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于按零和的思考方式考虑问题，认为对方的“赢”就是自己的“输”，这样，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们了解了零和游戏的内容，也了解了只有合作，追求双赢才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才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但合作在有着利己自私本性的人类中间能产生吗？
1950年，数学家塔克（Albert w.Tucker）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在给一大帮心理学家讲演时，他用两个囚犯的故事，将当时专家们正研究的一类博弈论问题，做了形象化的描述。这个描述显然极为成功。从此以后，类似的博弈问题便有了一个专门名称——“囚犯困境”。
借着这个故事和名称，“囚犯困境”广为人知，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生物学等学科中，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聪明囚犯的困境
所谓的“囚犯困境”，大意是这样的：甲、乙两个人一起携枪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
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
这样就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如果两人都不坦白，警察会以非法携带枪支而将两人各判刑1年；
如果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坦白者作为证人将不会被起诉，另一人将会被重判15年；如果两人都招供，则会因罪名成立各判10年。
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只判刑1年。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选择。问题就这样开始了，甲、乙两个人都十分精明，而且都只关心减少自己刑期，并不在乎对方被判多少年（人都是有私心的嘛）。
甲会这样推理：
假如乙不招，我只要一招供，立马可以获得自由，而不招却要坐牢1年，显然招比不招好；假如乙招了，我若不招，则要坐牢15年，招了只坐10年，显然还是招认为好。
可见无论乙招与不招，我的最佳选择都是招认。
还是招了吧。
自然，乙也同样精明，也会如此推理。
于是两人都做出招供的选择，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都最佳的，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照博弈论的说法，这是本问题的惟一平衡点。只有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人单方面改变选择，他只会得到较差的结果。而在别的情况下，比如两人都拒认的场合，都有一人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选择，来减少自己的刑期。
也就是说，对方背叛，你也背叛将会更好些。这就是说，无论对方如何行动，如果你认为对方将合作，你背叛能得到更多；如果你认为对方将背叛，你背叛也能得到更多。你背叛总是好的——这是一个有些让人寒心的结论。
为什么聪明的囚犯，却无法得到最好的结果？两个人都招供，对两个人而言并不是集体的最优选择。
无论对哪个人来说，两个人都不招供，要比两个人都招供好得多。
“囚犯困境”这个问题为我们探讨合作是怎样形成的，提供了极为形象的解说方式，产生不良结局的原因是因为囚犯两人都基于自私的角度进行考虑，这正是合作没有产生的原因。
互不信任的军备竞赛
囚犯困境是一些非常普遍而有趣的情形的简单抽象。它准确地抓住了人性的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背叛这种真实的一面。从个体的角度来说，背叛是最好的选择，但双方背叛会导致不甚理想的结果。
囚犯困境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理性的人类社会活动最具形象的比喻。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
每个国家都愿意拥有比另一国强大的军备，因为军事力量强大才能对世界事务有更大的影响。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关于建立新式武器还是裁军的决策选择上恰恰成为囚犯困境的一个生动实例。
如果苏联选择增加军备，美国必然也会做出同样选择，以免丧失对抗的能力；如果苏联选择裁军，美国选择军备，则它的控制能力会相对增强。反之亦然，苏联也会得出这样推论。因此，得出的是那个囚犯困境的悲观结论：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军备增长是优势策略。因此，每个国家都选择继续进行军备竞赛，这就引起两国乃至世界都处于危险的互动之中。
在整个冷战时代中，美国和苏联企图通过军备控制谈判和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和苏联争论允许各国保留的军备数量，但同时两方面又都各自担心另一国会违背协议。在军备竞赛的情况下，利己的无情逻辑使参与者得到各方状况变坏的不合作结果。
国家往往通过那些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的手段来寻求自身的安全。这个问题在世界的区域冲突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地方保护的贸易壁垒
同样，两个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也是一个有关囚犯困境的很好例子。
由于自由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因此两个国家消除这些贸易壁垒都能受益。问题是，无论谁单方面采取行动消除自己一方的贸易壁垒，它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状态下。
事实上，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做，另一个国家保持它的贸易壁垒总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利益动机来保持贸易壁垒，尽管由此带来的结果比双方都合作差得多。
俄罗斯政府曾宣布在1996年3月起禁止美国鸡肉在俄罗斯市场上销售，这使美国公司受挫，并大为忧虑。表面上的原因是俄罗斯政府对健康的关注——一个和俄罗斯农业与食品部兽医司同样权威的机构说，为了保护俄罗斯消费者不吃受病菌感染的鸡肉，需要禁止美国鸡肉进口。
但是，真实情况是贸易保护。俄罗斯消费者说，俄罗斯的鸡无论在品质还是价格方面都无法与美国竞争。苏联解体以后，美国鸡的出口一直迅速增加。同时，俄罗斯鸡肉生产量由于饲料涨价和补贴减少下降了40％。美国对俄罗斯的全部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鸡肉。
忧虑重重的俄罗斯生产者一直抱怨，美国想摧毁俄罗斯的养鸡行业并占领其市场。而美国公司担心，俄罗斯生产者正在进行反击。
类似的贸易官司我们常常可以在新闻中见到。
“倾销”与“反倾销”的官司，归到根底，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博弈”。
恶性竞争的失败
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航空业仍受政府法规管辖时，各航空公司对于飞机票价不得自由调整。虽然票价不能任意调降，各航空公司为了吸引顾客，就各出奇招招揽客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免费里程累积活动。航空公司根据客户所累积的飞行里程数来赠送免费机票，而这项促销活动很受客户的欢迎。
此例一出，其他的航空公司万不得己纷纷跟进，否则根本拉不到顾客。虽然首开先例的几家航空公司在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大赚一票，但是等到其他公司采取同样措施的时候，大家又统统恢复到没有赠票活动前的市场分配上。这时候。赠票所得到的优势没了。
这种免费机票就变成航空公司的沉重负担。
根据1994年《时代》周刊的统计，在美国，每7个飞机乘客中，就有一个是使用这种免费机票的。为了减轻负担。联合航空公司在1994年宣布将客户们的免费里程数“贬值”，本来只要2万英里的里程数就可以换一张美国国内机票，现在需要2.5万英里才行。这个决定遭到顾客的强烈反对和抗议，联合航空公司还被告到了法院。这时候他们想要把这种活动叫停，恐怕也已经太晚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所以，基于零和思维所获得的好处只是暂时的，最终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
行业间的恶性竞争也常常会产生与囚犯类似的“困境”。众多生产同一产品、争夺同一市场而且彼此市场竞争激烈度极高的企业，它们互为竞争对手。
因怕竞争对手降价后独占市场的商家们竞相杀价的结果是，把一个又一个行业做烂。
在我国一些传统行业中，企业间的恶性价格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常常致使参与其中的企业两败俱伤，因此许多企业被迫结成“联盟”以谋求自救。然而由于对合作缺乏长远思考，导致了这些合作只能是短期利益同盟。
因争夺同一市场、长期缺乏沟通，企业彼此间忠诚度极低，合作只是权宜之计。对合作方的违约行为没有约束力，通常是迅速报复反应或采取跟进战略，从而造成合作同盟雪崩式解体。
彩管生产企业发起的“限产保价”政策收效甚微；2001年九大彩电骨干企业峰会，达成“限价同盟”不攻自破；
69家纯净水企业集体讨伐农夫山泉也不了了之。
这些无一不是企业间合作失败的例子。
“沉默”的困境
国际关系的协调与贸易的讨价还价，归根到底只是权益的争辩。而另一种道德领域的“沉默的困境”
却显得十分可怕。这种“沉默现象”常常见诸报端，是指在某种公众场合，需要有人出来维持正义与道德秩序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
在公共汽车上，歹徒公然抢劫，没有人出来抗争；在游人如织的公园内，一小孩不慎滑人湖中，没有人救助；
甚至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一军人与罪犯进行殊死搏斗，围观者众多，却没有人援手……
看到这样的消息，有良知的人们都会为之心痛。
这种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
现在假设一辆行驶的汽车上有一个强盗，有两个乘客。
两个乘客间没有任何事先联手对付强盗的约定，而且本来就相互不信任。
因为强盗足够强大，在实施抢劫中如果任何一个乘客选择反抗，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财物，还有可能失去生命，而选择沉默的乘客却可能从选择斗争的乘客的斗争中获益（如趁机跑掉了）；而如果两个乘客都表示沉默，尽管有财物损失，但无生命之虞；但如果两个乘客共同选择反抗，都有一定损失，但可以对付强盗。
因而，无论对方选择斗争还是沉默，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沉默。同样，另一个人也会基于同样的考虑进行策略选择，也会选择沉默。于是，面对强盗抢劫，两个乘客都示以沉默。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沉默者心灵麻木、感情冷漠，否则他们应该打破沉默；但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其实，所有的沉默者都十分清醒，不是他们要任凭摆布，是他们在经过精心的算计后，不能不任凭摆布。
他们的沉默对他们个人来说，在那种环境下都是最理智最经济的一种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想损失小些，收益大些，但由此造成的“沉默现象”却给社会道德以致命伤害。
零和游戏的输家
产生“困境”的原因，同样是因应了零和游戏的诅咒——每个人都在你输我赢的博弈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说来，人类社会岂不是一个邪恶进化的进程吗？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并没有完全遵循“弱肉强食”这一单一的轨迹。
假设你是一个处于古战场前线的士兵，当面对敌方的阵线时你采取何种策略最佳？如果己方获胜，你的贡献不太可能是决定性的，你倒是冒着有可能受伤或者牺牲的风险；如果敌方取胜，你伤亡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于是惟一合理的结论是：逃跑。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的推理。如果每个士兵都如此推理的话，恐怕战争就不存在了。可是，战争仍然在历史的背景舞台上轰隆作响，是因为还有比上面简单推理更多的东西。至少对逃跑士兵的处决，就使得逃跑的代价比起与战友同生共死来得严重。
人们总是能找到某种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就如当年西班牙征服者考特兹率领很少的人在墨西哥登陆后所做的那样，考特兹通过烧毁抵达的船只来断绝后退的生路，以面对人数众多的阿斯特克人。同时，故意将毁船的行为让阿斯特克人看见，让他们畏慑于他‘必胜的信心。
事实上，产生合作并不是简单的“高压”所能解决的，这里还有许多因素，在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中我们会找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