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古籍堪称“善本”，历来说法不一。清人张之洞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种，精校细勘，不讠为不缺之本也。“譬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末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钞)。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编辑条例则规定了四点，这四点，“一曰旧刻”，“二曰精本”，“三曰旧钞”，“四曰旧校”。上述二说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可以大体看出，作为“善本”，必须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即实用价值，或称文献价值，即所谓“足本”、“精本”是也；一即文物价值，即所谓“旧本”、“旧钞”、“旧校”是也。这两方面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截然分开，有时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强调一部古籍“不讠为不缺”，就是强调它更接近原本。即更能反映该书的本来面貌。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显然，离该书作者时代越近，其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便会越少，前人强调“旧本”、“旧钞”、“旧校”的意义正在于此。一般把一书的初刻本或一个刻本的祖本作为“善本”其意也在于此。不过，情况远非这样简单，因为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刻本，其刊刻质量也有高低之分。
例如宋刻本，当时人叶梦得就说过：“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石林燕语》卷八)这就是说，从实用角度看，并非一切古刻皆善。只有经过“通人”精校细勘的书才最少讹误，才能称善。前人谓善本必须是“精本”，正是指此而言。由于书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时有残阙，而书商为了谋利，往往将一卷拆成两卷或多卷以足原来之卷数，因此，强调“善本”必须是“足本”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有些书，由于内容于当时有违碍，因而刊刻时大加删削，使其失去了本来面貌，这样的书算不得“足本”，我们当以未经后人删削的书为善本。
有人说，书是越古越好，故宋刻往往以页论价，这是过分强调了它的文物价值。其实，从实用价值看，后来的精校、精刻本，往往胜于古刻。因此，我们衡量一部古籍是否“善本”，即要看它的实用价值，又要兼顾它的文物价值。从整理古籍的角度看，前者当然更为重要。
关于“善本”的比较通行的定义是：凡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称为善本，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也称“善本”。
善本书的标准是“三性九条”。
“三性”即：因其年代久远而具有“历史文献性”，书籍内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性”，雕板印制考究、插图等精美的“艺术代表性”。
“九条”为：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三、清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的图书。五、辛亥革命前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演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七、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八、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面的刻本。九、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抄本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书籍的流传主要靠手抄写，这类书籍叫做抄本，或称为写本。但是，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后，还有许多抄本流传。可以说，版本包括了刻本(印本)、抄本(写本)两大类。凡是抄写、誊写，誊录、抄录，摹写的书，都可以叫抄本。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抄本，当为我国晋人陈寿(233——297年)抄写的《三国志》。这部用纸抄写的书的残卷，是1924年在我国新疆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存80行，1900余字。1965年，在新疆又发现了《三国志》残卷，仍是隶字书写，有40行，570余字，内容写的《孙权传》。我国现存的抄本还有晋元康六年(296年)的佛经残卷，藏于日本。
再次还有后凉麟嘉五年(393年)的经卷，藏于上海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现藏的最早抄本是唐人写经，约8000多卷。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明清抄本。
刻本
“刻本”仅指刻印而成的书，与“版本”最初的意义相同。雕版印刷技术产生后，刻书事业有很大发展，许多书商、私家和某些官府都刻印图书，朱代大盛。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刻印技术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不同形式的刻本。从时代来区别，有宋、元、明、清刻本。从地域来区别，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四川、广东、湖南等地刻本。从刻书者来区别，有官刻、私刻和坊刻：如从版本的形体上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影刻本和小巧玲珑的巾箱本(即便于携带的袖珍本)，从印刷技术上区别，也可分成不同特点的刻本。我国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刻的《金刚经》。
蓝本
“蓝本”原是古籍版本的一种形式。明清时期，书籍在雕版初成以后，刊刻人一般先用红色或蓝色印刷若干部，以供校订改正之用，相当于现代出版印刷中的“校样”，定稿本再用墨印。《书林清话》载：“其一色蓝印者，如黄记《墨子》十五卷，此疑初印样本，取便校正，非以蓝印为通行本也。”
由于蓝印本是一部书雕版之后最早的印本，因此就有“初印蓝本”之称。后来作为“着作所根据的底本”意义上的“蓝本”一词，就是从“初印蓝本”引申出来的。
孤本·珍本·副本
孤本：仅有的一份图书。指某书的某一刻本，在世间仅有一份流传的。
其他如未刻的手稿、碑帖的旧拓本仅有一份的也称孤本。珍本：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又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都为珍本。副本：同一书抄出的复本。有时也称“别本”。是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抄本，依样重写，储作副本，现在也指政府和国际文件正式签署本的复本，一般是作为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台湾珍藏的善本书
1949年，国民党陆续从重庆等地将善本书空运台湾，计有宋刊本、金刊本、元刊本、明刊本、清初刊本和历代稿本、抄本。比如《四库全书》，原藏于文渊阁，修成于乾隆四十六年，计3503种、79337卷；再譬如《古今图书集成》，计有3套；每套5000册。所有的善本书，台湾当局已责令各图书馆拍摄成缩微胶卷，据《世界图书〉透露，共拍1.3万卷，600多万张。目前，这些价值连城的古籍图书收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
国民党逃离大陆之后，曾多次与美国、日本交涉，索回了原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和一些个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存在日本民间的图书。这些善本书更加充实了台湾各图书馆古籍的库藏量。
30多年来，台湾各界名流、学者相继要求将图书馆收藏的注意力转向海外，并成立“汉学资料”中心，搜集和影印日、欧、美所藏的中国善本古籍。
“孤本”种种
所谓“孤本”，就是世上仅存此一部的书。这类书有的虽曾刻印过，但已经绝版。如唐欧阳洵所辑、宋刻《艺文类聚》有的书成后，未刻印，只手抄存世。如明代的《永乐大典》，为解缙等人所编，因卷帙浩繁，付刻不易，当时只抄录正本贮里史(音成，即藏书室)。有的仅存手稿，如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京州府志备考》。如此等等。
总的来说，年代较久远，尤以明代以前为世所罕见而又具有相当的资料文物价值的书，其中有不少已成了孤本。
由于孤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为人所重。正因为如此，有的人不惜假造“孤本”，如晋代张湛，就曾缀集一些旧书上的材料造出了一本《列子》，冒充“孤本”，还有的人千方百计骗取别人所藏孤本，以欺世盗利。如刘禺生的《世载堂杂亿》就载有这样一件可笑可鄙的事，杨守敬住在武昌的时候，藏有宋刻大观年间的《本草》一部，因为这书是孤本，价值昂贵，引得邻居柯逢时眼馋。一天，柯谎称可以高价代售，只希望先借他看一昼夜。
杨守敬同意了。柯逢时将书拿回家，动员全家人，一夜之间把书全抄了下来，第二天将书还给杨说：“这书并不珍贵，市场上已有刻本可见。”几个月后，书肆上果然有《本草》出售，杨这时才知道上了柯的当，因此，“恨之刺骨，至移家避道，终身不相见”。
与此相反的是近代藏书家丁福保的高风亮节值得称道，据郑逸梅老先生《艺坛百影》(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说：“丁爱藏书，凡他家藏的孤本、珍本，有耆宿借阅，他总是一一借出。解放后，他又将十余种孤本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还请侯哗华绘‘捐书图’，他自己撰记。”这种高风亮格是古来少有的。
袖珍本源于巾箱本
袖珍，愿意是可以放在袖内携带的小型东西，含有珍贵之意。现也用来。
泛指小型物品。袖珍本，即指版本较小的书籍。
早在汉、晋时期，我国就有了版本较小的书籍，叫做“巾箱本”。巾箱，是古代装头巾的小筐，书籍可以放在巾箱里边，可见其小。清乾隆期间，武英殿刻印“经史”，剩了很多小块木头，弃之可惜，乃仿古人巾箱之意。刻印武英殿袖珍本书《古香斋十种》。这就是袖珍本这个名词的由来。
古代的盗版书
“盗版书”即是未得到作者和原出版社的同意，私自将原书翻印。说起“盗版书”，倒不是今人所发明。浏览一下中国的古籍，我们的老祖宗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于这一行当。古人重视宋版书，所以常见的盗版方式是把元版书或明版书“版权页”上的“牌记”(也称之为“木记”)挖掉，重新刻上有宋代年号的“牌记”，内容则一字不改，让人误以为是宋版书，以便高价出售。
另一种常见的“盗版书”是擅自更改书名或作者，内容则改变不多，有的只字不改。元代刘应李编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是一部记载各种应酬的文字的书，有些类似现在的“应用文大全”。由于这类书籍实用性较强，因此销路颇好，于是不少书坊都争相盗版，他们有的采取乱改书名、卷数的办法，这部书原有145卷，现在流传的元刊本和明刊本，有的变成194卷，也有的改为98卷或134卷。书名有的改为《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也有简称《翰墨大全》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盗版书”，原因也很简单，无非是为了赚钱——从这一点上说，古今的“盗版书”大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