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后期的诗作有《白鹤》《森森之声》等集。而1913年出版的英文本《新月集》，文字清丽如安徒生的童话，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特殊的深远影响。他逝世前半年的诗作共15首，后收入《最后的作品》一集中。
一位古希腊旅行家曾说过：“要讲述一些想象出来的事，印度人是举世无双的。”泰戈尔是最早讲出符合“现代”意义的印度故事的大师。他的小说创作成就堪与诗歌媲美。中长篇小说的杰作包括《沉船》《家庭与世界》和《戈拉》。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有《摩诃摩耶》《素芭》等。
《沉船》是泰戈尔最受欢迎的长篇之一，发表于1906年。它情节跌宕起伏，文字流畅。以认错了人这一线索，讲述主人公拉麦希在生活中失去了命运带给他的两位姑娘的爱，迎接希望之船的沉没这一悲剧性的故事。
另一部长篇《戈拉》，为泰戈尔奠定了现代印度首屈一指的小说家的地位。即便他只写了《戈拉》这一部作品，他的这种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戈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教派等方面的争端。人们希望在一部名著中看到的一切，这部小说几乎无一不具：出色的人物刻画；自始至终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流畅优美如诗一般的语言，以及令人折服的真实性。这些描绘同样可以从《战争与和平》中找到。这两部伟大的作品都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
《戈拉》发表于1910年，正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期。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印度民族解放战士戈拉这一光辉艺术形象。这是一位知识渊博、高瞻远瞩、勇于行动的印度青年。他对印度教的热爱是与他对祖国的热爱密不可分的。最后为了后者，他毅然走向了新印度教派，为真理而获得“新生”。通过戈拉这一人物，作者歌颂了新印度教派教徒的爱国行动和对祖国自由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批判了传统的落后思想。
泰戈尔反映妇女问题的短篇小说《摩诃摩耶》以它悲剧性的情节扣人心弦，堪称佳作。
泰戈尔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戏剧。这些戏剧同他的诗歌一样出类拔萃。他留下的38部剧作几乎囊括所有戏剧形式：悲剧、喜剧、谐剧、寓言剧、舞剧、独角戏等等。其中最优秀的，有《大自然的报复》《牺牲》《红夹竹桃》《首陀罗友朗》等。
《牺牲》一剧，一些批评家称其为印度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剧作。该剧中人物鲜明、构思奇巧，多种戏剧冲突重迭出现而不影响全剧的统一。剧中国王和王后因献祭而发生冲突，王后支持祭司与丈夫作对。神庙管事贾亚希玛答应除掉国王，却又下不了手。后来王后、祭司等阴谋败露。贾亚希玛自刎，实践了献王室之血于迦利女神像前的诺言。《牺牲》剧情冲突激烈，在国王与王后的冲突之中，表现了基于同情的人性普遍法则与传统仪礼主义礼法之间的较量。贾亚希玛失败了，但他的死决定性地（同时也是悲剧性地）取得了冲突的解决。
从某些角度看，《红夹竹桃》一剧堪称泰戈尔戏剧艺术的高峰之一。该剧里，对残酷无情的社会制度的痛斥与重申爱情伟力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剧中女主人公南妮与情人伦扬反对国王的暴政，她进谒国王并被后者所迷恋。国王得悉南妮已有情人后大怒，中断会见。伦扬与国王格斗失败而殉难，他的死促成国王的真诚悔悟，泰然面对御林军的倒戈宣战。南妮的形象是泰戈尔剧中女性角色里最独特的一个，她美丽而刚毅，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泰戈尔也是一位音乐和绘画艺术大师。他说：“从与音乐的接触中我找到了心灵难以接近的最高主宰。”他写了上千首歌词并为大多数谱了曲。从巴德玛河、恒河上的艄公，到井边取水的姑娘、浪迹四方的歌手、农妇、纺织娘——一切凡人琐事都被他谱写为生命乐章。
泰戈尔自幼受西方音乐的影响，对印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也领会深透，这使他在音乐作品上的收获同文学上一样让人惊叹。
泰戈尔67岁时开始作画，在他一生的最后12年中创作出了数千幅。他的画，线条保持着书法的特点而更挺拔、更明快；所用颜料鲜艳、透明。1932年后他才开始用不透明的颜料。他从不用自然景物入画，而近于抽象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被看作开创印度现代艺术新纪元的前驱。
当然，一个作家创作数量如此巨大，而创作生涯如此漫长（60余年），其作品质量不可避免地参差不齐。泰戈尔的许多诗、歌、绘画和小说将会被忘记，但是那另一部分作品，就其伟大意义而言，无疑将会永垂不朽。这部分作品，是印度文学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之一。
“神敬重我的工作，但他喜爱我歌唱。”（泰戈尔）
“东方圣人”
综观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一生，他的创作活动领域是如此宽广，对印度、对世界的影响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近现代印度史上的地位，也许只有圣雄甘地才可以匹敌。
事实上，甘地本人就是最早认识泰戈尔的影响远远超出其创作范围的人之一。圣雄盛赞罗宾德拉纳特为“伟大的哨卫”，印度荣誉的守护者。而今，泰戈尔在人们的记忆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位大诗人，他作为一位伟大哲人、思想家的地位也日益得到公认。任何对泰戈尔的全部贡献加以评价的活动，都必不可少地包括对其哲学世界观、宗教思想和教育观点的研究，而不能单单着眼于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
当然，泰戈尔给人们的主要印象还是一位文艺巨人。他的思想和感情在诗、歌、画中得到了优雅而自然的抒发，使他集歌手与哲人于一身。他的作品，单从卷帙量上也足以惊人。
在孟加拉，农夫们、船工们交口传唱泰戈尔那些动人的诗篇和歌曲。从13世纪的阿米尔·库斯洛之后，印度没有产生过一位像泰戈尔那样，在音乐与诗歌两个艺术领域都做出如此伟大贡献的一位天才。如同歌德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文学一样，泰戈尔作为文坛泰斗也深刻影响了印度现代文学。整整一代作家的创作都带有他的特征，而且这种影响无疑还会永远持续下去。
泰戈尔三访英伦时，除罗林斯坦和叶芝等友人外，还与庞德、辛克莱等许多崭露头角的作家交往。他的获奖使他成为欧美文学界一个重点研究对象。晚年他更是投身于广泛的国际文化活动中，在纪念莎士比亚、歌德等的大会上，在英国、美国，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有他的影响存在。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文坛上树立起一座坚实的艺术丰碑。
泰戈尔的中国缘
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作品零零星星地被译成中文。最初是陈独秀的四首五言古体译文《赞歌》，选自《吉檀迦利》。之后是刘半农的白话译文四首，选自《新月集》。“五四”以后，他作品的不少英译本，被转译成汉语与中国读者见面，第一部中文诗集是西谛（郑振铎）译的《飞鸟集》。此后各种翻译、介绍和评述泰戈尔作品的不断出现。那些清新隽永、韵味远穷的小诗，风靡一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早期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泰戈尔是一位深为中国读者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茁生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小诗”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承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郑振铎在其译《飞鸟集》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泰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此后，中国诗坛上一种表现随感的短诗流行了起来，如冰心的《繁星》《春水》等。其中许多富有哲理、晶莹清丽的小诗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辗转模仿的很多，几乎影响了一代诗风。
1920年，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邀请泰戈尔访华，他因忙于筹办国际大学未能成行。1922年冬，梁启超代表讲学社邀请泰戈尔访问中国。接到邀请后，泰戈尔很高兴，但因身体状况不好，将访问推迟到1924年的春天。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由才女林徽因作陪，徐志摩作翻译，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
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科学界正处于科学与玄学的论证中。泰戈尔热爱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热心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势。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作派也与当时中国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因此知识界对泰戈尔访华确有两种态度：一种欢迎，一种怀疑和批评。持欢迎态度的多是新月派的作家，如郑振铎、徐志摩、王统照等，他们大多崇拜泰戈尔，并把他的作品译介到中国。持怀疑批评态度的多是左翼文学家，他们觉得泰戈尔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会对中国的革命青年产生不利影响。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夫妇与泰戈尔结成异国的莫逆之交。泰戈尔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犹如膝下儿女，陆小曼曾自称感到从未有过的父爱和温暖。泰戈尔亲自为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苏绍玛”（Susoma），意为“英俊潇洒的青年”。此后，徐志摩在与泰戈尔通信中，常以“苏绍玛”自称，同时又称泰戈尔为“罗宾爹爹”（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讲学社在协和礼堂为他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400余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中国朋友给他穿上了中国服装。胡适作主席，梁启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并献赠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梁启超引经据典，说明这三个字的出处：“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的含义，可引伸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译时意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印度称呼中华的名字。中国人也称印度为“天竺”。按中国姓名的习惯，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以本名为名，泰戈尔先生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梁氏这一番博古通今、融汇中外的解释，博得全场的掌声。泰戈尔激动地离席起立，双手合十，欣然接受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印章。
当晚，朋友们用英语演出了泰戈尔创作的名剧《齐德拉》。在剧中，林徽因饰齐德拉，徐志摩扮爱神。两个年轻人语音纯正，配合默契。泰戈尔对他们的演出非常满意。临行前他送了林徽因一首小诗：
蔚蓝的天空
俯瞰苍翠的森林，
它们中间
吹过一阵喟叹的清风。
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离开上海乘船去了东京。徐志摩和泰戈尔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写下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离别日本，徐志摩把泰戈尔专程送到香港，洒泪而别，并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
中国之行成为泰戈尔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直到晚年都还念念不忘。1941年，他口授了一首诗，怀念他在中国的往事：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的前额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亲密
开启了欢乐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