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采纳了杨洪的意见，也有意再考验一下张裔，任他为校尉。后来，张裔听说杨洪在诸葛亮面前说他自己的弱点，就忌恨在心，总以为是杨洪别有用心，自己想争地位。诸葛亮了解到这情况后，给张裔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批评了他以个人私见度人的这种思想。张裔看完信很受感动，他深服诸葛亮的知人善察和杨洪的荐贤无私。这以后，他和杨洪握手言和，并且与向朗一道，竭力辅佐诸葛亮处理政事，后来果真当上了长史。
谋略点评：
诸葛亮不愧为智慧的化身，他在用人上也非常有独到的见解，不仅不重资历，而且也不论门第，从不求全责备，而是用人之长。他曾说过“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提出：“挑马不一定要非挑像麒麟那样的，只要马跑得快就行；选贤才不一定拿圣人做标准，关键是知识渊博，能力强。”正是因为诸葛亮善于用人，才使得像王平、马超这些人才为蜀所用，并屡立奇功。
唯才是举，曹操用人不拘品行
曹操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曹操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过继给中常侍曹腾为养子，故改姓曹。由于曹操的身世和宦官有些瓜葛，在当时很为清教名流所不齿。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强调等级秩序，上流社会看不起中下层百姓，甚至在很多场合不愿与中下层人士一起聚会。饱受上流社会歧视的人生经历，使曹操深刻认识到各级官吏通过察举征辟制选拔人才时，由于受贿徇情，受托虚荐，致使“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清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的丑恶现象在社会上泛滥成灾。曹操就任丞相后，针对选官的积弊，在公元210年发布《求贤令》，公元214年发布《救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公元217年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贵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选拔上来。曹操指出，无论是伊尹、傅说那样出身贫贱之人，管仲那样的旧敌，萧何、曹参那样的小吏，韩信、陈平那样被人污辱、受人耻笑的人，甚至像吴起那样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干，都要加以任用。这一主张充分表现出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的心情。
曹操认为，品行高尚的人不一定就有才能，而有才能的人，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行。他明确提出“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但凡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可以大胆起用。他举例说：陈平并不是一个淳厚的人，苏秦也并不守信用，然而陈平辅佐汉高祖奠定了西汉的帝业，苏秦救助了弱小的燕国。因此曹操认为：有才能的人即使有某些短处和缺点，又怎能废置他们不用呢？
曹操不仅用命令形式提出“唯才是举”，实践中也确实这样在做。曹操的人才中，从老兵中提拔于禁、乐进、典韦等将领，从敌方投降过来的人才中起用张辽、徐晃、张郃、陈琳、贾诩等人，从地方豪强中起用李典、李通、许褚、藏霸等，从东汉政府的小官吏中提拔荀文若、荀攸、王郎等，从普通士人中起用郭嘉、程昱、刘晔等，这些人才都是曹氏政权的顶梁柱。
曹操不仅任用司马懿等大族名士，也同样信任有“负俗之讥”的杜畿等人，且能以大业为重，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撰写檄文，痛斥曹操，并辱及他的父亲和祖父，可陈琳归降后，曹操爱惜陈琳的文才，不仅未加惩处，还委托陈琳掌管文书往来。在当时各割据政权中，曹操得贤士最多，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是在这些谋臣猛将的辅佐下，曹操才得以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从而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抛弃的“德”是有特定内容的，他并非是一般地否定“德”。照他的标准看来，有严重“品质”问题的，比如坚决反对他的祢衡、孔融等人，他是决不姑息的。“勿拘品行”也是有条件的。曹操的本意是指人的品行方面的“偏短”可以忽视，这些“偏短”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根本品质，而在根本品质上，他对将领提出了“质忠性一，守执节义”的基本要求，认为在“忠诚”和“大义”等原则问题方面，要禀性专一，坚守节操。
谋略点评：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观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并为管理者广为借鉴。他注重从能力方面去考察和提拔有才能的人。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贵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选拔上来。曹操认为，品行高尚的人不一定就有才能，而有才能的人，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行。他明确提出“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凡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可以大胆起用。值得注意的是，曹操所不看中的“德”，不是忠诚等基本的品行，而是儒家所宣扬的“三纲六纪”。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选用人才要看大局。如果一个人在总体上能够胜任你安排的工作职位，那么，在工作的非关键细节和其他方面，就应该宽容一些。任何人都有缺点，“人无完人，慎无苛求。才重一技、用其所长”，是选拔人才的基本态度。
用情于谋，唐太宗以情感人心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之一，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有关他善于用人、善于纳谏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广为流传。
李 是唐太宗手下智勇双全的能臣，他先后率军打败突厥、薛延陀、高丽诸国，扬大唐国威于四方，深受太宗的宠信。一次李 得了重病，太宗打听到把胡须烧成灰可以治病的偏方，便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烧成灰为李 治病。古人讲究“身体须发，受之父母”，不敢有损，剪掉胡须是不孝的行为，太宗这样做，可见他的爱才之心。李 病好后得知了这件事，上朝谢恩，感动得磕头直至出血，太宗安慰说：“爱卿是朕的股肱之臣，身系天下之安危，朕这样做全是为了江山社稷，爱卿何须言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特意任命李 任太子詹事。一次，太宗设宴款待大臣，席间语重心长地对李 说：“朕想把太子托付给朝廷重臣，思来想去，觉得没有比爱卿更合适的人选了。太子新登储君之位，朕把太子宫中之事委托给爱卿，虽然暂时委屈了爱卿的官阶和资历，但责任至为重要。爱卿一诺千金，过去跟从李密时，从不肯辜负李密的托付，现在岂会辜负朕的重托啊！”李 闻言泣不成声，当即咬破手指发誓，要竭忠尽力，辅佐太子。过了一会儿，李 喝得大醉，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太宗脱去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盖上。
贞观十七年（公元649年），太宗病重不起，把太子李治叫到病床边嘱咐道：“你日后继位为君，必须得到李 等得力大臣的忠心辅佐，才能稳坐江山。但你对李 没有恩惠，难以得到他的效忠。现在，朕要责罚他，将他调离京城。朕死后，你要将他调回京城，授给他仆射的官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必定会对你竭忠尽智。”几天后，太宗真的找了个借口将李 调离京城，出任垒州都督。
不久，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依太宗之言，立即召回李 ，委以重用。李 感激两代君王对自己的恩典，尽心辅佐高宗，为国家屡建奇勋。后来，李勣以近80的高龄出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征伐高句丽，一直打到平壤，俘虏了高句丽王高藏，将高藏献于安葬太宗的昭陵，一举洗雪了太宗征伐高句丽失利的耻辱。
谋略点评：
唐太宗对待李，既用情结其心，使其为己所用，又用权谋之术让其效力于自己的继承人。要取得下属的效忠，既要用情，又要用谋，二者不可偏废。让下属对自己感恩戴德，是取得下属效忠的前提。如果没有遇到让下属对自己感恩戴德的机会，也可以像唐太宗那样，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这样的机会来。
秉公无私，姚崇不因私去贤
姚崇，字元之，祖籍江苏吴兴，因祖辈世代在陕州为官，所以定居陕州硖石（今属陕县硖石乡）。姚崇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孜孜好学，胸怀大志。靠父荫做了挽郎。后来又官至州司仓参军、夏官郎中。因奏事明晰流畅，为武则天所赏识，拜夏官侍郎。圣历三年（700），升至问风阁鸾台平章事，从此任相。中宗时，出任亳、宋、常、越、许等州刺史。容宗即位后，官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晋升为中书令。因反对太平公主干政而获罪，贬为中州刺史，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后又徙同州刺史。在任时，为政宽简，井井有条，为人称道。玄宗即位后，重新起用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迁紫微令。他忠心为国，勤勉用事，与另一位宰相宋璟并称“姚宋”，齐心协力辅佐玄宗，成就了“开元之治”的鼎盛局面。
在用人方面，他秉公无私，任人唯贤，史称姚崇当国，“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他正确对待魏知古一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魏知古原为睿宗朝黄门侍郎，为人方直，颇有才学。姚崇爱其才能，积极向玄宗举荐。其后，玄宗欲造玉真观，魏知古以为劳民伤财，连连上书劝谏。
玄宗见他果然忠直敢言，就提拔他为宰相，与姚崇同列。后来魏知古摄吏部尚书，掌管东都选官之事。恰好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他们想凭借魏知古与姚崇的旧关系升迁，就通过魏知古的门客向魏知古送礼。魏知古却不但不买账，而且回长安后，如实向玄宗报告了此事。一天，玄宗召姚崇问道：“你的儿子有才能吗？都在哪里？”姚崇知道玄宗骤然问此事，必定是劣子出了问题，就说：“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玄宗原以为姚崇可能会因为爱惜儿子而隐忍此事，听到姚崇如此回答，不禁喜出望外，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姚崇回答：“知古是我所推荐任相的，我儿子必定以为他会感念我的恩德，而去请托他。”玄宗听后，赞赏姚崇的不讲私情，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鄙薄魏知古的为人，想将他斥退。姚崇知道此事，急忙劝阻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姚崇强调不能因一己私事损害国家政治，其论甚为严正，玄宗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虽然后来终于将魏知古罢为工部尚书，但总算不为己甚，仍能继续发挥其作用。
谋略点评：
魏知古是因为姚崇的引荐才当上宰相的。魏知古这个人为人方直，颇有才学，姚崇也正是看中他这一点，才积极向玄宗推荐的。姚崇的两个儿子想凭借魏知古与其父的旧关系获得升迁，一向正直无私的魏知古，不念姚崇的引荐之恩，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应该说，魏知古不因私害公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不念旧情也就罢了，完全没有必要将此事泄露给皇上，魏知古此举，固然体现了其公而忘私，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浅薄无知、没有人情味、为了赢得好名声不顾恩情的一面，有向皇上表功取宠之嫌。魏知古此举可谓愚蠢至极，皇上不但没有褒奖他，反而认为其鄙薄不堪而欲斥退他，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反观姚崇，并没有因魏知古的薄情寡义而记恨他，至少表面上如此。当唐玄宗想要罢魏知古的官职时，姚崇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恳求唐玄宗继续留任魏知古。姚崇之举可谓高明至极，唐玄宗既然十分憎恨气量狭小的魏知古，自己若趁机落井下石，唐玄宗必然会认为自己也是和魏知古一样的气量狭小之辈，这样的蠢事姚崇是不会干的。
得人治事，曾国藩放手用人
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本是文人，并不懂得行军打仗。在统帅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他亲自指挥的靖港之战、湖口之战、祁门之战等几次战役，每次都是大败而归，自己还差点丧命。残酷的事实告诉曾国藩，他缺乏领军打仗的才能，“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后，曾国藩扬长避短，致力于放手使用手下的将领，自己决不插手具体作战的指挥和部署。
作为湘军统帅，曾国藩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一是对官兵进行忠君敬上的思想教育，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使官兵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第二是制订围剿太平军的作战方略，先夺取武昌，以两湖为根据地，再顺江东下，强攻金陵。由于他潜心思考，又借用幕僚的智慧，这一战略十分成功，第三是制订用以指导作战的基本战术，如结硬寨、打呆战、挖长壕困敌、围城打援、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等，实践证明，这些战术是行之有效的。至于在实战中究竟如何应用，则交由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将领随机应变。
用人不疑，曾国藩的统军之道是自己负责选拔重要将领，而把具体军务一概交由将领们全权处理。曾国藩认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他先后任用王鑫、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李元度、曾国荃、胡林翼等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放手让这些将领自行招募、训练士兵，并由他们全权负责率军作战，自己决不越级指挥。充分发挥手下将领的军事指挥才能，曾国藩统帅的湘军自然越战越强。放手让部下劳心劳力，是曾国藩以五万之众的湘军，击败太平军数十万人的秘诀所在。
谋略点评：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善于用人，信任并充分发挥部下的能力，让部下劳心劳力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作为领导者，选拔有才能的人并放手让其来做事，比凡事自己亲力亲为效果要好得多。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应交由下属全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