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定稿之后，掩卷闭目琢磨了一阵，觉得以前出版的《人精》、《人道》与这部《人伦》，三部书之间的人物和故事毫无关系，但有一点相同，都带有“劝诫”的意思。
《人精》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暴发户”，“暴发户”算不上企业家，那么这些暴发户有钱后人生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是努力提升自己，成为对社会更有用的“企业家”，还是去挥金如土，在灯红酒绿中生活？书中主人公赖四唱了一段《醒世歌》，那段《醒世歌》是《人精》的精髓。
《人道》写的是官场边沿人物，其实就是“小官官”。书中塑造了两个女人，一个叫杨晓静，一个叫马里红。杨晓静是个温润如玉、热心为民行医的谦谦君子，而马里红却是不择手段、醉心做官。我写这两个人物的目的是要张扬杨晓静那种不是为做官，而是为百姓服务的做官之道。同时，也想呼喊一声，对当官之事还是顺其自然，不必强求。雷达、阎钢、贺绍俊老师一致评价，这部书是当下第一部官场劝诫小说。
《人伦》这部书是教人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刘震云先生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他说，《人伦》也可以换个书名，叫《醒世书》。《人伦》也算是个农村题材，因为它是由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衍生出来的故事。《人伦》是从一个事件切入，但并不写事件，而是写事件之外的事，通过描写几个人物在这个“事件”面前的表现而演绎出的“众生相”。《人伦》写起来，我感到与写前两部相比，有些吃力，它不像写赖四、杨晓静、马里红这些人物那么好把握，可以说《人精》、《人道》都是一气呵成、一笔写就，而《人伦》写了两稿。因为要把一个本属消极的题材写出积极意义来，既要描写人物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又要用和谐的琴弦拨动人心。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写上几章就要送给朋友们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写，甚至还拿到乡下去，让中学时代的“文友”去看，得到大家认可了，我写着才踏实。
说到“劝诫”还有一层意思，并不是我要刻意去说教谁。这是我的写作习惯和思维方式，也是无形中形成的。这可能与我的出身和经历有关系吧，是我的责任感让我选择这样的题材，采取这样的表现手法，给作品这样的“立意”。我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不能为写小说而写小说，写的小说让读者看了能够受益或得到启示，才能对得起读者，因为你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如果一部小说让读者看了只起“消遣”和打发时间的作用，那和“搓麻将”、“打扑克”又有什么分别呢？
说到这里，还要感谢二月河、贾平凹、周大新、刘震云、何向阳、李佩甫等几位文学大家，感谢他们在这三部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支持！
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