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湘江之战(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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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1934年12月2日——油榨坪资水河边(1)

一、血战后的思考

红军渡过湘江,迅速到达坐落在三面环山,背靠资水的油榨坪,集中休整,八军团的部队只剩下了六百多人,其余大部溃散在湘江东岸。

油榨坪是个二百余户的村镇,在这茫茫苍苍的大山区,这也算是较大村镇了,在三百六十万分之一的袖珍地图上,标有它的大名。指挥部设置在靠近资水的一家小地主的庭院里。

1934年12月4日,朱德、******,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这曾使******讽之谓磨破了脚的沙子,现在已经彻底倒掉了。

******坐在资水河边,他可以清醒地想象出,这支匆匆从血战中突围而出的部队,没有后方,没有补充,没有休息,不管它多么英勇善战,犹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离开他的母亲大地,那是很容易被敌人打败的!若要取得最终胜利,他们必须争取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必须有个立足之地,以便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在这点上,他们“最高三人团”是完全一致的。这并没有什么错,犹如后来,红军集聚到陕北,在******所建立的陕甘根据地立足一样。

第二,必须有一个具备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困境的统帅!这个统帅,必须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必须具有审时度势的坚强自信,还有那种左右大势的非凡的决策能力!他在敌军、红军中都能保持着一种难以撼动的不可企及的力度!他能把千万人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指导革命之舟脱离危险的航程。广昌之战不过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挫折;放弃中央苏区,也仅仅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之战,对李德的威信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最高三人团”都负有责任,尽管程度略有不同。他们必须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许和期望胜利的意愿相反,后面的征程会比目前更糟!

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远征中,******很容易看到这次远征的危险。本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险滩和暗礁!要越过这些艰难险阻,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就要求这支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去完成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去承受难以想象的牺牲,使人类的求解放求生存的欲望发挥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

历史上有多少脱离后方的远征是胜利的?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拿破仑1812年的远征莫斯科,失败得多惨?

那么,在“最高三人团”中,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在******看来,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的战斗决策,他也是依靠李德。

那么,李德行不行呢?显然也不行,他虽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虽然有街垒战的实践经验,也有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得到的军事理论和知识。但却缺乏驾驭大兵团作战的把握全局的那种能力。

广昌战役,李德的内在的眼力就失灵了。他那种认识事物的程序的连贯性被四个因素破坏了:一个来自敌方,一个来自国际,一个来自内部,一个来自自己。

将帅五德:“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谁能具备这些德能?谁在历次战役中,显露过过人的才智与胆魄?

******的内视的目光落在了******身上,他了解他。

资水河边传来欢快的歌声。这是宣传鼓动队在教唱:

我们人人心中有一团火,

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杀敌立功莫错过:

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在红军的中高层干部中,这些欢快的歌声并没有引起心灵的振奋,而是血战后的思考:

这种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像******这样,从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未来的更换统帅上着眼的人并不很多,这样想的无非是中央队里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一样,是来自对******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则是来自******直接对他们的影响。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却注视着这次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

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难找,那就是后人所说的那顶沉重的轿子。

“兵贵神速”,这是班排连长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西征路上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英: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从******、******、朱德、李德到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怎么没有能够防患于未然?

也许后人会说:那是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

那么,当时轿子是怎么抬起来的?是谁让抬起来的?谁提过不能抬轿子的意见?

谁拒绝这个意见而一定要抬轿子?抬轿子或不抬轿子在这样一个军事行为上,就一定体现了执行****、****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线吗?今天打了胜仗归之于正确路线,若是明天又打了个败仗呢?是不是把********庸俗化了?

如果一切败仗都是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结果。那么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在1933年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又相继粉碎了川军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多人,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又执行了正确路线?

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后,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土城又打了败仗怎么说?

也许历史结论的随意性就在这里,看最后的解释权落在谁手。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可以把左说成右,十年浩劫,也可以解释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甚至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而且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这就应了中国那句极富哲理的俗话:公公婆婆吵架,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悲的是历史不给他们平等的辩论机会,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原告者或是当家人的声音,缺席审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词,历史原案也就这么暂时定了,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物质不灭,真情难死,当人们从蒙昧中历尽磨难苏醒过来,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重新审理,重新反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历史的画页再翻回湘江两岸。

那么,使西征大军遭受大难的这顶轿子是怎么样的一顶轿子呢?它有多么沉重?

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就有一万四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副挑子和担架,另外是大批的驮骡驮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后方人员,既是这次战略转移的沉重负担,又是绝对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

他们的行进方式必然有前锋后卫和两翼的掩护,这支庞大的机关被保护在五十多公里长的狭长的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着湘江前移。

部队为保护任务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战场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种状态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后来人们指责部队有逃跑避战思想。可是抬着轿子去攻击敌人怎么可能?要攻击,那就必须摔轿子!

这个轿子是可以摔的吗?

这也正是当时“最高三人团”在组织部队作战略转移的两难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用八万红军(一半是新兵)去和五十万敌军在苏区厮杀到底。除了这三条路外,当时别无选择。……

当然,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们,在事后可以设想出第四、第五、第六或是第七种方案,可能比以上三种好一些,合理一些。但是,在当时,权衡来权衡去,只能采用抬轿子的办法,而且使不明真相的后人大为吃惊的是:这顶轿子竟然是******让抬起来的。

博古和李德也在反思,他们共同的反思却是自我辩解。这种自我辩护是由“中央队三人小组”所提出的指责引起的,他们认为这些责难并不公正,甚至认为散布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是一种非组织活动。这两位王明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尽管在中央苏区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堵塞言路消除不满,却还不敢把它上升到这是****反中央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们在受到新的挫折时总喜欢怀旧,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

李德建议博古尽快找洛甫谈谈,绝不能任凭不满情绪继续泛滥,以免酿成灭顶之灾。

二、博古与******

油榨坪挤满了机关人员和直属部队。处处是匆匆忙忙的奔跑、喊叫、争吵。许多担架、骡马拥塞在狭窄的街道里,不啻为一个别开生面的闹市。

博古急匆匆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由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特别是败仗之后,他也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但他不知道洛甫住在什么地方,只好派警卫人员去打听,他站在一个小店铺的廊檐下等候。

天气很好,1934年12月2日下午4时的和煦阳光,怀着善意和柔情抚慰着劫难后的人群,远处的越城岭的锯齿形的峰峦像一排列队的巨人,威严沉郁地颔首静立在那里,恭候他们光临。

博古在焦躁不宁的等待,警卫员却迟迟不来。

前面两匹重载的驮骡相撞,物资散落在街口,巷道发生了阻塞,一排抬伤员的担架停在他的前边。

靠他最近的一个伤员,伤在腹部,绷带洇出已经干结的铁锈色的血。脸上像蒙上一层死灰,他望了博古一眼,那是濒临死亡深渊的眼神,无言地瞩望着他要去的那个陌生世界。

接着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头上缠着绷带,脸肿得像透明的瓦罐似的伤员认出了****中央的负责人,猛然从担架上坐起:

“博古同志,绝不能把我留下!”

这声音是可怕的,像一头豹子受了致命创伤之后的哀嚎,显然头部受伤使他神经受了刺激,充血的眼睛,从肿成一条缝的眼皮下透出一种疯狂。

博古一时认不出这就是时常给他送电文的机要秘书。但他知道,安插伤员这是最棘手的任务。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安插几乎等于丢弃,许多伤员宁愿自杀,也不愿落进敌人手里。

“我叫他们把我打死,”他一甩手臂,僵直的指着陪送的卫生人员,“可这些狗崽子们反而把我的手枪没收了!”

这瞬间产生的强烈色彩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之声,极富悲剧气味。

博古只好跨前几步,蹲在担架前,安抚他:

“我叫他们一定把你安插在可靠的基本群众家里,多给你留下一些经费,等伤好了,可以再找部队嘛。”

连博古也知道,这种哄孩子式的宽慰,显然不解决问题。

“你命令他们打死我,用我的手枪。”他用不可违抗的声调,给博古下了命令。

“同志,你不要冲动,这样不好,……”

“那好,我自己来,”不知何处来了一股蛮力,他几把就把绷带扯了下来,血流如注,受了电击似的仰倒下去。很难说是昏迷还是死了过去。

博古手扶担架,石化了似的蹲在那里,不知如何办好。

“博古同志,你还是忙去吧,”卫生队长把博古搀起来,“处理伤员是最叫人挠头的事,他们不管不顾,……你不好办。……”

“是,是,”博古很感谢卫生队长善意的开导。如果伤员跺脚骂娘,任何人也只好忍着。

他一回头,警卫员正好来到他身边,轻声说:

“首长,他们离这里不远。”

博古带着伤员留给他的一腔沮丧之情,一脚踏进警卫人员指给他的小院。他首先闻到一股扑鼻的肉香,接着听到******的浓重而又欢快的湖南口音,似乎在开一句什么玩笑。

“我来看看你们,”博古站在门口,当即找到了探访的借口,“稼祥的伤口怎么样了?”

“进来,进来,你来得晚了一会,”坐在桌子右边的王稼祥热情地用手势向博古打招呼说,“供给处分了一只鸡,饱餐了一顿,……我身体还可以。”

“请坐吧!”坐在方桌另一边的******动了动身子,指指左边的那个空着的座位,“洛甫刚刚走了,他觉得不舒服,大概是放的辣子太多了,吃不消。……”

博古坐下后,却不知如何开口,******放下筷子,示意警卫人员收拾桌子。

“打仗要好的指挥员,改善伙食可要好的供给处长,怎么样,你们军委纵队的伙食怎么样?”******拿起香烟递给博古,博古摇摇手表示不吸。他便自己吸起来。

“当然不如你们休养连。不过有时吃得也很好,有时就只好啃红薯了……”

警卫人员在收拾桌子,******一边悠悠然地吸着烟,一边风趣地开着玩笑:“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可是,我们连鸡肋也都啃光了。……”

“当然,三个人吃一只鸡(其实是两只),太少了嘛。”博古应酬着,仍然找不到可以深入交谈的话题,“明天翻越老山界,据说挺陡的,你们又不能骑马,坐担架就更困难了……”博古说出这种说了等于什么也没说的话,颇为后悔,但仍然无法打破尴尬的局面。

“山再高总被踏在人脚下。”******吸着烟。

“必要的时候,刘大个子可以背着我爬山,”王稼祥诚挚地希望博古放心,“过九嶷山的时候,就是他背我过苍鹰岩的。”

“这次转移,比预想的困难,湘江一战损失太大,除了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外,主观指导上肯定有很多不当,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博古点到此处,不再多讲,以试探对方的反应,引出对方的论点。

“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了。”王稼祥坦直地说,“像这样马不停蹄当然不行,静不下来嘛,要有个相对的安定环境……”

“我们(指三人团)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

“思考是纠正失误的前提,“******弹弹烟灰,“找出个所以然来嘛,魏征的话是对的: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失利嘛。找出失利的原因来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