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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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曾国藩的进退策略(2)

做人要识时务

【曾国藩语录】

凡办大事,以识有主,以才为辅。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看得十分清楚,深知一入仕途则毫无“自由”可言,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伏老虎。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曾国藩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一事,可见其韬晦。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抽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和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做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

做人要靠自己

【曾国藩语录】

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而作出。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

所以,曾国荃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

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1855年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收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致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记住: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