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传儒
我幼时，颇聪慧，为亲戚师友所喜爱。五岁，入私塾，读诸杂字书。如《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增广》、《孝经》、《龙文鞭影》，虽善背诵，实不解其义。
六岁lJl～学，从郑竹筠弟兄习新学，如语文、英文、算术、常识；然仍旧读经，而且是重点课。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已读完四书、五经，均能倒背，问上句，答下旬。南北朝骈文、唐宋明清古‘文，如《古文观止》所载数百篇，亦能背诵。其事甚愚，其法甚笨。对不升学之人，可谓纯属浪费，但对进一步治经学、史学、文学之人而言，确为有坚实之基础。起初，不知其价值，亦尝随俗排经、骂孔。后见王静安、梁启超、章太炎及北大、师大、清华诸大师，皆通经义，始恍然于经学、小学、史学，亦自有光芒，自有身价。
江安出了许多闻人，在全省全国皆知名。如南街朱山父子，皆工诗、能文、通经，北街傅增湘弟兄，皆翰林。傅氏双鉴楼藏书之富，版本学之精，为天下第一。东街冯飞，留日后为张群秘书长，以诗文、书法名世。黄荃齐、黄樨荃父女善诗、精书法，名震成都。幼时闻其名，然不敢干谒，心识而已。这些人造诣各别，然而对青年皆有启发作用，不失为青年的楷模。
十四岁，省督学易光谦到江安查学，召集全县高小及县中学学生会考。国文题为“学贵有恒论”。我交第一卷，以第一名获奖。人称“神童”，遂蒙师长、亲友聚资送往成都，考清华留美预备部幼年生。不录，遂留在成都，读省立第一中学。这是我出门读书的第一次，也是我争取上进的第一步。自此以后，凭一支笔考大学、考研究院、考留学、考各级学位，战胜攻克，一往无前，连连获选。
三.中学时期
在成都第一中学，读了四年。当年国文老师熊玉阶，川南名帘。历史老师祝彦和，人称祝大布衣，史学最深。地理老师彭昌甫，为有名的地理学家，自编讲义，自画挂图。诸人教学力量之强，称全省第一。只可惜数理化师皆不济，大有理轻文重之象。我本来好数理化，想成为科学家。但终于爱上了文史。
当年，成都有些遗老，保存了国粹，号称“五老七贤”。其中有一位徐子修，在各中学讲修身课，挑选各中学的尖子，组织“丽泽会”，每月会文一次，有奖。于是各中学都出了一些高材生。这些人国文根底好，而数理化都笨。考成都高师有余，考外省大学不足，因为偏科。我有两个同学、陶世杰、文百川，在成都人称黑白二将军，皆善诗文，后来在中学、大学教国文，死死地保存着当时的所谓“国粹”。
其时老一辈的国学大师，如向仙樵、林山腴，龚向农，不在“五老七贤”之列，而在成高、川大教书，充实了大学阶段的中文系。当年我不肯干谒，不好交际，对于成都的老师宿儒，知其名而不识其人。外县的大师，知有威远的赵熙（号尧生），工诗、能文、善书，在京时，常与梁任公师相唱和。另有吴虞其人，大唱“打倒孔家店”，与胡适之相呼应。井研廖季平，高举经今文学大旗，继承龚自珍、阎若璩之异说，讲春秋三世，大同小康。究竟是康南海影响了他，还是他影响了康南海，在学术界有争论。康早达、廖隐晦，浅学如我，不能判断，只能说是同工异曲，各自称王。他们在京曾相识，而交不密，不能说是抄袭，最多是雷同而已。杨深秀是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有一四川人，为刘光第。这些人我都不识，仅闻其名，对我似乎有启发、有影响。辛亥革命，最有名的四川闻人为蒲殿俊、罗纶、萧湘，皆大学者，可惜我一个都不识，当时才十岁。
“在中学四年，国学知识，特别是历史、地理、国文，大有提高，尤其是《史记论文》、《文选》、《古文辞类纂》皆曾背着学监挑灯夜读，”能背诵者甚多。
文字短浅者，一二遍记熟，艰深者三四遍亦能成诵，记忆力较强，几于过目成诵，所以在国学方面，较有根底。虽说与时代风气有关，记忆力、了解力的秉赋，似乎也有些关系。
四.北京师大时期
中学毕业时，才十八岁。家贫、无亲、无故，无人援引，想当一名小学教师而不可得。正在走头无路之际，北京师范大学要在成都招生，取录三名，（衣、食、住、讲义）一律公费。考生逾二百，我以爱好数理化，平均分数较高被录取。
无路费，向仙樵当教育所长；每人发路费五十元，成全了我们。
到北京师大报到后，举行复试。我报名是理化系，结果把我分配到史地系。
当局说：“你国文、史地，都在90分以上。而数理化较差，还是学史地好些。”
这是第一次受到打击。
当时史地系的中国史老师，有王桐龄一一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历代党争史的著者，有章嵌一一中国文化史著者；西洋史老师，有熊遂、何炳松，为通史新义；西洋史的著者，又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地理老师白眉初，为中国地理总论二巨册、各省分志十巨册的著者，在北京颇负盛名。马衡、朱希祖，亦来兼课。前者在金石学有盛名，后者长于宋史、五代史，然而他讲史概，不甚负责。当年北大、师大、女师大三校教授，往往到处兼课，而所讲的东西，到处都一样。
从北京师大毕业出来的历史学者，早年有李泰菜、张仲和、常乃德，后期有周谷城、杨人椴。其作风是朴实，其特长是渊博。掌握材料虽多，而不为放言高论，言行谨慎。由于老一辈不是第一流，弟子亦不能成为第一流。比较著名的人物，现在还有楚图南、杨秀峰，皆我的同系同学。北杨、南周，周谷城执上海史学界之牛耳，历二三十年。两人皆英语系毕业生。
回头想来，我认为要作一个学者，首先要求天资聪颖，多才好学，在自己学习领域内下苦功，作为历史学者，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学、小学、史学，有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求循序渐进，有全面的知识，并且有专门的、深入的知识。冒昧不得、冒充不得。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机会，包括着优良的时代，优越的环境，优异的良师益友。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卓越的学者，然而生在“五四”以后，学术昌明时期，到图书多、人才多、良师益友多的北京去学习。这样的机会，成全了我们。要求上进，就得到上进、深造的机会，不是自己有了不起的才华，而是机会好，多少能有点成就，也算是不容易的事。应总结自己一点点心得，传授给青年一代。
师大毕业后我就考上商务印书馆讲习班，留馆当编辑。一年后，回到师大附中（北京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教史地。又到师大史地系当讲师。当教员和讲师，无非复习点功课，加深了解。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可是有重大关系。
叶圣陶、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周建人，当年都同我一样当编辑，后来加入左联，都成了闻人。张其昀、向达，也一样当馆外编辑。久坐必有禅。这些人都不经留学，而比留学生更吃香。
我是一个留学迷。从1925年到30年，三次投考清华官费留学。两次考第二名备取（当正取不去，以备取补），两次历史门正取生为曾友豪、郭斌佳，皆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毕业，以英语优异胜。国立大学毕业生，英文远不如教会大学。这两次对我的打击，更坚定了我学习外语的决心。全国国立大学毕业生，在留学考试各科获选的人极少，我算是例外，说朋国家办大学文科（英语专业除外），外语太落后了。国文系不注重外语，可以原谅；历史、地理、教育、政、法不注重外语，是不能被原谅的，学外国史不通外国文，是严重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