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衣
雅志堂后面的小室，叫作“更衣”，是亲戚、宾客临时休息的地方。
我的小儿子数次问我这个词语的来由，我就摘录了班固的《汉书·灌夫传》中的句子拿给他看。此传中说：“坐乃起更衣。”颜师古注释道：“更，是改的意思，但凡坐久了的人都要起身换衣服，因为期间天气有可能变热或者变冷。”“田延年起，至更衣。”颜师古注释道：“古时宴请宾客肯定会有换衣服的地方。”《卫皇后》中说：“皇帝起身更衣，子夫在旁边服侍，为皇上穿上衣。”
因此，“更衣”一次的原意是以前大户人家的宾客临时休息和换衣服的地方。
洗儿果钱
自从宋高宗皇帝在钱塘（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以来，皇子在王府内无论生了男孩或者女孩，皇亲国戚、三衙的长官、浙江的漕司官员、知临安府、都要献上贺礼。皇子自然会致谢，除了金币之外，还有洗儿钱果，动不动就会赠送数十盆，有时甚至会更多。这些洗儿钱果巧夺天工，异常珍贵。假如将金币和洗儿钱果加起来计算，所用费用真的不可胜数。但不知道这种惯例源自何时？
刘原甫在仁宗嘉祐年间，曾上《论无敌疏决》说：“一般都认为皇上生了皇女，设此大庆典，这恐怕不是皇上应该承袭的庆典啊！我又听说在庆典时造了很多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币。又铸造金银成花果形状，赐给臣下，从宰相到台谏，都能得到这种赏赐。无益的费用，无名的赏赐，大概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假如想以此来夸示皇家奢侈华丽，在世俗之人面前还可以。但以此来引导人们节俭，就不行了。宰相、台谏应以道德来辅助皇上，为什么自己无功受赏，而没有一言上奏奉劝朝廷不要如此破费呢？臣希望皇上要恭行节俭的政策，以答谢上天的眷顾，不应该再施行那些姑息之恩，来损害国家的政体。”
刘公的论述真是太正确了，所言一针见血击中时弊。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铭时，没有记载此事。我在撰国史时，由于不知此事，也没有把此事写入他的传记中，谨记于此。
另外，唐人韩偓撰写的《金銮密记》中谈道：“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皇帝的銮驾在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后妃生下了一位公主，唐昭宗三天后就赐予臣下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铤子。”唐昭宗在颠沛流离之中重视这种礼仪，朝廷之中尽然没有人上言劝止，这可能是在宫廷内形成了一种习俗，想突然改掉，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韩同姓
有关何与韩是同姓，我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依据，后来阅读《史记·周本纪》，应劭说：“《氏姓注》中说，何姓源自于韩姓。”邓名世在《姓氏书辩证》说：“何姓来自姬姓，由于持有韩原（陕西省韩城东南）地区的采邑俸禄，因此称为韩姓。韩王建被秦国灭掉之后，他的子孙分布在陈、楚居住。长江和淮水之间的部分地区将‘韩’读作‘何’，随着读音的相近，韩姓逐渐演变成何姓了，但是无法详尽地说明它的出处。”韩王中失掉韩国的是韩安，而这里说的是“建”，建是齐王的名字，大概是邓名世写错了。
后来我读到孙愐写的《唐韵》，里面有这样记载：“韩国灭亡后，子孙散布于江、淮之间，江淮人把韩读成何，字随着读音变化，韩姓就变成了何姓。”由此可见，邓名世的“韩何同姓”之说，来自这一说法。
唐曹因墓铭
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信州上饶（今江西上饶）尉陈庄，挖出了一块唐代的石碑，细心看碑文，原来是一位妇女为丈夫作的墓志铭。碑文如下：
我的丈夫姓曹名因，字鄙夫，祖上世世代代都是鄱阳人。我丈夫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唐高祖一朝做官，唯独我丈夫三次考进士，都榜上无名，后来干脆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以礼仪管束全家，成为山野逸士。后来丈夫死在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的路上，朝廷的公卿世交和乡邻乡亲们知道这一噩耗后，都感到悲恸与遗憾，而我却不这么想。我对婆母说：“咱家有良田，足以填饱肚子；咱屋里有夫君留下的文章，足以教导子女成人。人在天地间生活，在阴、阳间转换，生死散聚，这就是世界的特征，有什么可忧可喜的呢？”我姓周，是夫君的结发之妻。跟随夫君生活八年，非常恩爱。今天夫君撒手西归，我给他赠一铭文：“活着是天意，死了也是天意。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唐朝时期，上饶本来属于饶州管辖，治所在鄱阳（今江西波阳），后来信州从饶州分离出来。所以，碑文中说的曹因世世代代居住在鄱阳（古时常以州之治所指代该州）。一个妇道人家，可以写出这样俊逸的奇文，真是不多见啊！这样的奇女子，如果不能名垂后世，真是惋惜。所以，我就将这块碑文记录下来，希望可以流传后世。
双生以前为兄
东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十月怀胎，顺利产下两个男婴，两个小家伙虎头虎脑，显得十分可爱。全家人非常高兴，开心之余，一家人却为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是弟弟犯起了愁。有一天，全家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众说纷纭，畅所欲言，热闹非凡。
有一个人抢先发言，说：“从古至今，先出生的理所应当是哥哥，生在后面的自然就是弟弟。”
另外一个人摇了摇头，坚决表示反对，说：“从古至今，一直有上下尊卑之分，上为尊，下为卑。两位兄弟还在娘肚里时，同样也有上下位置之分。位居上面的应当是哥哥，位居下面的应当是弟弟。根据这个常理来推理，位居下面的应当早出生，所以，我认为早出生者应该是弟弟！”
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大将军霍光眼睛陡然一亮，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商朝时大王祖甲的妻子一次也生下两个儿子。第一个王子取名嚣，第二个王子取名良。祖甲的妻子是先生下王子嚣后，隔一天才生下良的，祖甲就把王子嚣当作哥哥，把王子良当作弟弟。如果按居上者为哥哥，居下者为弟弟的说法，王子良就该叫王子嚣的哥哥了。咱们今天也应当按照殷王祖甲的做法，把先生的当作哥哥，把后生的当作弟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古人对古代遗制都十分重视，没有人再对霍光的看法提出反对意见。
古时候许国君主许庄公的妻子生了双胞胎，是两个女儿，一个取名叫妖，一个取名叫茂，古时楚国的大夫唐勒也生过双胞胎，一个男孩取名叫正夫，一个女孩取名叫琼华。这两对双胞胎，都是以先出生的为老大，后出生为老小的标准进行排列。郑昌时与文长倩的妻子，各生过双胞胎男孩，滕公的妻子生过双胞胎女孩，李黎的妻子生过一男一女的双胞胎，都是以先出生的为老大。
上面的这些事情，都记载于晋代葛洪的著作《西京杂记》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双胞胎以先出生为老大的惯例，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
女子夜绩
《汉书·食货志》记载：“到了冬天的季节，老百姓整天都蜗居在家里，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在晚上从事纺织。就这样，妇女们在一个月之中可以做四十五天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一个月的三十天里，每天纺织到半夜，两个半夜的时间相当于一个白天，这样加起来就是四十五天了。妇女们之所以聚在一起纺织，一方面是为了节省蜡烛，另一方面是为了互相切磋纺织技术。
《战国策》记载，甘茂逃出秦国，到了关中地区，遇见了苏代，就对苏代说：“江上的一个贫家女子和富家女子一起织布，自己没有灯烛，一起织布的富家女子们在一起商量，想赶走她。贫家女子说：‘我因为没有灯，所以常常先到，然后打扫房屋，铺设坐席，你们何必吝啬照在四周墙壁上的余光呢？希望你们可以把多余的光亮赐给我。’”可见，夏、商、周三个朝代，民风淳厚、生活简朴、人民勤劳。不仅仅妇女这样，男子也是一样。
《诗经·豳风》中有“昼尔于茅，宵尔索绹”的诗句，说的就是在白天男子们上山砍茅草，晚上将茅草拧搓成绳子，等待季节到来时再使用。夜里是白天的延续，它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啊！
唐诸生束修
唐朝的法典《唐六典》中有明确规定：“国子学的学生刚刚入学时，必须要准备一筐成捆的绢帛、一壶酒、一案干肉，送给老师，这些礼物称作‘束修’。新生入学后，还要在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处举行礼仪，都要根据国子学的规定实施。另外，学习经书的学生，在闲暇的时间，就让他们学习隶书，还有《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每旬开始的前一天，要对学生学习的知识进行考核。”
从上面的规定可知，唐朝的士大夫之所以多数都擅长书法，是因为他们在学校学习期间，经常练习的结果。其中，学习《说文》、《字林》、《三苍》、《尔雅》这几种书，不但人事部门用人时把考试书法的优劣作为成绩，而且也能让学生知道每个字的结构和含义。
学生向老师赠送束修，已如上言。另据《开元礼》记载，皇帝的子孙也有向老师敬献束修的礼节。条令规定皇子的礼物是：成捆的绢帛需要一筐五匹，酒需要一壶二斗，干肉需要一案三艇。行礼的时候，皇子穿上学生的专用服装，到学校门外，将三件礼物放在西南方向，然后慢慢说：“我在向先生求学，不知道能否进来拜见老师？”老师准许之后，拿束修的人将筐交到皇子手上，皇子双膝下跪，向束修行礼。跪拜三次后，皇子向后退，老师回敬三次。老师回敬完之后，皇子继续跪着拿起束修筐，献给老师。老师接过束修筐后，皇子再次行礼，然后才可以退出来。这种向老师送礼的行为，看似有行贿的嫌疑，其实是对老师的尊重，州县学生初次入学之时也是如此。
朋友之义
人生在世，朋友之间的义气最为重要。假如说普天之下除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赞美的，那也肯定是朋友间的友谊。上到帝王将相，下至平民，想要大有作为，快快乐乐地过好一生，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往往难以成功。翻开“五经”经典，我们从中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事例。
《诗经》里说：“如果社会上人人都追名逐利，变成市侩小人，那么朋友之义就会被冷落在一边，社会就不会有多大进步。”《中庸》、《孟子》中认为：如果不依靠朋友，一个人就没有上进的可能和机会。“相信忠诚的朋友”被圣人孔子作为自己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处世信条。孔门的杰出弟子子路立志要“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享”，决心与朋友同甘共苦。曾参也表示对朋友就要以诚恳信任的态度相互对待，避免互相猜疑、误解对方。《周礼》讲到了为人处世的仁、义、礼等所谓六行，第五叫作“任”，指的就是对朋友充分信赖和依靠。汉唐以来，很多有名的人物在交往中，互相信赖，义气深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令人无比敬慕。
唐代文学家元稹与白居易，柳宗元与刘禹锡，他们身处盛世的时候拥有高远的政治抱负和超群的文学素养。元白之间、刘柳之间都是因为富国强民的志向而走到一起，又在吟诗酬答之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们之间，一人的成就之中就凝聚着另一个人的汗水，一人的政治主张常与另一个人的不谋而合。他们不论身在逆境或是官运亨通，始终患难与共，生死贵贱都无法更改他们高贵的友谊。
本朝的前一百多年之中，这种风尚还一直存在，可是现在都消失了。
人生五计
朱新仲常常说：“人生在天地之间，寿命的长短都是不一样的。以七十为准：十岁的时候还是儿童，整天围绕在父母膝下，由父母照料衣食寒暖，任何事情全都都靠父母安排，自己只等着长大成人，这叫作生计；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大丈夫了，这时候骨骼健壮，踌躇满志，开始进入名利场，以求金榜题名，光耀门庭。这就好比是千里马虽然屈服槽枥，但心却想着一日千里，纵情奔驰于天地之间，这叫作身计；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日夜呕心沥血，以求趋利避害，整日企望达官显贵，财源广进，门第旺盛，子孙绕膝，这叫作家计；年近五十的时候，心力怠倦，俯仰天地间，自己的才智谋略都已经施展完了，生命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偏向西山，青春就如白驹过隙，有去无回。这时候应该淡泊名利，藏起开路刀，像蚕作茧一样全力去建设安乐窝，这叫作老计；六十之后，人生已经过了一甲子，生命就像天空中的太阳临近西山，眨眼的工夫就有可能降落下去，这时候要注重修身养性，一定要做到身心安泰，含笑入地，这叫作死计。”
朱新仲先生每次把他的人生五计讲给人听时，听者的情绪都在不断地变化。讲到身计，听者喜笑颜开；讲到家计，听者欣喜若狂；讲到老计，听者沉默不语；讲到死计，听者则哈哈大笑，并对朱新仲说：“你的五计太笨拙了。”笑话他的人多了，朱新仲自己也对五计产生了怀疑，自言自语地说：“难道人们都讳老忌死吗？”
我在为南华长老作《大死庵记》时，才知道朱新仲上述妙计。我的年龄已过了七十，走向八十，应当把这妙计写在腰带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