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909年后，洋纱开始大量输入高阳，满足了织布原料的供应，农民可以省去纺纱的麻烦，专心织布。同时，铁轮机也经高阳旅外人士传入县内，使织布的生产工具发生重大变革。于是有的农民开始用铁轮机和洋纱仿织进口宽面洋布，拿到高阳城内和保定销售，一年下来可获利200余吊铜钱。而当时农业雇工全年工资只有20吊。织布业的丰厚收入，使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一行业。高阳很快发展成为手工织布业中心。一战前夕，高阳有布机2500-3700台，其中80％-90％是铁轮机，全年产布约50万匹，用大车运销北京、南官、辛集、东光等地。产品以本色粗布为大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高阳手织业的兴盛时期。大战开始后，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口洋布骤然减少，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国内工商业，呈现空前的兴旺，城乡购买力也相对提高。这给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这时高阳的织布技术也日见进步，土布品种增多。除白粗布外，爱国布、电光布、被面布以及其他细布。条子布等，都曾风行一时。市场销售上，布价远高于纱价，且供不应求，使高阳织布业出现第一次兴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在棉纺织业方面的扩张，日商在华纱厂大肆扩充动力织机。织机数由1920年的不足1万台增加到1924年的2.9万余台，4年间增加了2倍多，而且大多数出品是白布，使高阳遭遇沉重打击而日趋不振。同时国内由于军阀混战，蒙古独立，市场销售大受影响。此外还受到山东潍县布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高阳不得不另谋出路，转而发展条格布、染色布的生产。这两种布逐渐成为高阳出品大宗。同时，1921年后，人造丝开始被采用作为织布原料，与棉纱交织，生产罗纹布、霞缎等提花布。到1925年，高阳已有提花机800余台。这样，高阳织布业渡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萧条期。
1926年起，国内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出口贸易增长，尤其是这一年人造丝浆经法的发明，给高阳织布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人造丝浆经法俗称“浆蔗”，是将人造丝浸入胶水及油类等液体中，然后取出晾干，使其质地坚韧，做经纱时不致因摩擦商断头。从而可以用纯人造丝织造提花布。这种人造丝提花布因最先由天津明生织工厂倡织，而由庆华厂经售，取名“华明葛”。华明葛鲜艳夺目，赛似真丝织品，而价钱不贵，很受消费者的欢迎，浆棘法很快传入高阳，导致了高阳织布业的第二次兴盛。
在1926-1929年第二次兴盛时期，农民纷纷购买提花机，甚至卖掉平面机，改买提花机。因此导致这一时期提花机和提花布产量的大幅度增加，每年出产的人造丝提花布达60万匹。
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历史说明，棉纺织的兴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生产技术的不断革命和进步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
定县织布业的兴起，比高阳略早。大约在光绪初年，定县农村手织业开始有剩余产品向外地运销。1892年，销往西北的定县土布达60万匹。1890年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布店的日益增多，定县土布输出不断扩大。1900年，京汉铁路通到了定县西关，大大便利了土布的输出。4年后，外运土布增加到100万匹。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以后又延展到归绥，使定县土布外销获得了更大的便利条件。1915年，定县输往西北的土布增加到400万匹，达到最高峰。
铁路运输便利了定县土布外销，但对进口洋布也有同样的便利条件。正当定县土布利用铁路运输大量销往口外时，洋商也在倾销洋布。英商仁记、日商三井在张家口、库伦乃至各蒙旗都设有分行和推销处，争夺定县土布的销路。1916年后，定布输出量急剧下降，到1921年已不足120万匹。这样，刚刚发展起来的定县土布业，在中途被洋布阻断了。
定县是重要的产棉区，农村自给型的手工棉纺织业早已十分普遍。转为商品生产以后，手纺纱一直在土布用纱中占有相当比例。据1931年调查，全县6.6万余农户中，还有43％的家庭从事手工纺纱，共产纱96万余斤。全县出产的七种土布中，除产量很小的一种细布全用机纱外，其余6种都只用机纱作经纱，甚至有的经、纬全用土纱。估计机纱只占该县土布用纱量的三分之一。而土纱占到三分之二。在外销兴旺时期，除全部消纳本县土纱外，还曾从邻近的无极、晋县等地输入手纺纱。这和高阳很早就全用洋纱、机纱织制土布的情形是不同的。另外，织机的更新换代也不如高阳迅捷和彻底。当高阳已用铁轮机取代飞梭机，并开始使用改良提花机时，定县还是以老式投梭机为主。直到1932年，飞梭机和铁轮机才基本上取代老式投梭机。十分明显，当定县手织业正在迅速发展而尚未完成手工生产工具的改革时，就被洋货压抑了。但因为它是棉产区，农家老弱，不计边际报酬，利用自产或本地产棉花，自纺自织，或专纺专织，顽强地进行土布商品生产。据1932年对该县3个村的调查，专纺纱的671人，专织布的530人，纺纱兼织布的109人。另有527人专为织布作准备或准备兼织布。正因为如此，虽然定县土布产量自1916年后急剧下降，但并未完全消失，到1933年，定县土布产量尚有162万余匹。
宝坻与天津接壤，地势低洼，经常闹灾，宝坻的手工织布业就是由一个叫永善堂的赈灾慈善机构倡导发展起来的。民国初年(1912年)宝坻的很多乡民曾在天津的一所工艺学校学习使用改良织机织布。就在这时，河北与热河之间开辟了一条新的交通线。宝坻正位于这条交通线上。给宝坻土布销往热河提供了运输上的极大便利。1923年，宝坻的土布生产达到高峰，当时全县有10649家农产从事手工织布业，共有织机11387台，运销境外的土布达460万匹。
宝坻土布业发展和兴盛的时间很短。1923年后即开始衰退。衰退的原因既有政治和社会的，也有生产者本身的。后者主要是在土布市场走俏时，不但不注意质量的改进，反而普遍掺杂，减少单位面积内经、纬纱的数量，导致宝坻土布质量和信誉下降，结果失去了市场。
山东潍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着名土布中心。1899年青岛的开埠通商，1904年胶济铁路的建成通车和1914年一战的爆发，是促成潍县手工织布业兴起的主要因素。1920年后，潍县专制铁轮机工厂的设立，更在直接促进该地手工织布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潍县有铁轮机生产厂11家，年产铁轮机7000台。工厂时常以赊销方式把织机卖给当地织户，使潍县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手工织布业中心。
潍县在一战前，只能生产农家自用的窄幅小布。从1914年开始使用铁轮机生产改良土布，由于就近得到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充足供应，发展很快。在高峰期，全县有15万人从事土布生产，有铁轮机10万台，年产土布1000万匹。随着土布业的发展，土布的规格也逐渐提高，织布用纱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6-20支纱提高到20世纪20年代的32-42支纱。土布品种除原色布外，花布和染色布的比重也不断增加。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南通、海门一带，是近代南方最着名的手织业中心。通海土布生产历史悠久，但主要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采用机纱以后。20世纪20年代以前，出产的土布以“尺套”(即1尺宽，2丈长1匹的窄幅白坯布)为大宗，销售市场主要是关外和苏北、南京等地。市场不同，土布的规格、质量和贩运的布商行帮也有差异。前者称“关庄布”，后者称“县京庄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关庄布业就此全部停顿。南通土布生产遭受严重打击。关于南通的土布生产规模，据1933年的调查，全县有织户6.3万余户，织机8.3万台，共生产各种土布300余万匹。
东北是关内土布的重要销售市场。据统计，关内棉织物销售，东北占26％。每年销往东北的土布达10万担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以后又成立伪“满洲国”，对销往东北的关内土布征以高额关税。原来土布一包征税4元，伪“满洲国”成立后，土布“人口税”提高到9元多。在这种情况下，销往东北的土布大幅度下降。1929年大连港进口土布3.7万担，1931年减至1.6万担；江浙销往东北的土布原来每月达1万包左右，1933年减少到2000包。关内土布生产由此遭受严重打击，各手织业中心，如河北高阳、定县、玉田、清丰，江苏南通、常熟等的土布业，明显衰落。
商阳的土布生产，1929年达到高峰，1931年后急剧下降。1932年的土布和人造丝产量分别比1928年下降了75％和80％。虽然生产者极力增加花色品种，棉布推出中山呢、人字呢、阴阳格、西服格、床单、线毯等品种；人造丝推出春绸、纺绸、亮绸、宫丝缎、雁翎绸、印花绸、双丝葛、国华绨等新品种，以扩大市场销路，仍然无法扭转衰落的总趋势。
宝坻土布业由于质量下降，1923年后已呈衰退趋势。“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丧失东北市场，衰退进一步加剧。宝坻高峰期外销的460万匹土布中，400万匹运往东北和热河。1933年，伪“满洲国”对宝坻土布每包征收的进口税高达银洋17.55元，宽城又每包加征印花税4元。在重税之下，这年宝坻运往东北及热河的土布减到70余万匹。
南通土布业的遭遇和宝坻大致相同。“九·一八”事变前，南通每年销往东北的“关庄布”达300万匹，相当于南通土布外销总量的60％。光绪中叶最高曾达640万匹(16万包)。此后由于日货竞争和税收等原因，不断下降，民国初年尚有10万余包(400余万匹)。到“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对南通“关庄布”不断提高进口税，每包由6元至8元，又至10元，16元。“关庄布”的销数大减，到1933年仅3.3万余包，即130余万匹。生产者和贩运商，虽然调整生产，增加花色品种，开辟江浙市场，但仍然无法弥补因东北沦陷而造成的市场损失，恢复往日产销两旺的局面。
手工织布厂和包买商制度
随着洋纱、机纱取代土纱、土布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一些地区土布业中心的形成，传统手工织布业的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织布厂和包买主制度。
甲午战争前，一些地区的地方官吏和民间人士已经办起了手工织布厂，用洋纱织制土布。甲午战争后，广东、湖北、四川等地都有关于手工织布厂的记载。这些织布厂规模大小不等，一般有织工数十人。既有女工，也有男工，他们大多按尺或匹领取计件工资。
进入20世纪，手工织布厂的分布更广，遍及各省，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一带已有手工织布厂100余家，天津25家，广州、重庆、江阴、常熟、福州等地都有数量不等的织布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机器纺纱业进入“黄金时期”，各地新成立的手工织布厂如雨后春笋。1914-1920年，天津新设手工织布厂41家、织机895台，福州新设12家，都比以前增加1倍；重庆新设21家，比以前增加2倍。广东佛山，一战爆发后一段短时间内，新建的织布厂即达六七十家，到1920年前后，共有手工织布厂130余家。沈阳在1914-1915年间，新建的织布厂也有100.余家。营口的建厂高峰是1917-1918年，当时以织布为生者不下万人。据1933年的一项调查，12省55个大中城市共有手工织布厂2281家，织机27430台。这时手织业已走向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厂数量当更大。
不仅城市，县以下的乡镇和村落，有许多也都办起了手工织布厂。河北宝坻，在1915、1916年间，一些小康农家，都自行开厂织布，各有织机五台十台不等。并有专用商标，以别于邻家产品。江苏常熟、无锡、江阴、太仓、靖江、如皋等县，都办起了数量不等的手工织布厂。常熟1903年开始有手工织布厂，以后逐渐增多，到1919年，已有布厂31家，铁轮机、提花机、平纹机总数超过3000台，织工达4800人。同期的江阴有手工织布厂50家。湖南平江等县，民国初年(1912年)，随着机纱和铁轮机的采用，织布业逐渐由家庭副业扩大为工厂生产。长沙、湘潭、邵阳、芷江、洪江等县，都有手工织厂的设立，到1921年“已极发达”。江西各地生产“爱国布”的手工织布厂也为数不少。先是南昌首建布厂，接着吉水、抚州、建昌、饶州等地纷纷仿效。各有手工布厂两三家不等。每家备有织机，少则10台，多则30台。安徽芜湖在一战后期，城乡“织布机坊”更是多达700余家。各种土布花样翻新，远近行销。该县布匹向由外省运人，现在不仅外货无几，而且本地所产土布尚能发销外地。广西南宁在一战期间，也先后设立了两家手工织布厂，分别有飞梭布机80架和150架，织工来自桂林和湖南，两厂每月产布3200余匹。
各地手织布的技术装备参差不齐。一战期间，多数布厂已开始使用铁轮机，少数布厂还备有改良提花机。个别布厂开始由人力织机向电力织机过渡。20世纪20年代后，改用电力织机的手工织布厂逐渐增多。但总的来说，电力织机的比重仍然很低。绝大多数织布厂还是那种使用人力机乃至旧式木机的家庭式小厂。1929年重庆约100家织布厂，有铁轮机1758台，木机2294台。木机数大大超过铁轮机。1933年成都730家布厂的5000台织机，也大都是木机。天津的328家布厂中，1／4是雇工不到10人的小厂，辽宁营口的87家布厂，只有织机1200台；新民259家布厂，拥有的织机不足1000台，都是全部使用人力机的小厂。
手工织布业中的包买商制度，也是20世纪初新出现的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所谓包买商制度，就是布商向织户发放棉纱，收取布匹，按布匹数量付给工资，将原来独立的手工织布者纳入商业资本的支配之下。在北方，这种形式从商人方面说，称之为“撤机子”；从织户方面说，称之为“织手工”；在南方则称之为“放机”。
包买商制度主要流行于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浙江平湖、硖石，广西郁林，河北高阳、宝坻，山东潍县，山西平遥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