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钱冠连教授的近著《汉语文化语用学》，即将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蒙他垂青，索序于我。这实在出我意料，真是受宠若惊。谈到语用学，要说我一点都不懂，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要说我懂得很多，那无疑是吹牛。我的水平大概处于小学与中学之间。我读钱先生这一部近著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的过程。这决不是像书中所说的那样的“语用策略”，而全是大实话。以我这样的水平竟敢佛头着粪来写什么“序”，岂非天大的笑话！
然而我却感谢钱先生的殷殷感情，情不可却，又感谢本书中那些前无古人的精辟的见解，开我茅塞，把我的水平一下子从中小学提高到大学预科。我立即动手来写这一篇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本书的内容，宛如游夏诸贤，不敢赞一辞。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题发挥。
多少年来，我就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学术之林中，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听不到？中国的文化积淀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差，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也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低。在国外，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新学说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彪炳宇内，煞是热闹。有的学说简直像“蟪蛄不知春秋”，生命并不长久。我曾套用赵瓯北的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然而，反观国内，则噤若寒蝉，一片寂静。
原因何在呢？
要找原因，并不困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专就语言学而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差不多，我现在先置而不谈———，有个别的学者患了明显的“贾桂病”，总觉得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在“老外”面前挺不起腰板来。一提到中国的语言理论，他们的鼻子都想笑歪。大部分搞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的学者，他们那一套分析的方法，我总觉得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这影响自《马氏文通》以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汉语研究中。最近几年，我才豁然顿悟，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同中国的汉语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西方与中国的语言的差异，在中国首先是汉语。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简而言之，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西方印欧语言有形态变化，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尽量用语法变化的形式来表达得尽可能地清楚。而汉文则既无形态变化，词类的区分又往往并不泾渭分明，总之是有点模糊。汉语的模糊性，多少年来就受到了谴责。有人说———是不是鲁迅先生？———中国人语言模糊就说明思想糊涂。鲁迅先生等人，曾企图改造汉语，有一段时期使用“的”、“地”、“底”三个字，把英文historically译为“历史底地”，一时成为严肃的笑话。从世界最新科学的发展来看，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清楚的。汉语的优点正在于它的模糊。研究汉语，就首先应该抓住汉语的这个特点。用西方语言的理论来硬套是不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立自己的理论。有人把中国学者没有发出声音称为“失语症”。找准了病源，开个药方，并不是办不到的事情。
在西方学者方面，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或者潜意识地，难免还有“天之骄子”的思想。他们昧于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他们不知道，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西方的资料只占一半的分量。钱冠连教授说得好：“缺了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学专著的语用学学科，就像缺了一个方面军的大集团军那样不可思议。”语用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何独不然！可惜目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还不算多。东方和西方都有懵懵懂懂者。只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多了起来，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才能真正成为完整的学科。看来要想完成这个理想的任务，只能等到21世纪了。
我的借题发挥就到此为止。现在再回到钱冠连教授的这一部《汉语文化语用学》这里来。我那一套一得之愚，钱先生未必都会同意。但是，他写作本书的基本精神，我认为，却是同我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的。因此，尽管我在决意写这一篇序时心中确有诚惶诚恐之感，可是，现在写完一看，并没有离题太远，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1997年3月7日
一气呵成，时窗外春风吹拂，柳露鹅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