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开拓了辽阔的疆域，而且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历朝历代的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对人类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对外通商方面的管理思想。
管仲是非常重视对外贸易并取得巨大成果的一位突出的历史人物，其事迹和思想大有可传之处。管仲以鼓励的态度，大力发展对外通商。齐国两项主要商品一——鱼、盐，特准商人自由出口而下上税，“使关市讥（稽查）而不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国语·齐语》）免税以外又加别的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一车四马）者有食，三乖者有刍菽（马的饲料），五乘者有伍养（供给从入伙食）”（《轻重乙》）。30里有一驿站，积储食物以供过路者（《大匡》）。又设女间200，以安行商。于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了。管仲主张对奖励出口，具有独占性的商品，如“渠展之盐”，就以独占价格出售，唯我独高独重（《轻重甲》）。对奖励出口而不能垄断市场的商品，则采取相反的原则：“天下高而我下”，有意识地使外销价格低于别国同类商品的水平，以实行对外倾销，与入竞争。对鼓励进口的物资，实行“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政策，提高价格，以吸引他国物资的输入（《轻重乙》）。在一般情况下，价格可随诸侯国间的市场价格而高下，“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如“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即物资就会外泄了（《地数》）。不过在特定情况下，也故意让国内的价格水平低于外国。如诸侯国粮贵，齐国粮独贱，而不出口，借以招致诸侯国的人民来归附。齐国是出口大国，管仲主张少收甚至不收关市之税（鱼盐），以更多地输出、输入商品，同时要求别的诸侯国也对齐国需输出和输入的商品少收关税，并采取其他方便措施来保证双方贸易的正常开展。就在齐国与周、鲁、宋、卫、郑、许、曹的葵丘之会上制订的盟约中，有“毋忘宾旅”和“无遏籴”的规定（《孟子·告子下》），要求便利商旅往来，允许粮食调剂，打破地区封锁；在早先的另两次盟会中，和“修道路，同度量，一称数”连在一起，一再相约降低关布之税，最后（前667年）关市税率定在2％，并一直沿用下来。彼此减轻关市之税，作为双方的一种互惠的对等条件，以盟约形式加以固定化，对外贸易中的特惠关税、贸易协定的做法，在管仲时已开其先河了。
管仲的发展对外通商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可用四句话来概括：开放鼓励，互惠互利，商战制胜，轻重得宜。
与管仲同属春秋时期的范蠡，被称为“中华商祖”，他也很重视对外贸易。他周游列国收集商业信息，认为经商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做决定，而不要受到国别的限制。他将胶东各国的盐运往价格高四倍的临淄，将海滨生产的各种皮货、熊掌、熊胆、鹿茸、海鲜、珍珠运往各国销售。他曾经以定陶为中心，将齐国的鱼盐、漆丝、陶器运到西北的秦国都城成阳，换了布匹、谷、玉石，再运载到东北的燕京，从燕京载回药材、铜币，等等。江河、海洋也有范蠡船队的往来，他们把江南的丹砂、犀、青瑁、珠玑等，通过江海湖泊运到齐、鲁、宋、卫，再把当地的粟、棉花、铁器、鬃毛、皮革运往江南的吴、楚、巴蜀等地。可以说，春秋各国都留下了范蠡经商的足迹，他这种突破国别限制，注重把握商机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西汉武帝时，张骞率使团出使西域，以求得与大月氏结盟。张骞使团历尽艰辛，耗时十三年，虽然未达到出使的目的，但为武帝带回大量有关西域的情报，为后世与西域通商打下了基础。武帝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遂产生了“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想法。后来，武帝再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西汉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使得西汉中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奠基时期，从长安经今新疆至中亚、西欧有两条商路——“北道”为“皮毛路”，“南道”为丝绸路。中国的丝织品经安息（波斯）商人之手运往大秦（罗马）。一两丝与一两黄金同价，中外贸易堪称鼎盛。
财政大臣桑弘羊十分重视并亲手推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他把中原的特产作为“御轻重而役诸侯”的筹码，说：“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
（《盐铁论·力耕》）对于那种认为“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的反对中外通商的思想嗤之以鼻。但当时对外贸易之所以迅速扩展，目的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匈奴与汉为敌，又贪图关市之利，其拿走的大量丝织品并不适合自用，实际上主要是转输西域卖大价钱的。西汉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夺回这条商路，直接沟通了西域与中原的通商，显国力，扬国威，可使西域各小国归向汉朝，并争取到乌孙、大宛为汉之属国，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部署，政治色彩很浓。在同匈奴互市贸易时也充满着商战的味道。桑弘羊说：“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损敌国之用”，又说：“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力耕》）。可见他正是接受了《管子》的轻重思想，设法诱致可称为“本”、“实”的异域有用之物内流，而“末”和“虚”则是指本国甚为丰饶于己已无太大用处的商品（主要是丝和丝织品）。对匈奴的牛马驼驴鼓励进入中原，而中原的铁器则为禁止出品之物，以防改铸兵器。
唐代对外贸易兴盛。唐都长安是亚洲经济文化中心。对外贸易经陆路和海路与亚洲、欧洲各国往来。唐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这一时期贸易的重点是亚洲，交往对象主要是朝鲜、日本、天竺、波斯、大食等。南宋造船业进步，罗盘针应用于航海，对外贸易大大发展，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元朝对外贸易更加繁荣。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促进了明朝海上贸易的发展。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对外贸易开始进入萧条时期。
商场如战场，内贸且然，外贸更甚。经商要有竞争意识，商战思想。中国历史上《管子·轻重》中早有商战制胜之例，桑弘羊亦以轻重之道来对付匈奴，高价出口丝织品，以“损敌国之用”，但以后在对外贸易中这种史例就绝少碰到了，而一直在提倡友好贸易。长期以来人们在观念中并不重视商战，除了对敌对者外，并不藉贸易来制服人。例如，宋与辽金敌对，对辽以高价出口丝茶，对金则是高价输出茶叶，以贸易出超来偿付“岁币”，或造成对方的白银流入中原。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导致对外通商思想是以外贸服务于外交，以交市招来远人，俨然以大国自居，对他国来华的官方贸易名之为“贡赐”。实际上却是薄来厚往，低出高进，在作价上优惠来者，在礼仪上善待对方，在政治上尚不失平等相处。为使人“感悦”，宁愿得不偿失而不求等价互利。因此使得对外通商思想没有大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封建统治者甚至认为对外通商是对外夷的恩赐。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传统思想和现实矛盾，使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少思想家对中国的对外通商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即使有些要求改革的思想家也主张限制对外通商，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龚自珍曾向去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建议：广东不留一个外国人，只“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禁止呢绒、羽毛织品、钟表、玻璃、燕窝等商品输入。当时能清醒地看待对外贸易的只有魏源。他在道光二十二年提出中国应同西方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除鸦片外都可进口。他还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看待对外通商，指出通商可起“自修自强”的作用，可以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对外通商已成定局。当时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对外通商是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因被清廷认为投书太平军而受到通缉遁居香港的王韬说：“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于境外。”“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光绪五年（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商政》中指出：“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曾在欧洲两年的钟天纬也指出：“泰西以商务立国，故以通商为国家之命脉。彼此人民来往营生，为天壤应有之义。设有一国闭关不许互市，即为犯天下之不韪，不啻制他国之死命，不难群起而攻。”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对象，欲拒之而不能。同治三年（1864年）王韬指出：“合地球东西南朔（北）九万里之遥，胥（都）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面对这种世界大势，中国只有与之相适应，不能因噎废食。他认为：“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后来他又指出：“中国必须做到有来有往以自操利权。“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同治四年，薛福成在上曾国藩书中指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光绪五年他在《筹洋刍议·变法》中的解释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中外联属，就是通过通商将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他在同书《商政》中估计，洋商和中国进行贸易，每年获利不下银三千万两，十年则三万万两，“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因此，“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光绪十六年汤寿潜指出：“为今之人，度今之势，虽尧舜之圣智，秦政、汉武之雄略，万不克闭关而谢客矣。”他认为“海禁之开，大利在中国”。
以上一些论述，表明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中国的思想家们已确立了对外通商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种种求中国富强的理论和主张，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清末的商人们也开始显现他们在跨国经营上的胆识和能力。被称为“地产大王”的徐润在早期经营中就很重视对外通商。他经营的宝顺洋行从南洋进口檀香、苏木等，出口货物除生丝、红绿茶外，还有棉花等。宝顺洋行还将贸易活动扩展到了日本的长崎、横滨、神户、相馆等地，为了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还在长崎等地设立了代理机构。宝顺洋行每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数千万两，在各洋行中首届一指。徐润经营的景纶袜衫厂生产的汗衫运往南洋销售，他专门派经理赴南洋各地进行宣传和推销产品。在当时，徐润不惜代价远赴国际市场进行宣传、推销，既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又增加了产品的无形价值，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
荣宗敬也是坚持走跨国经营的典型代表，他经营的茂新面粉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在当时小有名气。荣宗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相互交战之际，积极推销“兵船”牌面粉，使产品远销到英、法、澳大利亚及南洋各国，使“兵船”
成为赫赫有名的品牌。
鸦片战争后的中外贸易已是不平等的贸易，中国在海关、关税等方面已不能独立自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思想家和企业家们执著的寻找着对外通商、富国兴邦的道路，为我们今天的跨国经营管理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指导。
沈万三：外贸成就一代财神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俗称万三，元末明初一代巨商。在周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沈万三以躬耕起家，后来凭借周庄特有的地理优势进行海外通商，开展“民间贸易”活动，继而成为天下巨富。他致富在元代后期，走的是…条从经营土地到辗转贸易发家的道路。
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使他富甲天下的根本，则是靠经商和做海外贸易。在元朝统治时期，富商买土地、地主兼营商业的很多。元朝统治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商人的数量增多，经商的范围也很大；至于海外贸易，元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海内外贸易上。
他的生意初期还是主要在国内发展。据记载，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由此可见，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