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国而言，伴随着语言同化进程的是低等语言变体的不断失却。如果“英语加X”的形象代言人是发自内心地支持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化，这个结果恐怕是有悖于他们的初衷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立法政策比起唯英语立法危害更严重，首先它受到了自由主义者和语言多样性倡导者的广泛支持，再者“英语加X”的问题在于少数族裔的语言（比如西班牙语）在这个本质上单语的国家通常被界定为需要“学习”的外国语，而且最终逃不过“被遗忘”的命运。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只有通过给予体制援助和社会认同，才能使少数族裔语言和语言少数族裔合法化，那么，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至少对美国而言，就是通过双文化—双语的项目来提升他们全面的双语读写能力。遗憾的是，美国的双语教育立法终究抵挡不过惟英语和反双语教育强大的势力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综上所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重要因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义务；英式法制理念，统治者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作为新教文化的首要理念，英语，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于美国的核心位置，无数的美国人认为正是英语使美国人有了共同之处，也正是英语使美国人和别国人民区别开来。但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英语的重要地位以及唯英语立法的实质内容受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的新浪潮提升了拉美裔语言和亚洲语言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尤其是西班牙语有形成美国第二语言之势，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拉美裔化的倾向；一是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多文化主义实质上是反欧洲文明。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多文化主义运动是“反对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单文化霸权，因为这一单文化霸权普遍排斥其他种族的理念……这一运动反对狭隘欧洲中心论的关于美国的民主、文化和特性的理念”（Early 1995：58）。
它基本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否定“全国一社群”概念，攻击“文化同质论”的基调和立场对英语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尽管这样，这些挑战还不足以扭转美国语言政策和语言立法的主导倾向，美国语言立法的唯英语导向，尽管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目的是相同的、整个的过程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英语的地位，进而进一步强化盎格鲁民族主义对外族的同化，巩固美国主流文化的绝对权威和优势。从殖民时期开始的美国语言歧视主义理念和语言排斥方针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进展、甚至新时期的挑战而停止其延伸和拓展的脚步，相反，其理论观点和意识形态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体现在四个方面：（1）《双语教育法案》的废除有效地缩小了美国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赖以生存的和发展的空间，有效地维护和加强了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对于双语主义和多语主义进行否定和排斥的后续斗争从未停止过。（2）和被视为非法“民族权力”（ethnic entitlement）的反歧视运动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3）那些所谓的“非标准的语言变体”（nonstandard varieties of English），诸如非裔美国英语（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和墨西哥裔奇卡诺英语（Chicano English）一直没有取得在美国翻身的机会。（4 ）美国联播政府通过《美国土著语言法案》似乎给奄奄一息的原住民的语言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唯英语运动强大的逆流使这一希望称为泡影，也清除了美国原住民语言的生存空间和繁衍可能，甚至摧毁了挽救和维护濒临灭亡的原住民语言的最主要的途径。因此，无论在美国的宪法里写上一条或不写上一条英语是美国的官方语言都无关紧要，在美国，英语的官方地位是无需争辩的事实。因而，由英语作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事实所引发的语言问题、教育问题和民族问题将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即便联邦政府最终有机会将官方英语写入美国的宪法，却起不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一些附带的语言问题仍然难获解决，其中包括选择哪一种英语变体作为标准英语；如今受到联邦立法保护的美洲印第安语将何去何从；听觉障碍的群体所使用种类繁杂的语言（包括美式手语）的命运将如何呢？
虽然这些问题从未脱离过美国人关注的视线，但是联邦层面的唯英语立法不仅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毫无助益，反而会加剧这些问题解决的难度。
希夫曼认为美国语言政策的特征是“隐藏在同化目的之下的表象上的放任自流”（1995：17）。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边界一个仅有1500名常住居民的塞尼所（El Cenizo）小市镇的语言现状体现了美国语言政策的这一不稳定性特征。1999年8月塞尼所市政官员宣布西班牙语为自治市官方语言，同时他们宣布任何协助边界巡逻员拘押非法移民的市政雇员将被解雇（Schiller 1999：1A）。市议会的各项例会和其他官方职能将采用西班牙语，市镇通告将使用西班牙语，其中四十八小时之内的公告将提供英语翻译。为了和联邦以及州的规定保持一致，法规条例的出台将采用英语，但之后会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正如所料，这些规定一出台，攻击性邮件和死亡威胁纷至沓来。随即塞尼所的市长拉斐尔·罗德里格斯（Rafael Rodriguez）发表声明表示他在公开的场合很少使用英语，以上关于西班牙语使用的规定将按部就班地实施，在这个方面他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此言一出，他便受到了来自英语主流社会的威胁，称要“置他于死地并焚烧市政大楼”（Schiller 1999：1A）。英语主流群体对这个事件的如此强烈的反应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些法规的出台严重地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和利益。美国英语组织华盛顿地区的发言人蒂姆·舒尔茨（Tim Schultz）曾指出：“我们曾经预言美国会由于语言的分歧而走向文化的断层，我们也预料到终归有一天我们不得不中途放弃语言集中居住的强令，只是我们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Schiller 1999：1A）。毕竟，作为一个近几年才刚刚通了水电的贫困的边界小镇，塞尼所能形成“全民讲西班牙语”的语言大气候已经实属不易了，它紧接着通过立法来明确规定西班牙语的官方语言地位的这一举动确实在美国语言学界掀起了不小的骚动。可见，美国英语组织所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对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通常是指标准语）实施保护的语言政策往往会引发其他语言或语言变体群体相当大的负面情绪。就塞尼所而言，政府选择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只是因为它是小镇每个居民都熟知的语言，市民政治参与度提高有赖于有效的语言交流，西班牙语便成为了促进语言交流最适宜的选择。因此，诸多的语言学家认为塞尼所小镇的语言政策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在他们看来有意义的语言政策是以改善政治文化参与为合法目的的，而不是以排挤他人为目的的。对美国英语组织而言，唯英语运动的鼓噪是多余的。美国大众唯一可以接受的语言政策是在美国公共领域和惟英语立场保持绝对一致的语言政策，政策影响下的美国民众的需求和感受，以及政策是否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有利则不再考虑的范围之内。正如大卫·科森（David Corson）所指出的那样：“可悲的是，美国的唯英语运动是一场脱离了美国现实的运动”（Gonzalez 2001：103-104）。
因此，美国语言立法的研究引发的思考是深远的。当我们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以“单语主义和语言统一”为特征的文化霸权主义有悖于民主和人权的基本理念，对人类文明构成的危害和弊端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带来的利益，简言之，它对于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整体文化的发展和繁衍、对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人类语言文化的自然生态的保护都是不利的。毕竟，文化多元化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征和基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是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前提，多语言多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社会文化资源，不应看成国家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阻碍。
在全球化进程中英语已经不再是美洲的问题也不再是欧洲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鉴于语言与人权、文化等人类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对由语言而引发的问题视而不见，相反，我们应该采用客观的方式来分析全球的语言状况，以便寻求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难以再生的资源。因此，如何捍卫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继续探讨的课题。
当下，语言立法和语言规划理论正在从“问题导向”向“资源导向”的规划观转变：把语言，特别是多语多言现象不再视为问题，而是视为文化资源来看待，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方言遗产的抢救等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语言的资源观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多语多言”是“语言问题”的错误观念。语言资源的意义在于语言管理。将语言视为资源并不是对语言带来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反之，通过对语言资源的掌握、利用和发展，可以防微杜渐，防止有关问题的产生。启用“语言管理”，可以借此消解某些已经产生社会语言问题。坚持“语言管理”，就是在“发展观”的指导下，紧密地监测、不断地调控、有计划地发展语言资源。这样，语言资源的利用、再产生和增长就会进入一个良性过程，语言带来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而语言资源的配置也越来越适应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需要。
总之，语言立法和语言政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问题解决策略和计划。面向未来，绝对不意味着忘记过去，只有充分地了解过去，我们才能制定出切实的、符合未来发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