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债发展与借“机”下蛋的战略，使荣氏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急剧扩张。在1912至1921年十年间，荣氏兄弟租办粉厂六家，其中后来收买者有三家，自办粉厂八家，总计新办面粉厂十四家，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荣氏兄弟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抓住大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商机，从而迅速扩大自己的产业规模，赢取了巨额的财富，这种对形势的灵敏的判断，是一个商人成就自己事业必不可少的素质，荣氏兄弟在这一点上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值得从商者认真借鉴。
【感悟中华商魂】
经营企业的困难在哪里？有人说：企业如同人一样，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在机遇面前茫然不知。不错，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局势面前，企业如何能审时度势，正确认识企业所处的环境，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在困境中坚忍不拔，在顺境中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戒骄戒躁，这不仅关系着企业的生存。而且决定了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荣氏兄弟以学徒之出身，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家，三十年的兴业历程中，兄弟二人正是凭借着对自身所处形势变化的准确把握，对企业情况的全面了解，才能够在逆境中寻找契机，为机会的到来做好准备；在顺境中，面对机遇敢于决策，为了抓住有利时机用他人不敢用之举措，换来的自然是他人所不敢奢望之威就。
盛宣怀：“最不可或缺之人”
盛宣怀（1844—1916年），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坚人物，作为当时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在经商、办企业方面有很多先创的举措，并成为当时与另一巨贾胡雪岩并列的两大“红顶商人”，而盛宣怀最后荣任邮电部尚书，成为一品大员，被慈禧誉为“最不可或缺之人”。
纵观盛宣怀的一生，尤其是他创业经商的过程，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生于乱世的商人，他特别善于观察政治社会局势，并且能够从其中的变化中发现商机，从而获得收益。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开始崩溃，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成长，民族资产阶级也在逐步形成，盛宣怀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办了一系列具有现代企业意义的民族企业，包括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等，这些企业的设立都迎合当时政治和社会形势的需要，并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设立轮船招商局
设立轮船招商局是盛宣怀第一次参与洋务事业，而这次创业的经历也为他日后成为“红顶商人”乃至最后成为朝廷的一品大员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已经渗入到内陆，外国轮船航行于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日益增多，由于外轮航行快，装载量大，所以除揽载客货外，亦揽漕运，由于法漕运十分重要，且运量大，因此外轮获利丰厚。
这对当时的中国经商人士是一个刺激，盛宣怀想自己办轮船航运，从外国人手中夺回这份厚利。他上书李鸿章，请求中国人自己办轮船运输，指出此项“大利不可不兴”，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受命拟定轮船招商局的章程。在这个章程中，盛宣怀提出了自己的独到主张，指出先进的机器轮船，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是“必不能废之物”，航运业获利丰厚，应自办，不能“全让外人”；指出船厂所造之船，“租给商人经营，暂则为节流，久刚为开源”，可以“转弱为强”。
盛宣怀不仅对于极力创办轮船招商局提出了振奋人气的见解，而且对于如何办轮船招商局也提出了看法：“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
夫筹国计必先顾家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可外散，兵可自强。”
后经李鸿章上奏慈禧，1872年，轮船招商局终于获准在上海成立，并且一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在和外商的竞争中也丝毫不落下风，收获颇丰。
进军煤铁
轮船招商局兴隆的买卖使朝廷其他官员大为眼红，有些人就借轮船招商局经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向盛宣怀发难，最终受到参劾的盛宣怀被迫暂时离开了招商局。
暂时得挫折没有消磨他奋发图强的决心，他从另外的行业找到了新的爆发点。光绪元年盛宣怀开始经营广济、大治煤铁矿。之所以进军煤铁行业，一是当时各制造局和招商局轮船大量需煤，煤一度畅销，二是可“敌洋产”，减少进口。李鸿章非常支持盛宣怀办湖北煤铁，对此期望电很高，盛宦怀对湖北矿业也是竭尽全力。
盛宣怀对李鸿章分析，“现各省设船，炮等局需要的煤炭日益增多，与其购英美各国和日本的煤，利启外流，何如开采中国本土的煤？利自我兴，且可削外洋的利益。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朝廷认识到开采的好处与不开采的严重性，从而使其明白批准开采矿藏于国有利。”在打动朝廷方面，盛宣怀认为，应从目前的朝廷财政紧张入手，首先奏明朝廷，兴办新式矿业，有利于增加财政收人。中国贫弱如此，只有早图变计，开采矿藏才可以摆脱困境。“其实，兴办新型矿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天地自然之利，市民生日用至宝，西方各国以矿学为根本，所以能够争雄竞胜于世界：，中国一旦开采矿石，不但足以接济中国轮船之用，而且还可以贩运出样，有补于国计；同时，开矿不仅可以促进矿山附近各地工商业的发展，还可以使那些贫苦民众获得衣食之源。这样的好事，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李鸿章听了盛宣怀的这些分析深以为然，就按盛宣怀说的写奏折，果然奏效。
1875年清政府批准试办湖北煤铁开采总局。
架设电报线
19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法等国数度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列强急于在中国铺设电线为的是掌握军事情报和经济变化形势，清政府对此心知肚明，一次次加以拒绝。
“西方在沿海设置电线不少，这表明电线对他们方便，有利可图，中国应急起直追才是，我何不从这寻找突破点。”有了这种想法，盛宣怀拜见李鸿章，分析道：“传送公文，由一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盛宣怀的话让李鸿章深受震动，决定支持他设立电报局。
关于架设电线，李鸿章采取的是先斩后奏的办法。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和当年主持轮船招商局一样，盛宣怀以“利商务”为原则，抵制了列强欲占中国利益的企图，成功地处理了清政府与丹麦大北公司在电报上的国际争端，而且为发展中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酋办银行
自1845年中国设立外商银行后，半个世纪没有本国银行的设立，中国原有的金融机构如钱庄，银号，票号，帐局等，也没有一家改组为银行，中国的金融领域出现了空白。
对银行的重要性，盛宣怀早有认识，盛宣怀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掌管多家大型企业，如汉阳铁厂，大治铁矿，并经办芦汉铁路。盛宣怀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经济发展很快，其中银行调剂金融起了很大作用，银行是经济的中枢，不可不有。盛宣怀还认为，如果能像外国大资本家那样兼顾银行和企业，又能利用政界权力，便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直接触发他举办银行的原因是外国银行的高额利润，如汇丰银行的每年纯益从1894年前的一、二百万港元增至1898年的640万港元。使盛宣怀感到：“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欲铁路、银行并举，方有把握”，为此他于1896年11月1日向清朝光绪皇帝上奏《自强大计折》，并附“开办银行篇”。其中写道：“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他主张新设银行应为商办，设总行于商业繁荣的上海，新设银行用人办事，以汇丰银行章程为准则：收存款，发钞票，经办长短期放款、汇兑和吸收居民储蓄，还可经办国债和民债，乃至参与外债。这个奏议获得清政府批准，责成他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协办。
盛宣怀建银行起初并不顺利。除外国势力的阻挠外，国内也有不同意见，但经过精心筹备，盛宣怀战胜了种种干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的建立，奠定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基础，在通商银行创办后至满清王朝倒台的1911年的15年中，共有20来家银行建立，如著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纯粹的私人银行信成银行、浙江实行银行和四明银行等。
张裕酿酒公司
张裕酿酒公司是盛宜怀和张振勋合作创办的。张振勋有着很深的就业经验，1866年，他在荷属曹罗吧埠创办裕和公司，经营粮食和杂货由于张振勋注重信誉，生意越做越大。当时张振勋在南阳地位相当高，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要呜礼炮表示欢迎。在龚照瑷的推荐下，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请张振勋为清朝驻槟榔首任总领事，随后又升任为驻新加坡总领事。而这时，盛宣怀争相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准备向钢铁，铁路，银行进军，并进一步发展它的事业，但资金紧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发电报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共同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山事直。张盛两人在兴办铁路过程中谈到了建立葡萄酒厂一事，决定建立葡萄酒公司。
张振勋拉拢盛宣怀投资张裕酿酒公司，其实有更深的含义。一则盛赢怀经营能力强，二则有庞大的官场关系网，这在当时官本位的社会说，有关系扶持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所以拉住盛宣怀不放。而盛宣怀早有此意，毕竟酿酒业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有熟悉酒业经营的人相邀，自然乐意。于是盛宣怀顺理成章地成为张裕酿酒公司的大股东。
在盛宣怀的大力相助下，张宇公司进入了生产阶段。张振勋打破中国传统的葡萄种植方法，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葡萄的产量和质量。盛宣怀在经营过程中，不耻下问，得知酒醇为香的关键在于酒的库藏时间，陈年老酒，愈陈愈香，于是向张振勋建议，张裕酿酒公司的产品起码库藏五年以上。在这一经营思想的指导下，张裕酿酒公司的酒的质量远胜国内外各酒厂，张裕白兰地更盛传不衰。
【感悟中华商魂】
自9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和发展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而有的企业则面对变幻的市场局势束手无策，被其他企业兼并、收购而淡出市场。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企业也同样是这样。然而这里面的哲学在于什么时候该变，什么时候不该变，如果求变的时机不对，就更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要善于观察政治社会局势，并且能够从其中的变化中发现商机，企业的决策要迎合政治和社会形势的需要。
以盛宣怀为首的老一代民族企业家们的经营智慧、经营眼光、经营胆识与经营战略，都可以作为我国现代企业界借鉴的楷模。在全球化日益扩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我们的企业家们在思考如何更好的承担起民族经济发展重任，如何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将这一目标落到实处的时候，应该能够从盛宣怀们的身上得到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