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湘江之战(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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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1934年12月11日——湘南通道(1)

史载: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于1934年12月10日占领湖南境内通道县,此时桂敌在红军侧后追击,何健的第一第二两兵团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赶修,而红军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战斗力大为削弱。如果继续向湘西前进,必将与五、六倍之敌决战。红军战略方向何去何从,意见分歧,展开激烈争论。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

一、通道争议

红军进行无后方的战略远征,几乎所有人都感到给部队带来严重的困难。

博古、李德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这个计划是很有诱惑力的,哪一个指战员不想快一点有个“家”,以作立足之地?如果真能与二、六军团合在一起,战斗力就会增强许多。

在三十九年后,李德仍然坚持他这一主张,为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而耿耿于怀,他在《中国纪事》中这样道: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计划时,我提请大家注意: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或向西面战略要地追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认为这个计划将使红军有全部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提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这种思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是一种随意的想象,他是从与蒋介石的多次较量中,探索蒋介石本人的军事思想深度和原则,而得到的结论。他在最大可能的视界内,做到知己知彼。因为这次西征——大的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同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一次总较量。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鄂西“围剿”取得决定性成果后,才集中兵力来对付中央苏区的。他对这次主力西征的目的地应该是很清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一个已经被敌人熟知的战略意图,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无疑是自投罗网。

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对的,蒋介石在他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被突破之后,他立即重新调整部署,进行新的追堵。他的计划是围歼红军残部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

蒋介石判定中央红军必然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因此,他把追剿兵力重点布置在湘西地区,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湖南军阀何健,在湘西地区赶筑四道防御碉堡线。

这四道封锁线,在红军总部的军用地图上,用蓝线标示出来,特别清晰。

第一道堡垒线:从新宁县起,经七昨桥,窑上、豆子坪、唐家园、五里渡、城步县城、丹口、菁芜、通道县、靖县、让口、东城场、牛埠至藏江。

第二道堡垒线:从新宁县起,经江口、飞仙桥、马头桥、龙潭桥、石狮子、李家渡、五晨湾、铜鼓岭、城步县城、江口塘、十四铺、绥宁城、文昌阁、天重界、靖县、广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三道堡垒线: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茶溪、梅口、长铺子、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四道堡垒线: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田心铺、药园、瓦屋堂、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这四道堡垒线共修成的堡垒约二百余座。

除此堡垒线外,追剿军总司令何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加强集中指挥以适应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把分散的五路兵力编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指挥原一、三、五路的兵马及第十九师五十五旅并补充四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

指挥原二、三两路部队。

这样,敌人以其主力十五个师的兵力,部署于新宁、城步、绥宁、武冈、靖县、洪江、会同一带并以一部兵力配合桂军尾追,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

当时广西军阀组织了两个追剿队,以其十五军军长夏威率两个师为第一追剿队;以其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为第二追剿队。

敌人共集结部队二十余万人,摆在三万多红军——疲劳之师的面前。这种严重的态势,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一目了然,可是,一目了然并不保证没有争议。

毛泽东认为这些堡垒是难以突破的,必须转向贵州,因为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薄弱的一路:名义上有一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领无指挥才能,双枪(步枪和烟枪)兵战斗力又弱。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为一派,蒋在珍又是一派。口头上各派都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并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他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两个师所辖的五个旅十五个团。

因此,毛泽东认为向贵州进军是适宜的。

二、都是假定

周恩来在头脑中久久萦绕的迷茫之感,薄雾似的散开了。共产国际框定的战略目标:首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就是悲剧的根本原因,遵从这个战略目标的措施不可能结出胜利的果实。

如果在这里,花过多的笔墨去展示会议的场景气氛和争议的过程,似乎没有必要。

争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是不是改变原定计划,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

但这时只是绕道,并未转兵,“最高三人团”并未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在七天之后到达黎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走向新的方向。

但通道会议却是黎平会议的前奏曲。

博古和李德却认为这些堡垒线是可以绕过的,而敌人的追剿部队可以让他们超越红军而过。红军则突然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的计划并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诱人之处。

“绕过敌人堡垒线,把追击之敌让过去,这不正符合运动战,与敌人绕圈子的法则吗?”李德在会议上表现出极端的愤慨:“一会儿批评说:你是逃跑主义,你是避战主义。

那么真正要和湘军大干一下了,反而又不对了,那么向贵州进军,是不是更是避战主义逃跑主义呢?”与会者瞠目而视。李德又说:“目前我军是疲惫之师,很需要立足之地以求休整,目前我军兵力单薄,需要与二、六军团合力拒敌,合则两利,分则两损。……湘江之战,是受了巨大损失,不能因此我们就都是错的了!”

这里,毛泽东和李德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假定:毛泽东认定会失败;李德认定会胜利。

然而历史只给人们作出一个答案:非此即彼。

在这个答案未作出之前,很难说向贵州进军就是绝对地好,去跟二、六军团会合就是绝对的坏!

即便后来证明向贵州进军取得了胜利,仍然不能证明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就会失败,也可能取得比向贵州进军大得多的胜利呢?

在这个会上,有人想得更远、如果暂时放弃与二、六军团的会师,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会师——到川陕与四方军的会师呢?

作战局又向会议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目前态势。

在当时来看,这个设想是极不现实的,从湘南到川陕,那是名副其实的万水千山,比与二、六军团会合,要难上十倍,那就等于说:既然我们跳不过三米宽的水沟,那就跳条十米宽的小河试试。

这个提议是不值得一驳的,当时,认为切实可行的是向贵州开进。

在通道会议上,即使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将来,首先不是与二、六军团会合,而是与远在川陕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博古、李德犯了错误,张国焘也犯了错误,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好的,没有一件不是错的。

第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没能粉碎三十余万敌人的四次“围剿”进行了一次战略大转移,而后才有了川陕根据地,才有了八万主力红军,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就是历史难定功过是非之处。

第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有许多地方是与红四方面军相像,它未能粉碎五十余万敌人的“围剿”,而想西征湘鄂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建的苏区——第一个川陕式的新的根据地,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呢?

如果不如此,结果是会更好些还是更坏些?是一无是处还是情有可原呢?

三、李德的痛苦

在通道临时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决定转向贵州时,博古和周恩来都看清了李德脸上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他面色青灰,蒙着一层悲苦的暗云。暴皮开裂的双唇,颤动着,抖索着,歪曲着,饱含着一派怒意。脸色严肃,近于阴森,两只眼眶塌陷下去,蓝色的眼睛散射出一种恨意。

进军路线的改变,给李德梦寐以求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以毁灭性的打击。

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愤然离开会场。

他隐约地意识到命运的作梗与嘲弄,世上许多事情,并不是单凭毅力与意志就能强求其成的。他的心情处于极端复杂的状态。泛起一缕不可名状的空虚和沮丧。

他明白,他的指挥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产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三十九年之后.在《中国纪事》中记载了这次会议,尽管不够准确。却可以大致上反映了此次会议的部分情况: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 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长江以南同二、六军团会合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系指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里,李德记错了。毛泽东提议的是向贵州进军,而不是向四川开进。是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而不是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李德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他作为一个国际顾问,终究是个客人,他无须在异国他乡争权夺利,他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总是要走的。那么,他要在他的任期内,尽他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奉献给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除了他希望用他的心血汗水所换来的贡献之外,还有什么可求呢?当然,他希望荣誉、威望和尊严,这些都是伴随着成就才能得到的!

李德的经历是不平凡的,三十二岁被派往一个泱泱大国当军事顾问绝不是无能之辈。当他接受来中国的使命时,他曾对自己的能力发生过心虚胆怯式的忐忑不安,信心不足。这种无法摆脱的力不从心的感觉,往往妨碍艺术家和军事统帅的能力发挥。

可是,当他被博古完全委以重任,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头衔下红军指战员对他的尊重与服从,使他对自己的力量深信无疑了!

这种顽强的自信,自然带来正反两面的效果:他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指挥艺术;同时对别人如何想、如何评论他全不放在眼里。

自以为是,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被这种错误葬送的不仅是常人,而且有许多伟大的人物。

他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把一切挫折看成了客观原因。

李德原来想干得比任何一个国际顾问更为出色的呀!

一个心胸不太狭隘的民族,本来不应过分责备那些到自己家中真诚帮厨而又把饭菜烧糊的客人。

但是,李德也应该想想,他忘记了原本不该忘记的事情:他在一个陌生的民族,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军队里,瞎指挥是危险的!想获取荣誉,得到的可能是耻辱。

他那沸腾的日耳曼人的热血,浸透了失意的悲凉,痛苦噬着他的心!

他的思绪经过了一个逆向转变之后,却转不回来。

四、《勒洛莱》

“人败言微!”李德怀着愤慨和委屈的情绪,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下意识地走到了城郊,警卫人员远远地跟着他。这种冲动,反映了他缺少领袖人物应有的耐心。

他感到照耀自己命运的星辰陨落了。他逃避什么人追踪似的盲目地乱闯,一条潺谖的小溪流挡住了他的脚步,溪边有一丛稀疏的杂木林。林下是富有弹性的荒草,上面还开着他不知名的小小的紫花。

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钻进杂木林里,拨开打脸的枝条,只管沿着小溪向前走,没有任何目标,他的思想很乱,正像脚下铺满的败叶、乱石和枯草。

这时,他看见不远的山坡上布满了人,那是中央纵队的人,他们好像在挖掘什么。

既不像掩埋牺牲的战友,也不像挖掘堑壕,他不带翻译,就无法与人交谈,平时,他就憋闷得要死,幸好,他能够把全副精力放在敌情研究和军事指挥上,而现在,他被慢慢排斥在指挥圈外,几乎成了多余的人了。这使他不但有一种失落感,而且产生了一种愤懑之情,太不公正了!现在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大概只有两个人:博古和凯丰。

而凯丰,这位共青团书记,在军事上是无足轻重的。

四周有散落的小屋,但已经化为灰烬,群众都已经避进了山林,这是白崇禧的毒计。在通过乡村政权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的同时,派特务扮作工农红军,进行烧杀抢掠。

李德在他的军事学中,没有这一章。他佩服白崇禧奸机诈,的确给红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食粮。这时,他才忽然领悟到,在小山上的人群是在挖吃的,但他不知道挖什么。警卫人员就在二十步开外,他不想问。

李德百无聊赖地走着,草丛渐深,无路可寻。他坐在一块冰冷的岩石上,思绪一个接着一个,像溪边的又冷又硬的乱石蛋子,压在他心头,几片枯叶在溪水中漂荡,那片落叶随水流去,似乎就是他生活前景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