘汰的份了。在现代经营过程中，企业想获得长足发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经营管理者就必须具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危机感，紧迫感。众多的理论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和影响，如消费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政策的调整、国际经济的影响以及竞争对手等因素的变化，市场总是处于瞬息万变之中，很难想象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会一劳永逸地在今后任何时期都能毫无变化地保持下去。国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总结道：“市场上唯一不变的经济规律就是市场永远是可变的。”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基本规律，必然意味着企业在经营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其实是一种忧患意识，一种深谋远虑、察觉隐患的预警性危机意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乏对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阐述。《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意思是说安居的时候，应该想到可能发生的危险，能够这样做事才会事先有准备，有准备才可避免失败和灾祸的到来。《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经》也有这样的论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国家可保也”。从“忘战必危”的恶果出发，着重阐述和平时期未雨绸缪，加强战备的必要性。这是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最为深刻的教诲，告诫人们即使在太平无事之时，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不忘战乱，不可以废弃武备，否则废弃武备，那么一旦外敌入侵，就无法抗击敌人有效的保卫国家，国家还会处于危险境地，因此，执国柄者应当“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把“讲武”、“习兵”作为制度坚持下去，切实加强战备教育，认真搞好军事训练。《孙子兵法·火攻》中也有警惕盛极而衰的这种忧患思想的阐述：“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大凡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入，都是在忧患之中励精图治以求勃兴的，而一旦失去了忧患意识，“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如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纷争的政治局面后，曾经繁荣昌盛一时，但因隋炀帝恃其富，不虞后患，骄奢淫逸，徭役无度，最终导致民怨沸腾，烽烟四起，家国俱丧。而汉代之所以出现繁荣的局面，也与汉代统治者善于总结暴秦灭亡的教训有关，史论家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举贤良对策》、《守边劝农疏》，甚至《史记》、《汉书》都是总结历史教训，以警示后人的佳作。这些都充分说明，居安思危、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宝贵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不乏对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种优秀的文化思想的运用。
孟子感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是艰苦的生活环境能够锻炼人们坚强意志，激励人们不断进取；安乐的生活条件则容易腐蚀人，沉湎其中会走向颓废乃至灭亡。这是古往今来从无数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警世良言。自古以来，中国古代商人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表现出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对于这种思想的运用之一就是节用论。经商致富的祖师爷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货殖列传》），是勤俭的榜样。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谈吏》）勤为开源，俭为节流。两者必须结合，才能肥家守业。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弃官从商的张謇，更是以俭养富、禁止铺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理财家、清代大臣许国（1798—1865）总结徽商经验时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王炽，一代钱王，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居安思危，富而不惰不奢，以身作则，始终保持勤俭持家；经营上不故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看来，生活俭约朴素和勤于用脑用力是商人创业守业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经商者应该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则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孔子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出现眼前的忧患，告诫人们看事做事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周密的考虑。古代商人同样有对这一思想的运用，那就是在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动抵御风险的意识。自古晋人善商，到明清时代，晋商已发展成为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未雨绸缪的经商之道在晋商这里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山西商号在分红时并不是分光吃进，为了抵御风险未雨绸缪，实行多种形式的“厚成”、“公座厚利”、“预提护本”、“财神股”、“狗股”等办法来提取公积金，积累资金，预防风险。厚成是折扣部分资产，使商号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预提护本是商号分配之前提取的风险基金，以防止亏损倒帐。晋商商号、票号还规定了单个贷款人的最高贷款限额以预防风险。一些票号还规定了类似今天的准备金制度，如大德通票号“限定每月存银，不准过一万之数”
既为防止抢盗风险，也为限制“准备金”数额，减少非赢利资产。
古语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在晚清巨商胡雪岩的经商思想中也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每桩生意的运作都既敢于冒险，又对不测之事都有充分的心里准备，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为自己多留后路。天有不测风云更何况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世事人心，凡是成就大事业者都必然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智者。就是有这样的经营理念、独到的见识与胆略，才使胡雪岩在动荡的年岁成就了其奇伟的商业王国。而作为资本家首户的容氏兄弟——容德生，容宗敬凭借着1500元跻身商界，凭借胆识和毅力，胆识00开办粉厂，在博得“面粉大王”的鼎盛之期，容氏兄弟不喜安逸，居安思危，深知“兵船不进则退”、“进则必胜”，容氏兄弟决心采取“吃着两头”的方针，即在面粉厂之外“再做一局”，介入了纺织行业，又有了“面纱大王”的称号。短短几年时间容氏兄弟夺得了两项桂冠，这在旧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容氏兄弟取得如此成就，显示了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不懈进取的宏伟韬略。容德生曾这样提出：“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虑，实皆不明余志也。”正是有这样的经商意识，容氏家族才能长盛不衰。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经商思想作为中华商魂之一在今天的商业活动中仍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成功的企业家来讲，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忧患意识，他们普遍认为，企业越是在兴旺发达之时，越是要充满忧患意识。因为在成功的背后，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自己，并且试图在新一轮竞争中超越或打败自己。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是一家店铺开张庆典那天居然在门口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今日开业；下联是：何时倒闭。横批是：开业大愁。这可让前来道喜的嘉宾们百思不得其解，大喜之日为何要贴这样一副不吉利的对联？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时时想着倒闭的店铺后来的生意却日见红火。关键在于它有一种难得的“危机”意识，能够清醒认识自己在商海汪洋中只是一叶扁舟，随时可能被巨浪打翻。正因为他们头脑清醒、不断给自己负重加压，用强烈的危机感来刺激自己，不断增加忧患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和创造力。“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危机感可以催人奋进，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后来的商战中一路高歌猛进。
因此经营者能否自然地做到“居安思危”，或长期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态度与热情，进而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处于创始时期的企业，一般来说由于实力较弱，市场竞争能力不强，随时都感到有一种市场压力和威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企业家和全体员工也容易达成共识，精诚团结，进取拼搏。而当企业处于发展时期，特别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之时，经营者则容易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为所取得的成功而振奋、欣喜，也最容易令人陶醉，滋生自满情绪，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为后来人所超越。因此，这时作为企业家，头脑必须清醒，决不能为眼前企业有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而满足、陶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小富印安，无所作为，这样终将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综观我国众多知名企业，有的疲软、有的失陷、有的没落、有的消逝等，固然各有各的原因，但发展顺利时缺乏危机意识，对辉煌时期所取得的成绩自我陶醉、不思进取抑或盲目冒进，这无疑是他们的共同失误，这样的企业难免过早夭折。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现代企业不仅需要居安思危，“守住家业”，而且要时刻保持警惕应对市场的变化规律，积极进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企业必须在守业的同时开辟进一步发展的天地，使企业不断的向前迈进。
任正非：《华为的冬天》惊天下
2000年，华为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战绩：销售额达到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亿，利润26亿，在全国电子百强中占据首位。但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任正非却在他的2001年管理十大要点中提出了“IT业的冬天必将到来”的观点，这在当时震惊了许多企业，后来被人们称为《华为的冬天》。
2000年的IT业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舞台的主角是带给许多人梦想的“网络股”，尽管很快就证明这是一个被无限吹大的泡沫，但当时人们已经完全被网络美好的前景所吸引，根本顾不上思考其中的危机。就国内而言，网络股寒流对世界电信业的袭击尚未殃及中国，国内通信业增长速度仍在20％以上，甚至有人还预言中国IT会“一枝独秀”。在这种背景下，任正非断然抛出《华为的冬天》，无疑振聋发聩。
在《华为的冬天》最后一个段落，任正非已经明确说明，“华为的冬天”其实并非只是华为的冬天，只不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二、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地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股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它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不过，任正非也没有料到“冬天”会马上到来，所以，讲话的同时仍然把2001年预期销售额定为370亿元至380亿元，增长速度为68％（2000年为83.3％），其中，传输类产品就达200亿元。但形势的变化比预计的要更快，进人2001年，传出中国电信分拆及电信业重组的消息，同时由于北美及欧洲市场的迅速饱和，导致大量的国外光纤通讯设备产品涌人中国，作为中国电信最大的设备提供商，华为立即把传输类产品预期销售额调整为80亿元至90亿元。
但IT业的冬天还是不幸被任正非言中，而且如此漫长：2001年，全国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26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3％；2002年完成投资2034亿元，比2001年减少了20多个百分点；2003年计划完成投资2000亿元，比200年又减少1.7个百分点。道琼斯通讯社的分析师也预计，2003年中国电信设备市场将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因为各公司仍将削减它们的设备购买量。对于国内制造商来说，这意味着又是苦苦煎熬的一年，电信投资连续两年下滑，是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