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其他理论模式
（1）偏差行为理论
偏差行为不是指社会角色地位在安排和运作上的缺陷，而是指社会成员的行为偏离了某地位所规定的角色行为，违反了社会所期望的规范。偏离行为理论将社会问题的研究重点放在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偏差行为的系统以及对偏差行为的社会控制方面。
对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偏差行为的办法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不完全是因为价值冲突的结果，而是社会提供给人的机会不均等，使得一部分人通过合法途径可以顺利达到目标，而另一部分人却不能，只好参与偏差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偏差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不恰当的社会化的结果。
（2）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认为，社会问题就是对违反社会规范或社会期望的行为、意识所产生的社会反应。当个人或某种社会状况被贴上“有问题”或“偏差”的标签，就会导致人类关系的重新组合，往往促成更多的“问题与偏差”。一个曾经犯过罪的人，出狱后如果被原生活环境的人们贴上“犯罪”的标签，很难获得一般的工作机会，最终为了生计只有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不仅要改变定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某些原本贴上“社会问题”标签的人与状况，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而且还要为那些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化的人或状况，除去社会问题的标签。
二、社会问题形成的一般原因
1．自然环境的变化
近代工业化和都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产生冲突。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优化生活、延长寿命等方面，取得了难以想像的成就，但正是这些成就使人类的认识进入了误区。
人类的科学价值观发生了偏差，人们把科学技术与自然界对立起来，不是首先用科学技术来认识自然，然后遵循客观规律，运用科学技术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在管好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提高人类的物质文化水平，而是盲目地把科学技术作为侵占、掠夺自然的武器。人造的文化世界靠剥削自然界而繁荣，它们之间不是互相协调，而是相互对立。
如果人类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在生产出愈来愈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继续听任自然资源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失衡问题和人口问题的恶化而得不到控制，那么势必导致局部甚至整个生物圈结构和功能的破坏，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出现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引发社会问题。
2．社会条件的变化
社会条件分必要条件与助长条件，导致社会问题发生的必要条件一般表现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由于中国几十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传统社会中的不平衡、不同步产生的社会问题，并不因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社会的转化而立即消失，仍遗留在转型社会中，因此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同步因素的积聚沉淀，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社会问题。在目前的转型期，新旧社会因素同时存在，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社会失调。由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集团等其间新旧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转轨传统社会及社会缓慢发展的时期，必然产生较多的社会问题。例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价格、税收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改革不同步，由此进行的社会资源重新组合和分配，给腐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产生权力行政制度的真空。社会条件的变更，直接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
3．价值观念的变化
社会问题是客观的，但它只有得到多数人的共识和社会认定，才有可能被当作社会问题对待并加以解决，因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是社会问题形成的一般原因。价值观念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万千事物和各类现象的价值进行认识评价，决定取舍时所指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价值观念是思想意识的核心，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面对不断发展与进步的社会事实，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由此导致对社会问题认识的不断变迁。
三、当代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代社会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
1．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过程
工业化惊人地改变着生产与生活方式，使生产不断增长，生产率日益提高，非农业人口比重大大增长，城市人口剧烈增加。城市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城市化汇集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拥有先进的科技以及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具有“空间聚集效应”，为社会化生产提供必要的与充分的条件，从而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欧美的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带动而发展的，在那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孪生姐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非如此。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注重发展工业，工业化水平逐年提高，但作为城市化的动力尚不充分。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旧有的临时居住区和拥挤的贸易区不断扩大，不同群体之间交往几乎不存在。因此，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来的大量问题层出不穷。这种畸形的城市化道路带来了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的问题，给本国乃至世界的进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2．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作为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的一种方式，其运作以来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实施这一新的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变化，优化配置资源，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但无须讳言，市场经济的追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导致了人们过分看重个人利益而淡漠社会利益和公共责任；市场经济的不充分性会促发一些不义之徒不惜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手段来取胜；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客观上为各种道德行为的沉沦和腐败思想文化的侵入提供了条件。
3．新旧体制交替的冲突
转型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新旧体制同时存在并发生作用，使整个社会都带有新旧体制交替的矛盾性和冲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这种矛盾与冲突。雷洪教授认为，这种矛盾与冲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原有的、旧的社会规范将要和正在被废除、中止；改革的、新的社会规范将要和正在制定、颁布或试行，但新的社会规范尚不完善，其间使社会某些方面出现规范真空，人们只能依照各自的理解、利益及其他因素各行其是，从而导致社会失调。二是某些原有的、旧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废除、中止，某些改革的、新的社会规范已经部分建立、颁布，其间一些领域、某些方面和工作的相关规范中新、旧规范并存和正在交替，但新、旧规范交替的方式不明确、不具体，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
4．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工具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往往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对社会发展起着定向的作用。大众传播使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逐步减少；信息以更快地速度传播，传播工具对人的思想行为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但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良莠不齐，有的媒体片面追求商业利益，违背人的本性，宣传不健康的思想，社会风气极易被破坏，社会问题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
5．偏差行为
偏差行为与个人社会化过程有直接关系。个人在所属的初级群体学习社会规范，如果这个群体的行为模式偏离社会期望，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学会偏差行为，而解决偏差行为的方法是再社会化。通过改变再社会化对象原有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让他们接受社会规定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四、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问题
1．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
（1）经济根源
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有机体，其中经济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一，经济再生产落后。经济发展起点低：和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直到1950年才真正步入现代经济发展时期，比前者晚了100～150年。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各工业化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均在200～250美元，而中国1950年人均GNP 不过50美元，到1985 也仅为310美元，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1810美元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1996 年中国人均GNP 为5569元人民币，仍处于人均收入8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总的说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十分低下，国民财富仍比较有限。发展不平衡日渐突出：1979～1995年的17年间，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之比为12.8∶9.3∶8.7。速度差异的积累使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1995 年各地区GDP 之比为57.7∶27.2∶14 。其中东部为西部的4.12 倍。与此同时，城乡差距也日渐扩大，1996 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39 元，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26元的2.6倍。考虑到城乡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的较大差距，城乡差别实际上比单纯的收入大得多。
第二，人口再生产失衡。人口数量过剩：中国在20 世纪50 年代，人口增长进入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幅度最高，增长最快的阶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 年全国人口已达122389 万，占世界人口22％ 左右。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合理承载量。在人口增长的惯性运动下，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生产发展过剩的矛盾尖锐起来。有限的固定资产规模已不足以满足吸纳劳动力增长的需要。人口素质低下：1995 年，中国15 岁以上文盲人口为1.5 亿，成人文盲率为16.48％ 。到1996 年，全国文盲率已下降到12％ 。全国文盲人口不断减少，公民文化素质有了普遍提高。然而，和发达国家已基本消灭文盲的情况相比，数以亿计的文盲半文盲对中国政治、经济、科学的发展仍是重大障碍。
第三，自然再生产出现危机。中国属于资源大国，但人均占有量却远在贫困线之下：人均矿产资源、耕地面积、水资源、森林蓄积量分别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1/2、1/5 、1/10 、1/4，且在不断下降。据中国科学院估算：1998年中国土地资源生产力的合理承载人口为9.5 亿，超载1.5 亿，2000 年土地资源生产力合理承载人口为11.6亿，超载约1.4 亿。此外，有限的资源分布也极不平衡，地区间土地生产力和资源承载力差异很大，其中条件较好的东部为225 人／平方公里。甘肃省的面积有两个江苏省大，然而绿地面积仅占该省总面积的4％ ，生存环境恶劣只能养活相当于江苏省1/10 的人口。
（2 ）体制根源
第一，政治体制根源。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严重滞后。权力下放过程中，由于相应的监督机制没有跟上，从而导致了权力运行失调的现象。权力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约束机制，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体系尚待发展。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亟待改革。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起步较晚，国家公务员制度刚刚建立，与党政职能分开、体现平等、公平、竞争、择优、注重效率、依法管理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利于一个优化、精干、廉洁的政府行政队伍的形成。基层政权建设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从原来经济、行政、社会组织三种功能的复合体，转变为协调农业生产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政组织。这一组织结构功能的转变，由于缺少配套的组织化、规范化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致使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导致部分农村地区从严密控制到放任自流，引发了当地社会秩序混乱的现象。
第二，经济体制根源。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影响仍然存在，权力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在某些领域中仍有相当的影响力。现有企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政府对企业的外部监督与管理和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与制约机制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证。体制转轨所带来的阵痛，如国有企业的不适应和失业现象不可避免。
（3）价值观根源
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体系建设面临一系列新问题。首先，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这和旧有价值观体系对社会个体利益的贬斥是矛盾的；其次，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实施，为社会注入了新的价值观要求；再次，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必然导致个体利益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产生。从社会整体协调运行的角度看，要求用法制去规范社会个体追求利益的行为，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这时旧有价值观体系不足以整合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
当前价值观体系建设中出现了暂时混乱及局部失序的现象。某些消极的旧价值观念使部分社会公众产生了不适应市场经济生活的现象。首先，由于长期受封闭落后自然经济的影响，等级特权、家长作风、裙带关系等封建道德观念仍然有所残存，这成为当前某些政府部门的个别领导为政不廉、以权压法、任人惟亲的思想根源。其次，因循守旧、不求进取、平均主义的思想与市场经济自主、自强、创业、竞争等新道德要求产生了尖锐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