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我还是没有找回自己的梦想。我很想狼狈地跑回去见老婆孩子，可是我不能这么空手回去，那样会被认为我这个男人很没用，我只能继续再苦苦地观望中。
为了生计，去酒吧再继续当歌手老板嫌我岁数大不要，可是除了唱歌我基本什么技能都不会。无奈，我只能像很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在餐馆端起了盘子，不求别的，有个住的地方和一日三餐就足矣。餐馆很小很破，老板是个新疆人，来这就餐的人也不多，所以我有很多闲暇的时光用来看书，恰好老板那有很多好书，老板的卧室在收银台后面的小屋，很是精致很整洁的屋子，桌子、床、电视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熟络起来，我才知道老板在大学期间很喜爱博览群书。与此同时，我还在老板卧室的墙上挂着的东西中，发现了一把布满灰尘的民谣吉他，我问老板这吉他还要不要？老板向我诉说了往事，老板说那是他大学期间追求一个女孩子特意买的吉他，女孩子没追求到，所以吉他一直带在身边，但是餐馆营业事情忙，已经好久没动那把吉他了，正准备把它卖了，因为老板已经结婚，妻子并不知道这把关于吉他的事情，老板还嘱咐我不能向老板娘透露此事。我说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吉他能借我在闲暇时玩一玩吗？老板很爽快地说，什么借不借，既然你喜欢就送给你了，反正卖了也不值几个钱。
于是，在端盘子的闲暇时光我都坐下来好好研究吉他，好好看书，在这期间我读大量的文史书籍，以及中外名著，毫不夸张地说我算是上了半个大学。
我的住处在餐馆附近的一个平房，是老板给我安顿的地方，房间不足10平米，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些洗漱用品，一把吉他，几本时常从老板卧室那拿来的书，除此再无其他。我在房间里贴上了老婆和儿子的照片，我时刻在想念他们。
有次我走在大街上，看到街头有个小伙子在弹吉他唱歌，围观的路人很多，听到路人为他鼓掌时，我眼睛不禁湿润了。于是我也产生了像那小伙子一样在路边卖唱的想法，不为别的，就为了路人的掌声，因为只有掌声还能麻痹我自己是个歌唱者和追梦者。
华灯初上，夜晚城市霓虹闪烁，我站在布达拉宫下远远注视着这座宫殿，一边弹起吉他一边吟唱我的梦想，围观我的游客中有小孩，小孩甚至可爱的把棒棒糖“奖励”给我，我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那是一种多么血肉之亲的联系啊，这种联系紧紧牵引着我。
很快，老板的餐馆生意越来越不好。有一天老板跟我说他要离开拉萨回新疆了，他说很欣赏我追逐梦想的勇气，让我再找份工作吧。走的那天我去送他，我第一次细细地观察了老板娘，人长得很好看，像极了我的一个童年伙伴。
失业的我找了几家工作后都不好，于是我一心一意地在布达拉宫山脚下卖唱，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每天我都能从吉他盒子里数出一百多块钱，遇着游客多的时候，能数出三四百。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在我正唱着齐秦《外面的世界》时，一个台湾人往我的吉他盒子里有礼貌地放进了十张百元大钞，我拿起了五张还给他，我说我的歌声顶多值五张，另外五张你给多了。台湾人笑笑，说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我生气了，我揎拳裸袖准备揍他，被他旁边的两个助理给制止了。这时候这个台湾人气定神闲地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了句：朋友，想在唱歌的路上有很好的发展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想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你的歌声远不止十张百元大钞。随后他看了看布达拉宫，转头就走了。
我仔细地看了一眼，名片上写着福茂唱片公司总经理，我突然想起来这不是那个《非常静距离》的主持人的老公的唱片公司吗？但是我并不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个骗子，不足以相信，但第二天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那台湾人打了电话。
半年后，我发了唱片，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上挤满了人，我在人群中搜索着，期待着。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见，发布会结束第二天我向总经理请了一天假回北京。
敲开家门，吴香芒已经脸上多了几丝皱纹，儿子也长高了很多，但沉默着没有叫我爸爸。
家里并没有我担心的那样多了一个陌生男人，但是少了很多家用电器，电视机和洗衣机都没了。我问妻子，妻子说为了补贴家用都卖了。我瞬间抱紧妻子哭了出来，可是香芒却推开了我，她让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过几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我说我实现梦想了，香芒你不高兴吗？她冷冷地说，都不重要的了。儿子不想跟你就让他跟我过，你发唱片的事我在公交车娱乐新闻上看到了，你忙完这一阵就回来办离婚手续吧。
我想不明白，梦想和家庭之间真的不能和谐并列吗？
儿子说了一句话：物是人非了。